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学案：史学原理与历史事实的关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荫麟仓促南下，在天目山小住，为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冬间，一度到长沙临时大学。此后回东莞短期居住，1938年夏初到香港，和陈寅恪等乘海轮自越南入云南，仍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和哲学两系教授。

张荫麟抵达昆明后，住在吴晗家中。吴家时常高朋满座，被戏称为“陋巷小沙龙”。这时吴晗将《中国史纲》长编成稿已经发表的部分誊录，张荫麟见到此稿，非常高兴，立即为《中国史纲》补撰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及长篇自序，这就是现今所见《中国史纲》的全貌。

《中国史纲》的“自序”初稿应该写作于1938年下半年，1940年以《通史方法略论》为题在《益世报·史学》上提前发表，这可谓张荫麟在西南联大时最重要的成果。此后他继续修订，将选择通史史实的标准由五种增加至六种，同时说明编年史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厘清统贯史实的程序。可惜天不假年，修正尚未完成，最后以遗著《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8期。这篇论文修改时间长达四年之久，学生李埏称这不仅是张荫麟写作通史时遵循的纲领，也是他治史的总则。徐规则回忆称，张荫麟原计划将《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论历史哲学》《论历史科学》《近代西洋哲学之趋势》（后两篇为译作）四篇论文整合成书稿，题为《通史原理》。其中《论历史哲学》即《论传统历史哲学》一文，也以遗著形式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9期，其初稿则曾在1933年《国风》杂志上发表。另外两篇译文分别译自英国史家J.A.Froude和R.H.Cretton的作品，皆在生前发表。

《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指出，判断史实重要程度有六个标准，即新异性的标准、决定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和现状渊源的标准，较“自序”多了“决定性的标准”。许冠三认为这是自司马迁以来“困扰中国新旧史家二千多年的书事义理问题，至此乃有一深切而允当的现代回答”。而张荫麟自谦称，这六标准不是由他新创，而是“过去一切历史家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地、系统地采用的”。选出重要的历史片断之后，如何将之贯穿成有秩序的通史作品，是张荫麟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他比较推崇时间的秩序，即编年的体裁，虽然最原始、最粗浅，但最客观、最少问题，可打下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时间的秩序不能弄清史实间的一切关系，在时间的秩序基础上，还需要认识因果、循环、演化、矛盾发展和定向发展等五种秩序，这五种秩序并没有高下之分，是任何通史应当兼顾并容的。(www.xing528.com)

这五种秩序中，强调矛盾发展和定向发展的秩序，是界定唯物史观的主要标志。其弟子李埏就指出，“自序”初问世时，史学界所受影响很大，尤其是一般有志于史学的青年，为“自序”的新颖理论和进步思想所吸引，争相传诵。但张荫麟也强调各种秩序兼用，也无法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论传统历史哲学》抨击了各种先验的历史哲学，比如黑格尔的目的史观因偏重主观意志而显得问题重重。张荫麟又反对“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关系”的教条公式，去世之前四个月又发表《论中西文化差异》，指出不能只根据《共产党宣言》去讲唯物史观，马克思晚年所著的《资本论》已经放弃了前述观点，认为无产者的存在和海外市场的需求都是英国产生资本主义的动力，蒸汽机的发明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论中西文化差异》同样批判地吸收地理决定论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地理环境所助成的文化发生史上的差异，研究比较文化的人不容忽视，因此中西文化有内陆农业文化与海洋贸易文化的区别；另一方面则指出环境并非一切，史家同样不该将地理决定论理论化。

张荫麟认为，对于史家而言，判断某种理论成立与否，应该用历史事实来检验，“苟与事实不符，则其所依据一切理论上之演绎俱无当也”。而且史家只有寻觅到秩序开始时的偶然史实，才最终尽到解释之责，换言之，各种秩序的发生，都具有偶然性。其说显然不承认有历史规律的存在，实际就否认了各种目的史观或先验的历史哲学，始终坚持经验主义的史学立场。因此历史解释中，张荫麟坚持认为贯穿史材最好的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而不是现成的史观，求之于现成的史观只是不得已而思其次。至于有学者声称张荫麟自认《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也为译作，则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