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而《诺福克岛法案》同时也赋予岛上居民成立执行委员会的权利，这就播下了双方无休无止恶意争吵的种子。这个执行委员会主要由查尔斯·蔡斯·雷·诺布斯领导，他是族长之孙、弗莱彻·克里斯蒂安·诺布斯与苏珊·坎塔尔之子。查尔斯·诺布斯出生在诺福克岛，那时皮特凯恩岛民到达诺福克岛才三年。他是诺福克岛上极少数在大陆接受过教育的人，当时就读于帕拉马特的国王学校（King’s School），最后一年表现完美，还是学校足球队的首发队员之一。毕业后进入新南威尔士银行，23岁即升任麦夸里港的代理会计师，他于1882年辞去职位回到家乡诺福克岛。
1883年，诺布斯被任命为诺福克岛合作社（Norfolk Island Cooperative Society）经理，四年之后清算破产，又自己开了一家商店。诺布斯与新西兰出生的艾格尼丝·艾伦结婚后，在郎里奇建了一栋结实的房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诺布斯非常珍视自己的贵族血统，将房子以想象中的曾祖父的爵位命名为“莫伊拉”（Moira），意为莫伊拉伯爵弗朗西斯·罗顿-黑斯廷。
执行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其中6名由行政长官提名，其余6名则每年由岛上全体成年居民选举产生。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顾问机构，但被赋予某些责任，比如道路维护、公共储备以及控制有毒野草等。诺布斯从1917年开始连续担任委员并3次担任主席。他很快就成为岛上的主要商务人才，据说曾一度拥有岛上三分之一的耕地，这些都是债务抵押品。1920年墨菲的行政长官职位由约翰·帕内尔中将接替，委员会与新任行政长官之间的关系相对较为平和。帕内尔已从军队工程师升任为邓特伦皇家军事学院院长（Royal Military College Duntroon）。他是无线电爱好者，在岛上开设了莫尔斯电码班和旗语班。让他尤为高兴的是，他架设了诺福克岛上第一条电话线，从金士顿至瀑布湾。[1]
然而，1924年帕内尔的继任者埃德温·利恩上校刚刚到达数周，政府部门就与委员会的民选成员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现年65岁、脾气暴躁、性格直率的诺布斯把自己看作是前皮特凯恩岛民权利的守护者，而利恩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最杰出的战士之一——则决定“按照法律”严格管理诺福克岛。56岁的利恩在布尔战争的战场上临危受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上尉军衔应征加入皇家空军。他参加了加里波利登陆战，战争末期在法国负责整个皇家空军的军械勤务。利恩在战报中5次受到提名表扬，被授予“大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2]和“比利时英勇十字勋章”（BelgianCroix de Guerre）。利恩的兄弟雷蒙德·利恩准将获得“战功十字勋章”（MilitaryCross）、“杰出军人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 and Bar）以及“法兰西英勇十字勋章”。据官方历史学家查尔斯·比恩（Charles Bean）说，他们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士家庭”[3]中的领军人物。
冲突不可避免，结果是两败俱伤。他俩属于不同的世界，最细微的怠慢都会被无限放大。譬如，在利恩到达诺福克岛之后不久的一次年度农产品展上，他拿出了政府大楼后花园里种植的品相极好的蔬菜来展览，但这些蔬菜并没有参加农产品比赛，而是挂上了“实物教学”的标牌供岛上居民参观学习。诺布斯和他的密友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故意羞辱。当利恩作为公诉人和首席治安官起诉麦克费尔家族从丰收节偷拿产品，并且拒绝对方上诉后，他们又一次被激怒了。
现在诺布斯每一次都与行政长官利恩针锋相对。而英国国教教士A.R.马丁用侮辱性的手势对利恩表示羞辱之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利恩给他写了一份言辞尖锐的信提醒说：“在过去的几周里，你一直对行政长官粗鲁无礼，今天（12月4日）在另外两位政府官员面前故伎重演，我已忍无可忍。我没有从你那里看到一个绅士对权威人士应有的尊重，你应该对此感到羞耻。行政长官坐在政府办公室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只不过是官员不可推卸的责任。你的行为是故意为之，你在有意冒犯我。我对你已经十分忍耐，以后我不会再多加容忍。我已决定解除你与诺福克政府有关的一切职务，停发所有的薪水。”[4]利恩的态度盛气凌人而又盲目自信。他的妻子卡蒂·玛丽虽然善良但有可笑的优越感，她对这种紧张关系没有起到任何正面作用。相反，来诺福克岛之前她发给《悉尼晨锋报》的消息称，她将给予岛上居民“全新的兴趣以及关于音乐与文学的广博知识”，这种说法是在给原本紧张的关系火上浇油。
利恩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修缮公共建筑，并且第一次正式承认流放时期的监狱及其他建筑物的历史遗产价值。之前岛上居民常常在自己需要时将那些石头建筑挪用于自家建房。利恩努力寻求解决之道，试图用高压手段来解决，然而再次遭遇坚决抵抗。诺布斯与支持者一起将他们的抗议信、请愿书以及投诉意见雪片般地投向大陆媒体和联邦政府。最后总理办公室于1926年1月对此做出回应，总督斯通黑文男爵派新南威尔士前邮政大臣弗朗西斯·怀沙尔调查该事件，“调查岛上居民对这种情况的所有投诉。若你本人遇到这种情况，会采取何种补救措施”。
怀沙尔特派员于次月抵达诺福克岛，立刻就被诺布斯精心组织的投诉淹没。他在岛上停留到4月，向一百来位目击证人搜集证据。他于7月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中尽管对利恩复原公共建筑、采取的商业举措及履行其他职责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强有力的支持，但也批评了这位军人出身的行政长官作为首席治安官在应有的司法职能方面的无能。尽管刚抵达时，利恩对岛上居民抱有“同情”的态度，但怀沙尔发现他的态度很快发生了转变，认为岛上居民“品质卑劣，不值得尊敬”。
怀沙尔在具有定罪性质的结论中写道：“岛上居民对权威表示服从，但他们对行政长官的尊重被利恩上校的非常态度打碎了。显然，利恩在行使自己的司法职能时所采取的行动十分激烈（原文如此），与司法原则相当不一致。”也许更重要的是，出于对诺福克岛社区的同情，他向上级部门呼吁：“为了联邦和诺福克岛的利益，立即召回现任行政长官，刻不容缓。”诺布斯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尽管利恩上校曾在北领地行政长官F.C.厄克特请病假的6个月里为他暂代职务且在任期内的行为毫无争议，但还是被如期撤职。
曾在诺福克岛任行政长官的文斯·墨菲被重新召回担任行政长官，直到新的任命下来。新任行政长官V.C.M.泽尔海姆少将是一位早期殖民者的后裔，即大名鼎鼎的詹姆斯·莫里塞司令之孙。可惜的是，年老体衰的将军不堪重负，不到一年即病逝任上。泽尔海姆的继任者查尔斯·爱德华·赫伯特法官与他命运相同，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诺福克岛的行政事务只能由邮政总署前巡视员H.S.埃德加勉强应付。埃德加先生一直在诺福克岛上生活，直到1937年去世，享年90岁。
1929年下半年，行政长官的职位由艾尔弗雷德·贝内特上校接替。贝内特上校曾在军队的职业生涯里取得辉煌的战绩，之后被任命为悉尼威弗利公立学校校长。贝内特上校满怀热情地来到诺福克岛上履新，但遇到了执行委员会里的刺儿头C.C.R.诺布斯，他干脆把自己关在住处，“极少见人，谁也无法取得他的信任”。[5]贝内特在任上熬到1932年光荣退休，从此再未回诺福克岛。
1932年下半年，新任行政长官在狂风暴雨中离开金士顿，驾车来到诺福克岛接替那个凄惨的隐士的职务，此人有良好而广泛的社会关系，他就是查尔斯·罗伯特·平尼上尉。平尼上尉曾在艾森顿文法学校上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战功十字勋章”，在加里波利战役中的孤松（Lone Pine）战场受过伤，1918年与赫伯特·默里爵士——1908年至1940年澳大利亚托管地巴布亚的首领——的独生女儿玛丽·德斯蒙德结婚。平尼曾是岳父手下的立法与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几年前在前总理斯坦利·布鲁斯的支持下曾申请担任诺福克岛的行政长官。到1932年，平尼已有一儿一女，女儿莫拉（Maura）13岁，儿子彼得10岁。彼得后来成为享有盛誉的作家，出版了一系列流行的旅游书籍。
汹涌的波涛让他们难以靠岸，但忠实的H.S.埃德加依然冒着风险乘坐捕鲸船前去迎接。风浪稍为平静之后，平尼带着一家人移步埃德加的小船一起前往诺福克岛，一队由男童子军和巡逻员组成的仪仗队已在岸边列队等候。[6]他们立即对政府大楼进行修缮，其时，政府大楼因为盐蚀，墙面破损严重，上面贴着丑陋的墙纸，用平尼太太的话说：“家具与地毯就像是特兰西瓦尼亚地牢[7]里的装饰品。”[8]不过房间里倒是一尘不染。
平尼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诺福克岛的人口依然保持在1000人左右，神职人员离去的缺口已被前皮特凯恩岛民的自然增长、外来定居者（包括从皮特凯恩岛来的）以及增加的政府管理人员填补。学校有一名校长和四位教师，大约有160名学生，四位教师中有三位是年轻女教师。
这个季节里，捕鲸仍然占用了岛上居民许多时间，但是鲸产品的生产及香蕉等热带水果的出口取得了一些进步。1932年，果农们把1.8万多箱香蕉和许多蔬菜以及百香果运到悉尼。然而，低技术的处理方式让产品尤其是香蕉难以以最优的价格出售。因为同样的原因，诺福克岛上另一种特产菜豆运抵悉尼时不是发霉就是感染了象鼻虫。
旅游业一度成为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阿特利·亨特在1914年的报告中就预见了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五天的海上航行毫无压力，诺福克岛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度假胜地。”亨特写道，“游客可以入住岛中央的公寓，尽管空间有限，无法提供窗明几净的房间、鲜美的食物，也缺乏细致周到的服务，难以让人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岛上也无法提供激动人心的娱乐项目，但对于那些喜爱以无竿钓丝钓鱼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当地船夫的建议与帮助，钓鱼无疑是极好的娱乐方式。”[9]
到1932年，除了“SS慕利达号”的行程缩短了两三天外，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但缺乏优良的港口仍然是诺福克岛发展旅游业与商业的障碍。事实上，在一次关于当地船员的薪水及其来源的争吵后，通过船夫用驳船从“慕利达号”上卸货之事将成为平尼所遭遇的第一次危机。平尼决定以铁腕通过一项决议。但真正对他造成麻烦的是诺布斯，现在此人已成为海外事务部及其改组后的机构中臭名昭著的上访人，他的投诉信件都被部里官员们照例标上“置之不理，归档”的字样。[10]处于困境的行政长官无计可施。随着大萧条的魔爪扼住诺福克岛的经济命脉，岛上居民的情绪更加躁动不安。
诺布斯因为接二连三的商业风险投资失败而变本加厉。20世纪20年代初，诺布斯的表弟乔治·帕金斯·克里斯蒂安——他在美国捕鲸船“查尔斯·W.摩根号”（Charles W.Morgan）上工作多年，也有人说他在肯纳卡（Kanaka）从事奴隶贸易——说服诺布斯在艾米丽湾后的陆地上（后来移到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内）投资建造一艘大船。诺布斯利用诺福克岛上的松树不折不扣地执行克里斯蒂安的计划。1925年大船如期建成并完整装备等待下水。第二年，大船载着新招募的船员与货物一起驶往新西兰，“满怀希望地开始出售自己的产品，更希望将来能够出口其他商品”[11]。
克里斯蒂安任船长。然而，“由于船体缺少通风设备，第一次航行就出了许多问题。产品开始腐烂，不得不大量抛弃。”克里斯蒂安只得重新改造货船，为它加装了一个发动机，希望能够缩短到达市场的时间，“但是这项改装计划投入太大，以致投资失败”。[12]这艘船后来由伯恩斯·菲尔普经营，用于与周边岛屿间的贸易，1949年在驻泊地神秘沉没。
这次投资灾难之后，诺布斯又遭遇了几次挫败。他投资的一个小型柠檬汁企业由于缺乏可靠的供应链和稳定的市场而倒闭。他开了一家电影院，尽管在当地很火，但很快就需要电费补贴才能勉强度日。
到了1934年，诺福克岛面临一次危机，居民纷纷离岛迁往大陆。新西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停止了柑橘与新鲜蔬菜的进口，悉尼的香蕉价格低迷使得蕉农们只能勉强度日。平尼从联邦政府为农作物种植者争取了一项优惠政策，但对于解除他们的窘境帮助有限。作为执行委员会主席，诺布斯变得愈发不可理喻，平尼只好启动了罢免他的程序。5月19日，投票后平尼获得三分之二的选举委员和任命委员的支持，决定罢免这个让他讨厌的人。诺布斯空出来的位置由选举出来的尤斯塔斯·克里斯蒂安接替。现在诺布斯更加放肆了，起诉平尼以“以错误的、不公平的方式”解除他的职务，并要求获得3000英镑的赔偿。一位悉尼来的法官在诺福克岛上对案件进行了审判，最终判定给予他2英镑的补偿。
然而，诺布斯是社区的实际组织者，作为学校和医院董事会主席以及岛上体育活动的赞助人，他一直坚持不懈。他早先已成为澳大利亚大陆本土的共济会会员，常去新南威尔士参加会议，并试图说服悉尼的领导机构在诺福克岛上建一座教堂，但从未成功。而前皮特凯恩岛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排外团体，尽管经常发生争吵，内部也有分化。
诺布斯不是唯一一个让行政长官平尼夜不能寐的讨厌鬼。另一个是詹姆斯·麦克阿瑟-翁斯洛，一个从诺福克黑暗历史中走出来的幽灵，他是领导新南威尔士军团背叛布莱船长的那个人的后裔。麦克阿瑟-翁斯洛因为个性桀骜不驯而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以至破产，他于1933年来到诺福克岛。麦克阿瑟-翁斯洛与前演员妻子康士坦茨·赫伯特迅速融入诺福克岛的圈子，他们的祖先都曾背叛过性情暴躁的布莱船长，而他们都以自己是贵族后裔而自命不凡，尽管是奔异兽[13]的变种。
麦克阿瑟-翁斯洛不顾禁酒令，迫使政府的卫生官员准许他每周饮酒一次并高调炫耀。经此一闹，他就毁掉了行政长官的权威，成为那些心有二意的反对者心中的领头羊。1934年5月，他竟然以自己手中的罢免权威胁平尼，要求平尼承租自己在诺福克岛的房产。平尼怒火中烧却无可奈何。接下来麦克阿瑟-翁斯洛公然违抗他的命令，开始组建自己的轻骑部队。其时，极右翼改革派对此事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该派的德格鲁特上校已终止了悉尼海港大桥项目。麦克阿瑟-翁斯洛的行为是他们无法容忍的。政府授权平尼实施颇有争议的《1901移民限制法案》，如果某人无法通过政府指定的某一语言的听写测试，这人就可以被驱逐出境。
平尼下令听写麦克阿瑟-翁斯洛50个德语单词，他只写出一个单词，即“Kamerad”（同伴、战友），因此没有通过测试而被判定为非法移民。麦克阿瑟-翁斯洛被囚禁于一间古老的流放犯牢房。他在诺福克岛上的支持者通过电报和信件向总理乔·莱昂斯以及反对党领袖杰克·斯卡林反映，威胁说如果不罢免平尼和他的秘书埃里克·斯托普上尉，他们将“制造事端”。诺布斯在劳森大厅组织了一次公众会议，有400人支持康士坦茨的诉求。他们要求缓期执行，并且记录了他们对用德语进行测试的“愤恨”。麦克阿瑟-翁斯洛一家，包括其两岁的儿子，于7月12日被“慕利达号”递送出岛，返回悉尼，从此再无消息，直到麦克阿瑟-翁斯洛1959年去世。
平尼的岳父赫伯特爵士为他“辉煌的胜利”鼓掌喝彩。尽管平尼申请担任其他的皇家职务，然而他于1935年接到任命再留任一年。国土部部长（Minister for Territories）乔治·皮尔斯爵士3月访问诺福克岛，此时的诺布斯是诺福克岛协会（Norfolk Island Association）的主席，他重启从利恩上校时代就已开始的投诉。然而，皮尔斯没把他的投诉放在心上，依然支持平尼和斯托普上尉（“一个忙碌而有冲劲的人”）。然而他决定以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取代之前的执行委员会，8个成员全部由民众选举产生。诺布斯又一次在选举中获胜，成员通过投票决定由他来担任主席职务。
平尼继续留任一年，尽管过度劳累正在损害他的健康。1936年6月，平尼的心脏病开始发作，但他很快恢复了。他在年度报告中乐观地写道：“虽然过去四五年的经济压力让本地居民期望政府提供帮助，但人们自力更生的精神未被摧毁。随着各部门的协调运转，增长趋势已现，未来的繁荣值得期待……人们的斗志肯定比一年之前高昂。”
12月，圣诞庆祝之后，平尼带着家人离开诺福克岛回到悉尼欢度新年。他在回岛的路上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暴，许久之后才回到岛上。现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已过，大约一个月之后，一吨鱼产品从他的辖区的冷藏加工厂出口到悉尼。平尼的任期即将于6月30日结束。5月，岛上260位居民，包括202位前皮特凯恩岛民后裔及其家人在顾问委员会新任主席克比·罗宾逊的带领下向政府请求让平尼再干两年。然而，刺儿头诺布斯却不接受这一请求，他在之后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强行通过了一项提案，即“任何行政长官或政府秘书的任期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超过三年，除非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选民请求其连任”。诺布斯领导的诺福克岛协会支持平尼离任。
平尼同意离任，最终在1937年12月4日与家人一起怀着遗憾伤心地离开了诺福克岛。他打算继续谋求一个管理职位，然而他的疾病又开始发作。平尼移居到波拉尔地区生活，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他于1945年12月去世，享年62岁。给他些许安慰的是，一直与他作对的诺布斯在他离岛8个月之后去世，享年89岁。
新任行政长官查尔斯·“罗西”·罗森塔尔爵士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他是杰出的建筑师、卓越的军事指挥官、活跃的男中音歌唱家与颇有成就的音乐家。他即将开始对诺福克岛长达九年的管理，这将创造一个历史性的纪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组建了志愿步兵团，统率着一支由几千名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士兵组成的多国部队。诺福克岛民再次应征入伍，为澳大利亚服务，共有80人加入志愿队伍，其中九人牺牲。
1942年8月，美国和澳大利亚工程师来到诺福克岛勘察适合建设飞机跑道的地点。他们选定郎里奇的高原地区，这里有一条自流放时期即已建成的植有500棵松树的大街。他们开始大兴土木，仅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机场的建设。1942年圣诞日，为支持驻扎在诺福克岛周边战略据点的新西兰军队，新西兰空军的战机飞临该岛。之后不久，哈德逊轰炸机中队开始在诺福克基地进行从早到晚的空中巡逻。一年后又建立了一个雷达站。然而，他们与敌人没有直接接触，诺福克岛作为一个中转站，供飞机往来澳大利亚与美国。
尽管如此，战争依然让诺福克岛发生了一些重要改变。毗邻机场的焦松（Burnt Pine）村得到发展与扩张，修建了一所拥有20张床位的医院。禁酒令不再执行，一些新鲜血液进入了公共生活的血脉——不管是出于偶然因素还是人为设计，这些变化人所共见。但是机场才是改变诺福克岛经济状况的主因。从1948年开始，机场的管辖权归联邦民用航空部所有，澳洲航空与新西兰航空相继开通了定期航班，大陆的游客纷纷前来探索诺福克岛的自然美景与历史名胜。查尔斯·罗森塔尔爵士1946年卸任后仍然留在岛上，继续以前所开展的保留与保护流放时期建筑的工作，以免其遭到岛民的进一步破坏和拆除。他还大力发展岛上的旅游产业。
可惜的是，在这两件事上，那些前皮特凯恩岛民的后代都不愿配合。他们与那些恐怖的流放岛史没有关系，或者说对之没有兴趣。这些被部分毁坏的建筑物要么充满异国情调，要么就是可以为自家建房提供原材料，他们没有特别的意愿吸引大群“外人”前来干扰他们与世隔绝的平静而慵懒的生活。1955年前，澳洲航空的航班定期一周一班，给岛上的旅游业带来了短暂繁荣，从1956年开始，航班减半，改为两周一班。(www.xing528.com)
对于具有皮特凯恩血统的岛民来说，195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好是他们来到这片维多利亚女王赐予的土地满一百周年。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来组织这次为期一周的节日庆典，即从6月8日开始的邦蒂日。此时的行政长官已换成了另一个军人科林·诺曼准将，他曾作为沙漠之鼠[14]手下的一员，分别在北非和新几内亚获得“优异服务勋章”（DSO：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和“战功十字勋章”（MC：Military Cross）。他组织了一个居民委员会制订节日庆典计划，届时总督威廉·斯利姆爵士将率领联邦政府一众高官前来参加庆典。
900多名皮特凯恩岛民后裔将身着传统服装在金士顿码头再现当年的登陆场景，然后在古老的监狱墙边野餐，其余时间就是大家一起举杯庆祝。这一时刻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目光。然而直至此时，岛民们也没有张开双臂、手舞足蹈地热情拥抱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更愿意退回到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手握鱼叉静待来自深海的庞然大物，伺机出击。像是为了报复，他们重操旧业，开始大规模的捕鲸作业。
第一年也就是1956年的捕猎中，诺福克岛民全额完成了捕获150头鲸鱼的任务，接下来的5年里，他们甚至年年增加任务。到了1962年，他们掠夺性的捕杀迎来了不可避免的后果，这一年他们仅仅捕到4条鲸鱼。游戏结束了。此时恰逢澳大利亚本土经济衰退，旅游产业也受到沉重打击，诺福克的经济难民纷纷卷起铺盖前往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岛上人口从鼎盛时期的1200多人降到800余人。与苦难伴随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争吵。
国土部长保罗·哈斯勒克（Paul Husluck）曾随总督一起参加过诺福克岛登陆百周年庆典，作为一个敏锐的历史学家，他对流放地废墟的遗产价值具有相当的兴趣。他撰写了3篇独立的研究报告，并且用联邦经费开启了一个遗产保护项目。此外，他还命令自己手下的官员着手准备将诺福克岛上的顾问委员会改组为一个拥有实权且承担责任的立法机构。1959年5月，哈斯勒克来到诺福克岛，主动向顾问委员会移交全部酒水税、机动车登记费以及其他类似的联邦资源；机场的维护费用由澳大利亚出资；承诺负担行政长官的薪俸及其他相关费用；免费转让属于联邦的全部工厂与设备的所有权；每年继续拨付至少3.2万英镑的经费。
然而，他也提出诺福克岛必须从民众中自筹资金。顾问委员会欣然接受，选举于1960年举行，然而澳大利亚新组建的立法机构食言了。不满与抱怨之声潮水般涌向背信弃义的澳大利亚政府，法律文本“被撕成碎片扔在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室”。尽管顾问委员会未被解散，但它的多数权力仍未落实，叛乱的魔鬼又开始在这些前皮特凯恩岛民的心中蠢蠢欲动。
1963年，哈斯勒克应诺福克人民的要求出台了另一项《诺福克岛法案》，里面写道：“人们可以首选……依赖（澳大利亚）政府，而不是多缴纳赋税和经营自己的事业。”工党反对派发言人老金姆·比兹利说：“在支持这一法案的同时，我想我们也应该借此表达对一群没有意愿自力更生的人的失望，同时也对‘邦蒂号’叛乱者后裔不愿自我管理的言论表示惊讶。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一观念会有所改变……”
这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仇恨在持续发酵，1964年诺福克岛的一个资深居民H.S.纽伯里终于发动谋反，他深信这座岛屿“是一片独立的领土”，1856年以来澳大利亚所强加的各种法律都是无效且违反宪法的。作为试探，他拒绝在顾问委员会登记选民资格，而按照新的法律规定，选民资格是必须登记的。当被判定违法后，纽伯里向首都领地的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由自己负责辩护工作。案件的主审是埃格尔斯顿法官，他草率地对纽伯里的上诉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岛民们互相煽动着向联合国请愿，要求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参与调查。而在诺福特岛上担任行政长官的澳大利亚军队退役军官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每个人的任期都很短，却常常要付出身体健康的代价。直到1964年，罗杰·比得·诺特来了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他是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农场主，后来转行从政，在北领地行政长官任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诺特决定实现岛上食物的自给自足，他从自己农场进口小麦种子分发给诺福克岛的土地拥有者。第二年，几个农场的66英亩高质量小麦大获丰收，这是自流放时期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诺特还进口了高粱和其他谷物种子，以及新的牲畜品种，尤其是兰德瑞斯猪，都在诺福克岛上大获成功。
但是随着6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经济状况好转，游客又回流了，此时作为诺福克岛上最重要的反对派的顾问委员会“对旅游业的兴趣大大超过农业”。岛上的农业官员在挫败中黯然离去，几年后新的官员才到任，诺特本人也于1966年离开。
委员会的顾问还决定为他们在皮特凯恩岛上的亲戚提供安家之所，位于毗邻法国核试验场穆鲁路（Mururoa）的地方。皮特凯恩岛上的人口在不断减少，但领头人约翰·洛伦佐·克里斯蒂安对此反应平淡，他说：“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定居于美丽的诺福克岛法国测试场附近……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将非常乐于接受你们的邀请……”结果，尽管双方互有来往，而且建立了稳定的通信联系，皮特凯恩岛民依然住在他们那块“小小的石头上”。
到60年代末，旅游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平均每年到来的游客都在1万人左右。诺福克岛自己发行的纪念邮票成为一棵摇钱树；免税计划也吸引了大量大陆顾客；联邦政府补贴总计超过6.6万澳元。岛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旅游业的繁荣并没有平息岛民们多年来对澳大利亚的不满，反而让他们更加放肆，他们于1972年向女王请求脱离澳大利亚“无情”的统治。
白金汉宫将他们的请求转给澳大利亚。两年后伊丽莎白女王、菲利普王子、安妮公主以及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乘坐皇家游轮“布列塔尼亚号”（Britannia）访问了诺福克岛。尽管皇家访问团在岛上仅仅停留了12小时，但这次访问无疑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去了最佳的观景台，之后该观景台改以女王的名字命名。从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流放时期监狱遗迹的全景，由此得知前任政府的受害者遭受过怎样惨绝人寰的痛苦。但下午的娱乐活动才是整个行程的高潮，四个毛发发达、身材结实的皮特凯恩岛民后裔穿着遮盖甚少的芭蕾舞短裙演了一出滑稽戏。
据当天的报道，“对于女王来说，看到四个彪形大汉身着芭蕾舞女的短裙与汗衫、戴着假发、穿着短袜和芭蕾舞鞋出演经典舞剧，肯定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菲利普王子扭头看到女王忍俊不禁的样子，不禁开怀大笑。皇家访问团的其他成员面对眼前这一幕，也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也许只有像诺福克岛这样闲散的自然状态与独特的幽默方式才能让这样的滑稽表演在皇室面前不显唐突”。
这次访问对既有的不满火上浇油，岛上居民没完没了地要求改变现状。联邦政府最终于1975年委任法官约翰·尼莫爵士调查“诺福克岛未来的状态以及与澳大利亚的法律关系；若法律关系发生变化，何种管理形式最为适合？”结论是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做出正确判断。在尼莫爵士的描述中，这里的状况让人泄气。莫尼爵士说，他发现这里是一个派系纷争的社会，“皮特凯恩岛民后裔、商人、免税计划的执行者、退休人口与新农民，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表面的友善与觥筹交错掩盖了某些群体之间的愤恨与反感”。
他的建议非常明确，也体现在高院拒绝诺福克岛独立的决议之中：澳大利亚要么彻底放弃诺福克岛，要么负责扶植其成为一个可以自食其力的社区。如果选择后者，那么诺福克岛就是澳大利亚联邦领土的一部分，岛上居民也是澳大利亚公民。由于人口太少，诺福克岛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选区，选民应并入堪培拉选区，在联邦议会中寻求他们的利益。皮特凯恩岛民后裔将失去他们的独特地位。顾问委员会将被撤销，由诺福克岛领地立法会取而代之，拥有提高岛民收入和接受联邦补贴的权力。最重要的是，诺福克岛居民从此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消息传到诺福克岛的第二天，大约24位皮特凯恩岛民后裔（与一位前澳大利亚本土人）进行了一项进户民意调查，询问岛上居民是在尼莫的两个选项中做出选择，还是让诺福克岛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的海外独立领土地位，但拥有自己独立的法律、收益与税收体系”。结果有36人支持尼莫的选项，而有467人支持皮特凯恩岛民后裔提出的选项。打了几个月嘴仗后，另一部《诺福克岛法案》于1979年在议会通过。顾问委员会变成了立法会，由九人组成。每个选民必须投九票，投给同一个人的票不能超过四票。立法会的其中四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由首席部长领导。这个立法会拥有设计政策的权力，同时还是行政长官的顾问机构。岛上居民可以在大陆的某一选区登记选民资格，可以选择在与自己家人有联系的选区登记，也可以在堪培拉所在的首都领地选区或北领地的所罗门群岛登记。登记不是强制的，但一旦登记就必须投票。
经过1979年的调整之后，历届联邦政府都在努力寻求调和皮特凯恩岛民持续不断的需求与种族歧视法所承诺的款项及可靠预算，以及“邦蒂号”叛乱者后裔内心所期待的数值之间的关系。议会报告一个接一个，2003年，罗丝·莱特福特参议员领导的海外领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们报告说：“社区中的绝大多数人平和、守法、勤劳、尽责，具有公民义务感，有帮助本社区生活拮据人群的传统美德。然而摆在委员会面前的证据显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结算制度，社区的某些人利用现有管理体制的漏洞自肥。情况已越来越明显，隐藏在表相之下的非正式机制能够而且确实为人提供了不受惩罚的可操作空间。委员会对植根于诺福克岛的恐吓与威胁文化深表关切，这种文化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莱特福特参议员举例说，他们用纵火和人身伤害的方式迫使一些居民离开诺福克岛，比如误用或滥用政治权力、干涉通信自由、监控他人电话以及“其他更狡猾的恐吓方式”。
【注释】
[1]Hoare，Merval，Norfolk Island：An Outline of its History 1774 -1968，p.122.
[2]CBE：Commander of（the order of）the British Empire
[3]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vol.10.1986.
[4]Nobbs，Raymond，Norfolk Island and its Third Settlement，1856-1956，pp.174 -5.
[5]Nobbs，Raymond，Norfolk Island and its Third Settlement，1856 -1956，p.177.
[6]Hoare，Merval，Norfolk Island in the 1930s，p.1.
[7]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在吸血鬼故事中具有符号意义。
[8]Hoare，Merval，Norfolk Islandinthe1930s，p.1.
[9]Hunt，Atlee，Report to the Minister，1914.
[10]Hoare，Merval，Norfolk Island in the 1930s，p.24.
[11]Tofts，R.G.，Norfolk Island Whaling Days，p.26.
[12]Tofts，R.G.，Norfolk IslandWhalingDays，p.26.
[13]澳大利亚传说中的物种。
[14]1942年蒙哥马利将军率领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英国士兵组成的军队在北非重创素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隆美尔，从而为自己赢得“沙漠之鼠”的称号。诺曼当时在蒙哥马利手下当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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