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北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出现了江北种粟麦黍豆、江南种粳籼秔稻的错综格局。越南占城稻和朝鲜黄粒稻等优良品种的引进，使农作物的种植不仅走向优质化，而且也形成了品种多元的形势。与北宋对峙的辽、西夏也在大力发展农业经济，耕作面积增大，种植品种增多。南宋虽偏安一隅，但统治者非常重视精耕细作，农业生产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到了元代，水稻已成为产量高居全国首位的农作物。明代统治者鼓励平民垦荒，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粮食产量大增，一些地方的储粮可支付当地俸饷十至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至明代中叶，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闽浙出现双季稻，岭南出现三季稻，并引进了番薯、玉蜀薯等新的农作物。清康乾盛世之时，关中地区有的地方一年“三收”。至清末时，尽管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但农业生产主要格局和总体水平没有发生根本动摇，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生产部门的主项。
瓷器的烧制已遍布全国各地，景德镇瓷器名彻四海，定窑、钧窑、越窑、建窑、汝窑、柴窑、龙泉窑等亦均出名瓷。泉州、福州、广州等地的造船业相当发达，大量瓷器由此出海，远销异国。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的繁荣与鼎盛时期，从产品工艺、釉色到造型、装饰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创新。酿酒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很快。宋代发明红曲酶，这在世界酿酒工艺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宋代茶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出现了“炒青”技术，茶叶种类增加。黑茶、黄茶、散茶和窨花茶已经出现，特别是红茶制作方法被发明，已能生产小种红茶。宋代城市集镇大兴，商贾所聚，要求有休息、饮宴、娱乐的场所，于是酒楼、食店到处都是，茶坊也便乘机兴起，跻身其中，大大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饮食加工业的兴旺也已成为中国饮食文化日趋成熟的重要因素。在全国大中小城市中，普遍有磨坊、油坊、酒坊、酱坊、糖坊及其他大小手工业作坊并出现了如福建茶、江西瓷、川贵酒、江南澄粉、山东玉尘面等很多著名品牌。清末，中国许多门类的手工业失去了昔日的风采，只有与烹饪有关的手工业未呈衰相。(www.xing528.com)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这一时期中国烹饪文化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宋的烹饪文化中最突出的特点是都市食肆的发展十分迅速，并在短期内达到十分繁荣的局面。从《东京梦华录》看，宋代正因为商业经济很发达，汴京等大都市的酒楼、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且生意甚兴。当时著名的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借清明游春之际，绘《清明上河图》，生动而真切地再现了当时汴京沿汴河自“虹桥”到水东门内外的民生面貌和繁荣景象，酒楼正店，酒馆茶肆，饮食摊贩，以及从事餐饮生意人的买卖情形，都占有画面重要部位。其中挂有“正店”招牌的三层酒楼，挂有“脚店”的食店以及街岸两旁搭有大伞形遮篷的食摊，熙熙攘攘的人群围站食摊、出入酒楼，餐饮业的这种繁荣景象生动逼真，形象地描述了北宋时期饮食业的盛况。时至南宋，大批人才的南流，将北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带到了南方，也推动了江南饮食业的发展。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奢靡腐化成风，竞相吃喝玩乐，由此造就出京城临安的畸形繁荣。在落户杭州的大量流民中，有不少厨师和各种食店的老板，他们带来了北方的饮食烹调技术，南下后重操旧业。八方之民所汇之地造就了当时素食馆、北食馆、南食馆、川食馆等专业风味餐馆的问世。饮食行业还出现了上门服务、分工合作生产的“四司六局”，还有专供富家雇用的“厨娘”。元代出现了很多较大的商业城市，如大都、杭州、泉州、扬州等，这些城市都有饮食娱乐配套服务的酒楼饭店。明代初期，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各种食品也随之进一步丰富起来。当时大都、杭州、泉州、扬州等都市的饮食业发展很快，并得到了当时文化人的重视，出现了不少有关饮食的专著。这些饮食方面的专著所反映出的当时的食品种类、加工水平、烹调技术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明代万历年间的史料中出现的烹调术语多达百余种。清代，特别是康乾盛世，由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一些大都市如北京、南京、广州、佛山、扬州、苏州、厦门、汉口等比明代更为繁荣，还出现了如无锡、镇江、汉口等著名码头。在商业各行中，盐行、米行是最大的商行。北京作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负责对少数民族批发酒、茶、粮、瓷器等商品。正因如此，中国的饮食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以御膳为例，不仅用料珍贵，而且很重视造型，在烹调方法上还特别重视“祖制”。即使是在饮食市场上，许多菜肴在原料用料、配伍及烹制方法上都已程式化。各民族间的饮食文化的交流在当时也很普遍，通过交流，汉民族与兄弟民族的饮食文化相互影响，促进了共同的发展。清末，借着半殖民地、殖民地化商业的畸形发展，很多风味流派得到传播和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酒楼饭馆。一些老字号餐馆经营有方，为取悦宾客，不仅从店名修辞到屋内陈设都别具一格，而且菜点的烹制也严格把关、力求精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