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据学的兴起：近世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发现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西学的大量输入与新学的逐渐兴起，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冯友兰于1937年论及史学界的趋势时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和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们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这是对近世中国史学趋势的概括。我们若考察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其实对待古代典籍及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度也存在信古、疑古和释古的三种趋势。在宋代以前，学者们的信古曾达到痴迷的程度，把儒家经典奉为神圣，而于其他古籍——包括其中的神话传说，均信以为真。他们也释古，是以信古的态度去发掘经典的微言大义，或作章句的训诂注释。古代学者并不怀疑或不敢怀疑典籍或儒家学说的真伪，也不去追索所述事实的矛盾的议论依据。他们如果立论著书，则是对圣贤之训或诸家之说的阐发，而引以为据的均为未经检核的古史古事，甚至是荒诞的神话传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里说：“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虞夏之文可知也。”在撰著《史记》时，他也注重搜集资料，甚至实地考察，关于五帝、老子及先秦人物的记述留下存疑的意见，却未进一步去考信。东汉学者王充在经学极盛的时代，认为“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又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他有疑经疑古的思想，但未认真去考实根核。北齐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里，对古代词语、名物和典籍有所考证，表现出求真的精神。然而在古代像王充和颜之推这样的学者毕竟极为罕见。中国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巨大变化是始于北宋时期的。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盛行，追溯其渊源则始于北宋。近世胡适认为：“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的《通鉴考异》、赵明诚的《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并不‘把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据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的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了，才运用他们的稍加训练纪律的常识，用证据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据学的来源。”傅斯年追溯新史学——史料学的渊源认为：“当时（宋代）史学最发达，《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即成于是时，最有贡献而趋于新史学方面的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是为代表，前者所引之书多达数百种折中于两种不同材料而权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发现之材料以考订古事，自此始脱去八代以来专究史法之学的窠臼而专注于史料之搜集、类比、剪裁，皆今新史学之所有事业也。”胡适和傅斯年认定中国考据学兴起于北宋，它为近三百年考据学之发创：这是中国学术史的重大发现。

考据学的兴起是以北宋嘉祐八年（1063）欧阳修完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为标志的。此著考释与研究古代钟鼎彝器文字与墓志碑刻文字，属于金石学。清代是中国金石学的最盛时期，而追溯此学的渊源则始于欧阳修。宋人蔡絛记述金石学之兴云：

虞夏而降，制器尚象，著焉后世。由汉武帝汾阳得宝鼎，因更其年元。而宣布于扶风得鼎，款识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及后和帝时，窦宪勒燕然还，有南单于者遗宪仲山甫古鼎，有铭，而宪遂上之。凡此数者，咸见诸史记可彰灼者。殆魏晋六朝隋唐，亦数数言获古鼎器。梁刘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皆错金字；然在上者初不以为事。独国朝来，寖乃珍重，始则有刘原父侍读公为之倡，而成于欧阳忠公。

刘敞字原父，曾得先秦彝鼎数十之铭文释读，以考古代制度。欧阳修与刘敞是好友，受其影响而搜集金石碑刻拓片。他与刘敞书简云：“余家所藏《集古录》，尝得故许子春为余言：‘集聚多失，此物理也，不若举其要，著为一书，谓可传久。’余深以其言为然。昨在汝阴闲居，遂为《集古录目》，方得八九十篇，不徒如许之说，又因得与史传相参验：证见史家阙失甚多。”欧阳修不仅好古收藏，而且重在对金石文字的考释，纠正史籍记载之失误，借以求史事的真实。他关于石鼓文的考释是极重要的一篇考古论文。石鼓是在唐代初年出土的十块鼓形石，上刻籀文（大篆）四言诗，每鼓十首为一组。关于刻石的时代，唐代张怀瓘、韦应物、韩愈都以为是周宣王时的遗物。欧阳修记述了石鼓出土以来的情况，对唐人之说提出三点怀疑意见，但肯定其文字为大篆，这为后来学者考定其时代为秦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线索。古器物与墓志碑刻，凡见于史籍记载者，欧阳修皆采取实物与史籍相互参验的方法，辨析了诸多史籍之失。战国时秦昭襄王诅楚怀王之罪于神之刻石为《秦祀巫咸神文》，俗称《诅楚文》，其文字今存。欧阳修将石刻文字的内容与《史记》关于秦国与楚国的记载相比较，考定为所诅的对象是楚国顷襄王熊横。《后汉太尉张宽碑》与《后汉书·张宽传》所记张宽的仕历有异，欧阳修进行比较：“碑云‘大将军以礼胁命拜侍御史，迁梁令，三府并用博士征，皆不就。司录校尉举其有道，公车征拜议郎司徒长史。’而传但云：‘大将军辟，五迁司徒长史。’今据碑文止四迁尔，博士未尝拜也。”关于汉献帝逊位的时间，欧阳修据《魏受禅碑》与各种史籍的记载，以碑文证史籍之误。《集古录跋尾》中如上述以出土实物资料证史籍记载的缺失与讹误之例甚多。近世王国维谈到研究古史采用的二重证据法说：“吾辈至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我们若读了《集古录跋尾》，不难见到此种二重证据法，早在欧阳修已经使用了。在欧阳修考证金石文字的影响下，吕大临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完成《考古图》十卷，《续考古图》五卷。他谈到此著的缘起时说：“汉承秦火之余，上视三代，如更昼夜，梦觉之变，虽遗编断简，仅存二三。然世态迁移，人亡书残，不复想见先王之绪余，至人声欬。不意千百年后，尊彝鼎敦之器，犹出于山岩屋壁，田亩墟墓间，形制文字，且非近世可能知，况能知所用乎……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寖盈卷轴，尚病窽綮未能深考。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追三代之遗风，以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他研究古鼎器物的目的在于补正经传和辨正诸儒之误，因其博览群书，故其考证甚为精审。北宋后期王黼的《重修宣和博古图》三十卷，于每器物有总叙，再列图详考。宣和本为北宋殿名，内藏青铜器极富。蔡絛说：“太上皇帝（宋徽宗）即位，宪章古始，眇然追唐虞之思，因大崇尚。及大观初，乃仿公麟《考古》（李公麟《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其礼器，则已五百有几……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物，非特殊盖亦不收。至宣和后，则咸蒙录，且累至万余。”王黼为宋徽宗的亲信重臣，曾为宣和殿学士。他在《宣和博古图》的基础上进行增修和考证。北宋学者关于青铜器铭文及墓志石刻文字的考证为历史文献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应是中国考据学的典范著作。最初司马光编著《通志》八卷为战国至秦末的编年史，表奏于朝廷，英宗皇帝甚为重视，于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由司马光继续编撰，参加者有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历时十九年，至元丰七年（1084）完成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神宗皇帝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凡遇到某史事有疑难问题存在者，随时考证，留下札记，因成《资治通鉴考异》。此著考证史事异同而辨其正误，计引书二百余家，此外又博采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资料，以求史事的真实，因而被誉为“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在这部著作中，诸多条史事辨析皆是谨严的考证论文，例如卷一“慎靓王二年（前319）魏惠王薨，子襄王立”，辨惠王的卒年引用《史记》《春秋后序》《古书纪年篇》《魏世家注》《世本》，计三百八十字。卷一“（汉高祖）欲使太子系黥布，太子客使吕释之夜见吕后”，辨司马迁所记汉高祖听四位高士之言而立太子，证以《汉书》以为皆非事实，计八百三十四字。卷十一圣历元年（698）“二月狄仁杰劝太后如庐陵王，吉顼说张易之、昌宗”，关于立庐陵王之事，引用《狄梁公传》《谈宾录》《御史台记》《新唐书·狄仁杰传》《朝野佥载》，采众之可信者存之，计一千一百三十余字。卷十三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张九龄谋诛安禄山”，在比较《玄宗实录》《肃宗实录》《安禄山事迹》《西齐录》《旧唐书·张九龄传》《新唐书·张九龄传》诸记载之后，采用《玄宗实录》所记，计一千一百四十四字。卷十四天宝十四年（755）“丙午颜杲卿杀李钦溱、擒高邈、何千年，河北十郡皆归朝廷”，比较《河洛春秋》《颜杲卿传》《肃宗实录》《玄宗实录》《唐历》《颜氏行状》诸记载之后，以《玄宗实录》和《肃宗实录》所记为实，计二千六百四十字。卷十六上元二年（761）“又杀朝清（史思明之子）”，辨《肃宗实录》及《蓟江纪乱》记事之误，以《河洛春秋》与《新唐书》所记为实，计四千五百三十九字。以上的考证弘博精审，实前所未有。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与范祖禹通信，谈到编纂处理史事之疑难问题的方法说：

若彼此年月事亦有相违戾不同者，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云证验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

司马光所谈到的处理史事疑难问题的方法，也是他在《资治通鉴考异》里所采用的考证方法，我们可以概括为四种：

（一）比较史料。某史事在诸家记载不同，选择合情理者为准。

（二）推断事理。某史事在诸家记载甚为矛盾，则以推断其事之理以作为定论。

（三）疑者两存。某史事出现不同的记述，或无确证的情形下，采取存疑的方式处理。(https://www.xing528.com)

（四）鉴择杂史。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具传闻性质，其中所记之事真伪混杂，经鉴别后可使用以作为佐证。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留下的札记，考辨了众多史传及各种杂书记载史事的真伪，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杰作，体现了谨严的求真精神。

北宋至和元年（1054）仁宗皇帝诏欧阳修重修《唐书》。欧阳修编纂本纪、志、表，宋祁编纂列传，于嘉祐五年（1060）完成，计二百五十卷。欧阳修又私自重修《五代史》。他以正统观念，严遵史法，特重体例，使《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具有超越旧史的成就，但关于史事的记述，则无《资治通鉴》之严密，以致存在一些问题。徐无党曾从欧阳修学习古文辞，于皇祐中登进士第。他甚具史才，为《新五代史》作注释，阐明其中所体现的史法，并对一些史事作了补充和考证。《新五代史》无志、表，欧阳修特作《司天考》和《职方考》，但此两考仅是关于天文现象和地理疆域的考证结果的记述，略去了考证的过程。徐无党的一些考证是翔实而精深的。关于周世宗征南唐的年代，徐无党考订为后周显德二年（955）。十国之中的楚、闽、东汉三国的存在年代，诸家之说颇异，徐无党的考证文字达一千三百余字，采取史料比较法和统计法，对楚、闽、东汉的年次的考证极为确切。同时的年轻学者吴缜也是长于史才的。宋人王明清于《挥麈后录》卷二记述：“嘉祐中诏宋景文、欧阳修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请于文忠（欧阳修），愿预属官之未，上书文忠，言甚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逮夫《新书》之成，乃从其间指摘瑕疵，为《纠谬》一书。至元祐中，缜游宦蹉跎，老为郡守，与《五代史纂误》俱刊行之。”吴缜希望参加重修《唐书》的工作，在遭到欧阳修拒绝后，甚为气愤，待《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问世后，他专门指摘它们的错误，完成《新唐书纠谬》二十卷和《五代史纂误》三卷（辑本）。此两著在校勘与考证方面均为典范之作，故得到朝廷的赏识。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云：

史才之难尚矣，游、夏（子游、子夏）圣门之弟，而不能赞《春秋》一辞。自秦汉迄今千余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蔚宗者，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言，而传之无穷，然终于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修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议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所尝记者，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燦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

吴缜对古代史学家的著作以为皆存在谬戾与错误，在感到史才之难时，力求考证历史真实，使之成为信史。他的仕宦并不如意，沉沦于州县，图书条件甚差，因而在指摘《新唐书》之谬误时，仅据该书所记事实进行比较以发现问题，尤其因欧阳修与宋祁的分工而造成纪、表、志与传在记事方面的矛盾，遂发现各类严重失实的记载。他将它们归纳为二十门，计四百余事，分别加以考订。吴缜对于史事极为熟悉，善于发现记载之误，以推理方式考辨史事，有理有据。例如卷一辨李吉甫谋讨刘辟事计九百六十字；卷三辨郑作相时事之不实处计九百五十字，并列表以示；卷十辨苏味道与刘锡传之误计二千零四十字：这些都是很好的考证论文。《五代史纂误》原为五卷，辨讹误二百余事，清代四库馆臣辑得一百一十四事，分为三卷。在北宋考据风尚的影响下，出现了徐无党和吴缜这样杰出的年轻学者，他们关于史事的考证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他们的史才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北宋庆历以来学者们在求真精神的引导下，从儒家经典的产生与流传过程的考察，怀疑其作者及其与儒家的关系，否定儒家经典的神圣性。他们进而以史料学的研究方法考辨尚古神话传说，探求中国历史的真正起点。只有学术思想的解放，才可能以求真的精神对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诸多学术问题做细密的谨严的研究。欧阳修、刘敞、刘恕、司马光、刘攽、徐无党、吕大临、吴缜等学者对儒学经典、历史事实、金石碑刻的考辨，其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

（一）发现记载相异的事实，或不明确的事实，并不预先作出假设，而是广泛搜集证据，并以新发现的史料考订古事，又旁采小说杂史，力求资料的完备。

（二）对记载之事实进行考证，比较诸家记载的异同，排比事实，或进行数据的分析统计，或作文献的校勘，采用合理的细密的研究程序。

（三）从事实的情理对考证之事实进行推论，以求得定论，难以为定论者则存疑，或两说并存。

我们若将北宋学者和清代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相比较，不难见到他们存在共同的特点，即重证求真的细密考据。这表明由北宋疑古思潮推动下兴起的考据学，使中国学术进入了一个求真的时代，亦标志着一种纯学术风尚的兴起。求真的精神与纯学术的风尚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它在20世纪初兴起的国学运动中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