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定居到定居：各种居室揭秘

契丹、女真、蒙古人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由于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接受农业定居化的程度亦各有差异。在邻近汉族地区，人们较早进入定居化，也已有粗放的农业经营。他们种植桑、麻、麦、穄之类农作物，在某些地区也有蔬果园圃的经营。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居住条件亦有异于本土本族。此外，由于契丹、女真、蒙古族初期以军事掠夺、俘获人口为职业，在征战中，他们把一批又一批的中原人口移徙到他们所统治的腹心或驻地。这些汉民在被移徙到新区后，分配土地、建筑新城邑，继续从事农耕垦殖。这对于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原住民立刻发生影响，促使他们加速由畜牧走向农耕，由不定居走向定居。及至他们的统治者建元立国之后，为了巩固本族统治，复又把本族的大批军民内徙到中原及边地驻屯，分配土地、牛具、粮食、种子，使他们建立村寨，从事农耕。这更加速他们改变居住生活条件而走上汉化定居的历程。

在半农耕或农耕地带，一般平民传统住房为茅草、木屋、棚寨、土坑，在新建立的城郭里则多数已构建起砖瓦式的房屋，一些富贵人家则继承唐宋以来官僚士大夫的习俗，建筑起飞檐重楼的厅堂庭院和园林别墅式的居处了。

契丹族原先“逐水草而居，族帐迁徙无常”。大约自耶律阿保机的父辈时代，即已有农业种植和土著住房。《辽史》卷2《太祖本纪》：在德祖撒剌时已“始兴版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织组”。阿保机乃是迭剌部霞濑里石烈乡耶律弥里人。据此相当于唐末五代时期契丹迭剌部已仿照汉族地方乡里编制定居土著了。^[6]

阿保机时的定居化系接受汉族士人的建议。他在临潢兴工起造楼邑，名为“西楼邑”。又称“明王楼”，其简称即是著名的“西楼”。^[7]《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之教，乃为城郭宫室以别于漠北（按：漠字疑误，当作潢，当指潢水之北）……名其邑曰‘西楼邑’。”不过，辽人居室的坐落方向则有异于汉人的坐北朝南，而是随其本族传统习俗，门宇皆背西朝东，面向朝阳。为区别蕃汉，契丹人又在“城南别作一城以居汉人，名曰汉城”。其建筑既保留了本族风格，又参酌了汉人居室的建构式样，番汉异居，这些都是辽人住室建筑的特点。^[8]

女真族原居地在临潢府东北，今黑龙江至长白山一带广漠地区，气候寒冷。他们因地所宜“星散而居”，或在背靠山水坎地开凿成窑洞式的地室，构木于上，覆以泥土，做成简陋的住所以避风雨霜雪；或者是建筑露出地面的泥土屋和茅草房；也有在山谷里用桦树皮、木棚建成小木屋居住。屋内无分贵贱，均用泥土做成土坑。坑下则烧火取暖，全家老小都一起睡在炕上，门窗紧闭，以防风雪。外出打猎时，都要穿上厚毛皮衣，以抵御风寒，回家之后把外衣脱卸。《大金国志》载金初无城郭宫室，星散而居，“四顾茫然，皆茇舍以居”。所谓“茇舍”即是在平地上除草，平整地面起造屋舍。其屋舍建置大约始于献祖时期，他曾率领部人迁居于海古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东北）一带，“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当地人称呼其地名为“纳葛里”，即汉语居室。自此，完颜部始定居安（亦作按）出虎水侧，至于其城郭宫殿的建置直到太祖、太宗时才兴建修造。但是即使贵为一国之主，其生活方式仍极简朴。平时常与部下“浴于河，牧于野，”所居屋舍与他人稍有一些区别，也只是一座较为宽敞四周栽种一些柳树之类作为禁围的堂宇而已。其堂宇环壁置火炕取暖，有事时，国主便与臣下杂坐共议，后妃侍侧而已。其所居地当地土人即称为“皇帝寨”，或称“阿触胡寨”。阿触胡即安出虎的异译，系依河水而立名。^[9]

阿骨打初建金国时，只设毡帐，到了晚年才开始修建宫殿。但这种宫殿，大体相当于汉地州县城邑廨宇的规模而已，建制还十分简单。那时，居民往来、车马嘈杂，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原是人们往来出入之路。每到孟春季节、击土牛，进行春耕典礼时，男女老少都拥挤在殿旁聚观、丝毫没有汉族帝王禁卫森严、出警入跸的堂皇气象。又金人设置在上京用以接待宋、辽使臣的“接伴馆”，其规模亦简陋，只有数十间茅屋而已。在接伴馆与皇城间相距约十里，人口稍稍密集，居民亦不过千余家而已。

此种情况随着女真贵族的汉化很快地得到改变。大约到金熙宗时，在上京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宫殿、城郭的改建和扩建。宫殿内既有百官上朝称贺的百官朝会殿，也有后妃起居的寝殿，避暑乘凉的凉殿，以及祭祀祖先神祇的太庙、社稷，而且还有寺观庙宇等宗教建筑物，其制度规模，已大略与汉土都城宫殿及城郭建置无异。同时其禁卫仪仗之类也相应地齐整和华丽起来，其气魄宏伟已非昔日可比！

熙宗时定都燕京，女真贵族大批南下，海陵王在位，大有统一中国的雄图，又欲把都城再南迁到汴京，称为南京。为了营建南京，金统治者把上京的旧宫殿以及诸贵族的第宅、大寺庙等建筑拆毁，把材料南运以建新宫，又从远方运大木，一木之费，甚至耗费钱20万，大率牵一车的人力达500人。宫殿装饰极其华丽，雕栏玉砌柱壁间遍涂黄金，或用五彩金屑，“一殿之费以亿万计”。可说是金碧辉煌、壮丽无比了。

元代蒙古贵族亦大体经历着辽、金贵族由不定居到定居，由帐幕式的毡包到土木构建的厅堂屋宇的转变过程，蒙古族建筑宫殿约在成吉思汗晚年于漠北和林开始。到太宗窝阔台时，他集中了在征战时所俘获的大量中西手工艺者以及匠师们，在其帐幕所在地兴建起规模庞大的和林城，兴建了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宫殿。该宫殿规模宏丽，形制风格是中西建筑文化的合璧，颇有西方伊斯兰建筑色彩，宫墙垣宇高峻，有巨大的圆柱用大理石制成，四壁装饰有美丽的绘画，四周有避暑的凉台，有供观赏的金莲池和温泉。宫殿开阔，每一边均有长达一箭的射程。除正中大汗所居正殿外，四周还有诸宗室亲王的府邸，第宅林立、错落有致。宫殿落成之后，极目所见殿阁毗连，在大漠草地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www.xing528.com)

此外，太宗还在离和林城一日路程的地方建造起一座名叫“迦坚茶寒”的行宫，每到春日回暖之际，太宗率领侍臣们到这里游车、围猎、放鹰。此后，和林城历年都有增建，到宪宗蒙哥时期，仍继续扩建，土木工程不止。^[10]

再说和林城的建筑颇有特色。城中有两个市区：一个是回族商人集中买卖的市场；另一个是汉人市区。其中居住着的居民多是蒙古军队从四面八方征战中俘掠而来的手工艺者。除市区外，城里还有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肤色、操着不同语言、衣着不同服饰，以及不同信仰的各族人民。就其职业来说，既有贵族、文武官吏，又有僧道、传教士、工匠、商人、信使等等各行各业人员，丛杂相处。

和林城中，还建筑有来自十二个不同民族的宗教寺院。除佛道寺观外，又有赞美天主耶稣的基督教堂，有歌颂摩诃末（穆罕默德的异译）教规的清真寺等，其中佛寺庄端瑰丽，宪宗时修建的兴元阁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梵塔高耸入云，巍巍乎达三百尺。登高一览，几收尽全城景色。

和林城四周环以土墙，东西南北各开一门。东门出售从南方中原等地远道运输而来的各种谷物，农产品；西门出售牲畜、绵羊、山羊等；南门出售牛、车等运输工具；北门则出售马匹。市廛分工部署明确。^[11]

随着蒙古势力东西征战，其一支势力南下，及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其政治重心也就不断南移到中原腹地。和林城终因政治、经济及地理条件的限制，逐渐退居次要地区，昔日的繁盛已不再来。忽必烈定都北京则以其原有藩封之地开平升为上都，作为大都的陪都。此后元统治者很少到漠北和林，而经常往来于大都、上都之间，处理国家重要政务。至于和林则作为行省和首府所在地，仍得到一定的注重但百余年间，沧海桑田，和林城经反复战争，几度变迁而日益颓废，已不可与蒙古大帝国的太宗、宪宗时期相比拟了。^[12]

和林城的兴废说明了一个事实：居室文化是建基于物质文化的基础之上，当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条件尚未达到应有水平时，单纯依靠军事政治力量构建的亭台楼阁、宫殿屋宇在其军事、政治力量消退之后，便会随之崩坍毁灭，成为遗址、遗物了。

元代在世祖忽必烈时期，宫殿型建筑已趋华夏。公元1256年忽必烈为诸王时，即在其藩邸开平（桓州东、滦水北）营建城郭宫室。该城布局仿传统宫殿设计，分内外城和外苑三重。内城有皇宫、殿宇、楼台、亭阁、园池等，内外城之间夹杂着蒙古传统的帐幕式大帐，名叫“失剌斡耳朵”，建筑风貌既仿中国传统宫殿型，又具有游牧族毡帐型，两者兼容并蓄、呈二元文化，这是它的特点。其外城是开阔的市区，与外苑相结合，四周近二十里，其中设置有大小官署、手工匠人的管理机构和厂局等，廨宇林立。除市区外，还建有许多高楼府邸为私人住宅，还有孔庙、佛寺、道观等错杂其间。房舍鳞次栉比成为漠南地区人烟辐辏的新兴都市。

至于元大都的营建，其宏丽又大大地超出上都。大都城的设计师是大食（阿拉伯）人也黑迭儿，他在元朝廷中担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监领宫殿建造。他对都城设计自始至终“咸有成画”。又有尼泊尔人阿尼哥也是著名的建筑匠师。他曾受帝师喇嘛僧八思巴的招请，在吐蕃创建佛寺梵塔。入京之后，又以塑绘工巧技艺为大都、上都两京寺观塑绘佛像。此两人的设计风格具有异国情调、中西结合的特殊风貌而有异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堪称都城建筑的异峰突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