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具有强制性，行政执法在一定情况下必须体现制裁性，这是由法律和行政执法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法律秩序的标志是“存在一种实施强制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以他们的活动证明服从法律的要求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必须的”。另一位社会学家管贝尔则认为“法律具有牙齿——万一需要就能咬人的牙齿，尽管它们不一定需要显露出来”。英国罗杰·科特威尔在引用了上述言论之后得出结论说：我们仍然假定法律必须要有可用以保证得到服从的各种制裁方法——具体类型的压力或诱因——假定法律构成一种强制性的，通常是被强制的秩序。[6]马克思主义并不讳言法律和行政执法的强制性，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发布各种适当的带有强制性的命令。”显而易见，没有法律和行政执法的强制性，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
但是，仅仅强调法律和行政执法的强制性、制裁性是不够的。尤其是在文明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行政执法都被注入了崭新的内容。根据笔者的研究，我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政府法治理论，其具体内容包括：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为人民服务、政府对人民负责及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逐步实现平等化这五个方面。关于政府与人民关系是否已经平等问题，目前国内法学界有一些争论，有的学者认为：人民从宪法上，从宏观角度看，应该是人民高于政府，人民控制政府；从行政法领域，从具体管理关系看，政府无疑高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7]也有的学者直接主张：“行政法是专门负责调整公民与政府，在日常行政管理领域中相互关系的部门法，理应以肯定、设立并保障实现两者之间的平等的法律关系为其宗旨。”同时，该文又承认目前社会上客观存在于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不平等身份和地位”[8]。
笔者不同意把行政法律关系简单地、笼统地设定为“平等法律关系”，这种提法，会抹煞行政法律关系的基本特点，特别是会抹煞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明显差别。但是确实应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公民关系存在着平等化发展趋向，首先我们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本原则出发，确认政府和公民在适用法律上平等；同时要看到在实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政府与公民之间正在朝平等化方向发展。在行政执法领域，执法手段和执法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执法者与执法对象之间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猫鼠关系”。在现代文明社会情况大多如此。英国一位消费者协会官员在谈论食品卫生执法时说：“我们双方都要同一样东西——适当地供应食品。这就是我们的愿望，同样也是他们的愿望。”执法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来源于市场经济，来源于实际生活，来源于人民的赋予，因此现代行政执法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手段，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的服务。法学界人士早就指出：“法律是充满活力的，……一旦社会中每一种关系都成为可以以敌对形式出现的法律关系，社会粘合剂就会干涸，社会冲力就会萎缩。”(www.xing528.com)
邓小平同志曾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提出了“管理就是服务”的思想，江泽民同志在表彰济南交通警察先进事迹时题词为“严格执法，文明服务”。他们都强调把严格执法同文明服务两者有机的统一起来。严格管理和执法并不是管理者、执法者成天板起脸训人，或者对行政相对人动辄得咎，更不是滥用权力，刁难群众，而是在不少情况下，把严格执法同满腔热情的服务结合起来。例如，报载合肥车辆管理所仅有二十四名干警，管理着全市各种机动车辆六万多台，驾驶人员十多万人。他们的原则是：不该办的事不办，给“好处”也不办；能办的事马上办，能一次办成的事绝不让人再跑第二趟。对于年审、换牌等工作量大的业务，他们通过清档、摸底、登记造册、分组划分，深入车辆单位办理。这个所因而被群众誉为“贴心所”“服务所”。从这个例子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执法、管理、服务是一致的。其实，我们的许多执法机关，都有这个特点，例如海关、出入境部门、商检部门、卫生检疫部门等，无不既是严格执法的场所，又是文明服务的窗口，是两种职能水乳交融的管理机构。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应把文明执法作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基本要求提出来，使之体现为新时期执法的一个崭新特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