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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风残月:青楼与中国文化中的妓女职责

时间:2023-08-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实际上,妓女兼有呈身和献艺的双重职责,并非将卖淫视作唯一的职业。从语源学角度来看,娼妓虽有呈身献艺双重职能,从事歌舞伎艺的表演乃是她们的第一职业。从中国妓女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妓女从呈身献艺到专门卖淫,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妓女,可以分为宫妓、家妓、官妓、市妓和私妓数种,她们的性质、职能、素养的不同,在呈身和献艺两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情形。

晓风残月:青楼与中国文化中的妓女职责

“妓女”又称“倡女”,也可合称“娼妓”。人们一提起妓女,就会想到那些浓妆艳抹,搔首弄姿,以出卖色相和肉体谋生的淫娃荡妇。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对娼妓作出如此定义:“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的,是为娼妓。”实际上,妓女兼有呈身和献艺的双重职责,并非将卖淫视作唯一的职业。

娼妓原指从事歌舞等伎艺的艺人。古代“娼”与“倡”通。《说文》有“倡”字而没有“娼”字,曰:“倡,乐也。”宋丁度《集韵》解释:“倡,乐也,或从女。”倡不分男女,娼则专指女艺人。梁顾野王《玉篇》始有“娼”字,曰:“娼,女易也。”《说文》释“女易”说:“放也,一曰淫戏。”“妓”与“伎”通,魏张楫《埤苍》释“妓”为“美女”,隋陆法言《切音员》则说:“妓,女乐也。”从语源学角度来看,娼妓虽有呈身献艺双重职能,从事歌舞伎艺的表演乃是她们的第一职业。

从中国妓女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妓女从呈身献艺到专门卖淫,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国的妓女由帝王宫廷中的女乐,贵族官僚家庭中的声妓和供军士工商治游的女闾、营妓演变而来,她们中一部分人实际上是歌舞戏曲演员或兼擅歌舞伎艺的人。当然,其中也有专供男性作为发泄性欲工具的妓女,就是那些擅长歌舞伎艺的妓女也不免要向官僚贵族、富豪巨绅呈身甚至卖淫。清初废除官妓后,市井私娼多不娴技艺,便成了专业的卖淫者。

中国古代的妓女,可以分为宫妓、家妓、官妓、市妓和私妓数种,她们的性质、职能、素养的不同,在呈身和献艺两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情形。

专供天子诸候宫中娱乐和宫妓是中国最早的娼妓。宫妓产生于奴隶社会。当时从战争中俘获的奴隶,男子从事劳作,妇女从事服务性工作。其中姿色出众、擅长歌舞的女奴隶则被选作女乐、倡优,以满足奴隶主娱乐的泄欲的需要。据史籍记载,夏商时期已有大量宫妓,“昔者(夏)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1]“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官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戳。”[2]宫妓以献艺为主,但她们在表演歌舞伎艺的时候,有向皇帝献身的机会,甚至能受到皇帝的宠幸。如李夫人出生于故倡之家,其兄李延年精通音律,能歌善舞,被武帝任为协律都尉。有一天,李延年为武帝演唱新创作的歌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武帝叹息道:“世上难道果真有倾国倾城的美人吗?”李延年奏道:“臣有一妹,姿容绝代。”武帝便宣召延年之妹入宫,果然容貌无匹,而且歌舞精妙,于是深得武帝恩宠,被立为夫人。更有宫妓成为皇后的,如赵飞燕本是长安宫人,后被赐给阳阿公主充当舞妓,练就绝妙的舞姿。汉武帝私幸阳阿公主府,看到赵飞燕的歌舞表演,十分赞赏,便将她召入宫中,不久立为皇后。

宫妓能够向皇帝献身,在封建社会中被认为是极其荣耀的事情,也是她们摆脱奴隶身分,上升到贵族阶层的唯一途径。然而历代帝王身边,宫女成千上万,若想得到皇帝的宠幸,机会是微乎其微。于是有些宫人想方设法引起皇帝注意,以获取献身的机会。汉元帝即位后,下令刷选天下美女入宫,让画工把美女的形貌描绘下来,元帝每天看画挑选伴宿的人选。有的宫女就贿赂画工,把自己的容貌画得漂亮些,能让元帝看中。绝代佳人王昭君因不愿贿赂画工,被点坏图象,从而打入冷宫。晋武帝后宫佳丽近万人,他经常坐上羊车任意走,羊停在哪一间寝宫门口,他就在哪一间寝宫留宿。有些宫女为求宠幸,就在路上泼洒盐水,门口插上竹叶,引诱羊车停下。

女子一旦被选入宫中,就成为皇帝的奴隶,丧失了与其他男性交往的权利和自由。成千上万个宫女中,能受皇帝幸召的仅是少数,而能得到皇帝恩宠彻底改变奴婢地位的更是极少数。大多数宫女被禁锁在深宫,只能忍受着孤独的煎熬,眼看着青春流逝,红颜变老。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这首《行宫》,唱出了历代多少宫女的凄凉和寂寞。即使一度受到恩宠的宫妓,也常因色衰爱弛而受冷落,只能象班姬那样发出团扇见弃之叹。李夫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她说:“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受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3]这也是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剧。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帝王君主都占有大量宫妓供他们寻欢作乐,于是上行下效,整个统治阶层,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士大夫富豪,也在家中蓄养了一定数量的歌姬舞女,这类私家妓女称之为家妓。现知最早的家妓,是晋悼公在公元前562年赐给魏绛的八名女乐。汉代蓄养家妓蔚然成风,“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至数十人。”[4]此风在魏晋南北朝尤盛,“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5]当时蓄养家妓,不仅是那些权贵富豪满足感官享受的需要,而且成为他们夸耀权势和财富的手段。如西晋首富石崇,侍人美艳者数千人,“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萦金为凤冠之钗,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象凤凰之形。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又筛沈水之香如尘末,布致象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踪,即赐珍珠百粒。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轻弱。乃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粒珍珠。”[6]

唐宋之后,蓄养家妓之风延绵不断,且从社会上层蔓延到中下层,士大夫蓄养家妓更为普遍。如唐代元载有“婢仆曳罗绮者一百余人”[7],其中有个宠妓薛瑶英,“玉质香肌,善歌舞,唯杨炎及贾至与载善得见。”[8]杨炎有《赠元载歌妓》诗云:“雪面淡眉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山翘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贾至也作《赠薛瑶英》云:“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成帝,虚筑避风台。”由此可见,家妓与宫妓一样,必须美姿容、善歌舞。总的说来,唐代以后私钅兹人蓄妓的规模和排场不及魏晋南北朝,但也有相当奢华的,如宋代宰相张钅兹有歌舞妓数百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记载张钅兹家宴盛况曰:“张钅兹宴客牡丹会。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发未?’答云:‘巳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座。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伎数十,首戴牡丹,衣领皆绣如其色,歌昔日所作牡丹词,进酌而退。前后花与伎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者数百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恍然若仙游。”

元明清三代私人蓄妓不如唐宋普遍,然而在明代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思想的开放,私人蓄妓有复兴的势头。当时士大夫普遍养有家乐班子,王九思和康海因依附刘瑾而被罢归后,不惜“费重资购乐”,“挟声伎酣饮”,汤显祖解组还乡,就“自掐檀痕教小伶”,邹迪光卜筑惠锡之下,征歌度曲,极园亭歌舞之胜。王锡爵晚年以家乐自娱,尤推重汤显祖《牡丹亭》,“先令家乐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沈璟辞官后与顾大典“并蓄声伎”,“放情词曲”。此外,公安袁氏兄弟、何良俊、李开光、阮大铖、祁止祥、徐餽、屠隆等名士皆有家乐。这些家乐除了演习歌舞,扮演戏剧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梁辰鱼所作《浣纱记》,风靡一时。梁辰鱼到青浦拜访县令屠隆,屠隆便令家乐搬演《浣纱记》。每到得意处,梁辰鱼就浮一大白。然演至《围猎》一出,有词曰:“摆开摆开摆摆开。”屠隆大呼:“是何恶语,应受罚。”令手下强灌梁辰鱼一大碗预先准备好的氵夸水,梁大吐委顿而去。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了崇祯二年他带领家乐在金山寺演剧的情形:“余道镇江往衮,移舟过金山寺,已二鼓矣。经龙王堂,入大殿,……余呼小仆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

家妓与宫妓一样,主要从事艺术训练和表演,同时也向主人献身。在封建家庭中,妇女的名分有妻、妾、家妓和婢女。妾和婢女有明确的区别,妾是良民,通过婚姻关系进入某一家庭;婢则是专门从事家务的奴仆。妾在主人面前是奴才,在婢女面前则成了主人。《红楼梦》对赵姨娘的描写,形象地表现了封建家庭中妾的地位。家妓的地位介于妾和婢女之间,她们大多是通过买卖契约关系进入家庭,其职责是通过伎艺取悦主人,并从事接待宾客、唱曲佐酒等服务,一般不做粗重的家务。然而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家妓与主人发生性关系,为主人生儿育女后,就被纳为妾。也有受主人宠爱,未生儿女被纳为妾的。所以家妓也常称为“侍妾”、“姬妾”、“爱妾”。有些家妓是从婢女中选拔出来加以训练后充当的,所以她们有时仍被称为“婢”或“爱婢”。如白居易《小庭亦有月》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诗末自注云:“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也。”臧获指奴婢,菱角、谷儿、红绡、紫绡都是从婢女中选拔出来的家妓。白居易晚年曾专门买进谢好好、商玲珑教习婢女歌舞。

家妓作为主人的私有财产,完全丧失了人格尊严,更谈不上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她们只能供主人的玩弄和役使,不可能象市井娼妓那样“实行性的乱交”。翾风是石崇的爱婢,以姿态见美,精解音律。石崇经常对她说:“吾百年后,当以汝为殉。”翾风也只得表示,“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9]元载不让宠姬薛瑶英接待客人。只有至交杨炎和贾至才能见到她。石崇、元载将家妓视作禁脔,不许他人染指。家妓若与其他男性发生关系,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唐代武功业的爱妾步非烟与比邻赵象私通,为女奴告发,武公业侦伺得其奸情,将非烟缚在大柱上,鞭楚血流而死。[10]杨绘出家妓宴客,荆南府学教授胡师文乘着酒兴狎侮家妓。杨绘妻自屏后视之,大以为耻,“叱妓入,挞于屏后”[11]。家主禁止家妓与他人交通,并非要她们坚守贞节,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维护主人的尊严。因此,只要主人高兴,就可以随意把家妓赠送给别人,《本事诗》载:“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撰。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於席上赋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晹。’李因以妓赠之。《本事词》载:“杨都尉震有十姬,皆丽色,而粉儿尤胜。一日,招詹天游宴,悉出佐觞,天游独属意粉儿。饮酣,口占《浣溪纱》赠之云:‘淡淡青山两点春。娇羞一点口儿樱。一梭儿玉一窝云。白藕香中见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个也消魂。’杨即以粉儿赠之,且曰:‘使天游真个销魂。’真风流豪爽人也。”这种被封建文人视作“风流豪爽”的韵事,实际上是对家妓人格的肆意践踏。家妓身不由己地被赠送,或被转卖、交换,让她们侍奉不同的主人,固然谈不上贞节,然与市井倡妇的乱交也不相同。

封建统治者出于经济政治目的,由官府开设和经营向全社会开放的妓院,在官营妓院从事卖淫业的妓女称之为官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国就出现了官妓,《战国策·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清褚人获《坚瓠集续集》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女闾本指妇女的居处,此借称集中在女闾中的妓女。管子创设女闾,一方面是增加国家租税,另一方面是满足社会各阶层人士性欲的需求。战国时燕太子丹为招揽人才,吸引游士,特地挑选一批美貌的女子在旅馆招待过往的宾客。这样的旅馆也可说是官营妓院,只是带有更明显的政治色彩。汉武帝时,为满足长年征战四方军士的性欲需求,在军营专设妓院,那些随军妓女就称为“营妓”。官妓兴盛于唐宋,当时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和军镇都没有妓院。李白《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所咏之妓,系水军所设之营妓。《北里志》载杨汝士出镇东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开家宴庆贺,营妓咸集,各人赏红绫一匹。杨汝士作《贺筵占赠营妓》记事。杨汝士所召营妓为军镇之妓。李频有《闻金吾妓唱梁州》诗,说明唐代禁军也设有营妓。杜牧《不饮赠官妓》则是为汀州官妓而作。宋代习惯于把地方官妓也称作“营妓”,因而在诗词文章、小说笔记中有大量关于营妓的记载。《本事词》载:“宿州营妓张温卿,色艺冠时,见者无不心醉。沈子山为狱椽,最留情焉。”“子瞻守杭时,毛泽民为法曹,公以众人遇之。泽民与营妓琼芳善”,上述二营妓,实则为地方官妓。官妓制度于明宣德年间遭禁革,大批官妓转化成为市妓。

地方官妓的主要职责是应召到官府“当番承应”,也叫“应官身”。每逢节日,官妓要在官府举行的各种仪式上表演歌舞。新旧长官到任离去,官妓必须迎送。官员聚饮或招待过往宾客,也时常传唤官妓演出歌舞佐酒助兴。唐代的官妓,除了表演歌舞伎艺,还有向地方军事行政长官献身的义务。宋代则严厉禁止官吏宿娼,官妓当番承应,只限于歌舞佐酒,不准私荐枕席。《委巷丛谈》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南宋时天台营妓严蕊被怀疑与郡守唐与正有染,系狱月余,备受棰楚[12]。官妓除了应官身,还可以接待文士、商人、市民,向他们提供声色服务,若两情相悦,便陪宿献身。与宫妓、家妓相比,官妓的性生活比较开放。

宋代以后,因朝廷禁止官吏宿娼,官妓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和市妓合流。市妓是随着都市商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活跃于市井的入籍妓女。所谓入籍妓女,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经过注册,持有执照,公开经营的妓女。市妓兴起于唐代,《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片戋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唐代市妓佐酒和卖淫为主,有时也表演歌舞技艺。市妓与嫖客的关系,纯粹是商业性的买卖关系,召之即来,呼之即去,不象宫妓、家妓和官妓,对主人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白居易《花非花》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所咏即为来去无踪影的市妓。宋元两代,都市经济有长足发展,市民队伍迅速扩大,市妓也有相应的发展,在汴京、杭州等地出现了大量的瓦舍勾栏。瓦舍亦称“瓦子”、“瓦肆”、“瓦市”,是艺伎集中演出的游艺场所。吴自牧《梦梁录》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瓦舍的范围大小不等,其中有表演各种伎艺的勾栏。勾栏原是栏干的意思,用栏干围成一座演艺场所,后来就习称勾栏,也称勾肆。北宋汴京瓦舍数目众多,规模也很大,其中桑家瓦子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可容纳数千人。南宋杭州瓦舍更为发达,据《梦梁录》统计,杭州城内外共有瓦舍十七处,《南宋市肆记》说“自南瓦至龙山瓦,凡二十三瓦。”瓦舍所演的伎艺,有小唱、嘌唱、傀儡戏、讲史、小说、杂剧、影戏、诸宫调、商谜、合生、说诨话、说三分等。演员中有不少是妓女,如“小倡: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宋代市妓还聚集在茶肆酒楼,《东京梦华录》载:“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门首红桅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齧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买欢,则多往其居。……大抵酒肆饮酒,在人出著如何,只如食次,谓之下汤水,其钱少,止百钱五千者,谓之小分下酒。若命妓,则此辈多是虚驾骄贵,索唤高价细食,全要出著经惯,不被所侮也。如煮酒,或有先索到十瓶,逐旋开饮,少顷只饮五六瓶佳者,其余退回,亦是搜弊之一诀。”酒家有陪酒女郎斩客,设色房卖淫,原来都有“祖传秘方”。茶坊也是如此,同书说:“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火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茶坊历来是三教九流杂处之地,也是市妓出没的场所。然而,市妓最集中的地区,还是在平康诸坊,周密《武林旧事》说:“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巷、后市街、荐桥,皆群花所居之地。……莫不靓妆迎门,争囉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在妓院集中的平康坊,市妓们倚门卖笑,把繁华的杭州变成了销金窝。

元代地方官妓与市妓逐渐融合,市妓在宋代的规模上有所扩大。元代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戏曲演员,市妓是其中的主体。夏庭芝《青楼集志》云:“我朝混一区宇,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青楼集》所录一百多名女艺人,都是活跃在勾栏瓦肆的姣姣者。那些在青楼妓院、茶馆酒楼拉客谋生的妓女,更是队伍庞大,花样繁多。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北京以卖淫为生的妓女有二万五千名。此书还详述了杭州市妓的情况:

在其他街上有妓女,人数之多,简直使我不便冒昧报告出来,她们麋集在方形市场附近——这是妓女们平时居住的地方——而且,在城里的每个角落,都有她们寄迹的行踪。她们浓装艳服,香气袭人,住在陈设华丽的住所,还有许多女仆跟随左右。这种女人,拉客的手段十分高明,献媚卖俏,施展出千媚百态,去迎合各种嫖客的心理。游客们只要一亲芳泽,就会陷入她们的迷魂阵中。弄得如痴如醉,销魂荡魄,听任摆布,流连忘返。

明代废除地方官妓,为市妓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谢肇氵制《五杂俎》说:“今时(万历)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明代娼妓遍布天下,而以金陵为最盛,《五杂俎》说:“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妓哉!”余怀《板桥杂记》也记载了晚明金陵青楼之繁荣:

金陵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连云;宗室王孙,翩翩裘马;以及乌衣子弟,湖海游宾,靡不挟弹吹箫,经过赵李。每开筵宴,则传呼乐籍,罗绮芬芳,行酒纠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园也。(www.xing528.com)

从以上所引材料看,宋代以来的市妓,可分为在瓦肆勾栏演艺的勾栏妓和在青楼妓院、茶馆酒楼拉客卖淫的平康妓两类。勾栏妓是从事戏剧、歌舞和曲艺演出的专业演员,一般不出卖肉体,她们中不少人有丈夫家庭,更不能随意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元代刘婆惜是乐人李四的妻子,以滑稽歌舞著称于时,因与抚州推官之子交好,受到丈夫的阻止,便相谐私奔。事情败露后,遭杖责[13]。平康妓虽也歌舞佐酒,却以献媚卖笑、呈身陪宿作为主要业务。

随着市妓的兴盛,有些良家妇女由于各种原因堕落风尘,她们未入乐籍,便成为私妓,或称作暗娼。私妓盛于明代,《五杂俎》说:“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牣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段话说明,私妓的产生和兴盛,与废除官妓制度紧密相关。及至清代雍正年间废除乐籍,私妓日趋繁荣,形成一统花界的局面。私妓中少数人来自上层家庭,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色艺双修”,成为高级艺妓;大部分则出身于普通家庭,未曾接受歌舞伎艺的训练,成为专靠卖淫为生的低级色妓。关于色妓的生活和经营方式,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作了极其形象生动的描绘:

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皮巴盩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者,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口,有侦伺者向巷门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尽,茶馆黑魆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

综观中国妓女发展的历史,宫妓、官妓和家妓兼有呈身献艺双重职责,其中有些是专业演员,她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市妓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私妓则更沦落为满足嫖客性欲的工具,逐渐丧失了中国妓女原有的文化意蕴,成为寄生于社会机体上的毒瘤。

【注释】

[1]《管子·轻重甲》

[2]刘向《说苑》。

[3]《汉书·孝武李夫人传》

[4]《汉书·贡禹传》

[5]裴子野《宋略》

[6]王子年《拾遗记》。

[7]《旧唐书·元载传》

[8]《全唐诗》杨炎《赠元载歌妓》附注引《杜阳杂编》。

[9]冯梦龙《情史》

[10]皇敷枚《飞烟传》

[11]魏泰《东川笔录》

[12]周密《齐东野语》

[13]夏庭芝《青楼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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