劳动改造观点的产生，不是毫无凭据的，它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至达尔文的进化论。19世纪七八十年代，恩格斯在进化论的基础上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的意义。他认为，是劳动使类人猿的手、发音器官和脑髓变得自由和成熟。因而，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开篇指出，它（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6]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实践的成功，使其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被广泛应用和实践于各个领域。作为国家机器的监狱，当然绝不例外。不久，通过劳动改造罪犯的观点上升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1922年的苏俄刑法典规定刑罚的任务之一是以劳动改造实行感化，使违法者适应于共同生活的条件。“在刑事责任的第四阶段——对被判刑人执行刑罚（以及刑法的其他强制方法）过程中，教育活动是通过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是由执行刑罚的国家机关在公众的参加下组织和安排的），或者是通过社会影响和教育的形式来实现的。”[7]1924年的苏俄劳动改造法典第2条规定：“剥夺自由和不羁押的强制劳动都是为了一般地预防社会上不坚定分子犯罪和防止罪犯再犯新罪，而且必须同劳动改造的影响方法相结合。”继1924年之后，1933年，苏联又通过了第二个《苏俄劳动改造法典》；1969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制定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劳动改造立法纲要》，劳动改造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加强。
受苏联的影响，新中国确立了劳动改造罪犯的模式。1951年，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决议指出，劳动改造是改造罪犯的主要手段，劳动改造罪犯的目的是“三个为了”，[8]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劳动价值论。至此之后，劳动改造在我国的罪犯改造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教育改造至今仍然扮演着配角。这从当前在监狱系统推行的“5＋1＋1”改造模式中的“5天劳动，1天教育”中可见一斑。劳动改造罪犯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但是，时至今日，劳动改造的作用及其理论需要理性反思。(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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