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起源与理论基石

一般说来,我们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以便与诸如原始基督教意义上的古代社会主义相区别,同时又将它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以便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现代“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

关于“现代社会主义”,恩格斯曾经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用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而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主义”同一切新的学说一样,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从理论形式上看,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46]。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杰出代表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常常最尖锐、最无情地抨击按照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但却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同样将社会弊病的消除视为“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对他们而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是“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也就是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自觉地“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而出现的,他们仍然停留于对“理性”“正义”等启蒙学者所提出的抽象原则的幻想当中:“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而不幸的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它们的“独特形式”是由这些创始人的“主观知性”“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冲突”的办法只能是“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47]。

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之所以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这一表述,意在强调:在这一学说公开问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乎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至于为什么要在某些场合有选择地分别使用这两个术语来指称他们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有过明确的说明:(1)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说,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的,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48];(2)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到,当《宣言》出版时,之所以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仅仅是因为,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指的是“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而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49]。

其次,无论是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来指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其初始的含义上指的仅仅是一种“学说”,而尚未直接作为一种现成可以遵循的社会发展道路,更未获得后来分配给它们的、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含义^[50]。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也有过多次明确的论述:(1)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问世的重要文献之一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写道,“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51];(2)恩格斯晚年在系统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过程时,也特别强调,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52]。

以上的术语澄清工作表明:我们一方面不必拘泥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后来用来指称这一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名词的区分,而把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留下的所有理论工作和经典文献都看作是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牢牢记住,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语境中始终是作为“学说”和“理论”的面目出现的,而尚未获得“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所获得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含义。

不过,对后一方面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要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做一种人为割裂。相反,这一强调恰恰是为了在坚持这种必要“分离”的同时突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正是这一有机联系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成为“科学”,因而也应当被恰当地看作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这一首要原则,用恩格斯的话说,即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53];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即是:“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54](www.xing528.com)

但是,所谓把理论“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就“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作出“一般表述”,这并非是一件易与之事。除了在实践上以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日益明显的阶级冲突为基本前提外,在理论上还须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必要条件。因此,如果我们笼统地说,“现代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冲突在思想上、在头脑中自觉不自觉的反映的话,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建基于马克思在历史观领域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之上的、对“现存的阶级斗争”即“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实证描述^[55]。

因此,如果撇开社会历史运动的实践的方面不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也就是作为这一思想之理论基石的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这个过程做了简明扼要的回顾:(1)1842—1843年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从《莱茵报》编辑部退出之后,1844年《德法年鉴》时期,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对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1844年4—8月,以及1845年春,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研究所得到的“总的结果”即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著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经典表述;(4)1845年春恩格斯也移居布鲁塞尔,与马克思进行第二次合作,“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其成果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5)1847—1848年马克思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以及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标志着以马克思命名的新的历史观的公开问世^[56]。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马克思本人的上述回顾和恩格斯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以及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英文版序言”的相关叙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创立的关节点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产生为标志,而应当明确地界定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二次会面之前:“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57]

之所以在这里着重强调这一似乎是书写人物传记时才应当去关心的历史细节问题,首先当然是为了反对自阿尔都塞提出所谓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总问题的断裂”以来广为传布的所谓“多重马克思”流行意见。如果我们确乎可以信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同一件事情的大致相同的回忆的话,那么就有充分理由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久负盛名的所谓“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经典表述”,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对1845年春与恩格斯再次会面之前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已然获得的研究结果的回忆和重述罢了,而今天保留下来的马克思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过,我们在此并不仅限于消极地指认所谓“青年马克思”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在思想观点上的内在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接下来具体探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核心观念及其当代意义时,应当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给予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所谓成熟著作同样的关注。也就是说,在我们看来,不仅唯物史观的创立,而且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已经初具规模。

如果我们确实可以把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关节点锚定在1845年春天与恩格斯会面之前的话,那么便可以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本质重要的环节:(1)在与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的批判的脱离中发现作为历史的真正基础的“物质生活关系”领域;(2)进而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的研究即在对“物质生活关系”领域的“解剖”中创立完备的唯物史观。换句话说,在意识形态批判(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面向现代社会现实(市民社会)的过程就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正起源,而这一批判过程中所获得的初始成果即唯物史观是其“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