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讲义》导读：百余种著述，形成庞大学术体系

王振良

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先生（1923—2014）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和图书文献学家，因在三个领域都有卓越贡献，故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誉为“纵横三学”。根据孙伟良编《来新夏著述经眼录》统计，来新夏先生撰写和主编的著述多达百余种，形成了一个堂庑特大的学术体系。如果仅是粗略浏览，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有广博芜杂，而且还时常旁逸斜出。但如果做些精心梳理，就会发现来新夏先生治学素来都是有板有眼，以“文献”为中心步步为营，逐渐拓展延伸开来。甚至“衰年变法”之后，其撰写的大量学术随笔，也仍然没有远离文献主题。

来新夏先生号弢盦，斋名邃谷，祖籍浙江省萧山县长河乡（今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1923年诞生于杭州中城的三元坊；194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学系，1949年入华北大学第二部学习，随即师从范文澜先生攻读研究生；1951年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20世纪80年代以来，来先生在南开大学分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在总校创办图书馆学系。此外，他还担任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

来新夏先生治学偏于朴学路数，注重史料考辨，并多有真知灼见。史料和史识的“双修”，使得他在多个领域做出开创性业绩——如历史学方面的《林则徐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北洋军阀史》等，方志学方面的《方志学概论》《中国地方志》《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等，图书文献学方面的《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国图书事业史》《清人笔记随录》《书目答问汇补》等。

一　在图书文献学领域深耕

来新夏先生读高中时，也就十七八岁的年纪，即在报刊发表文章，终其一生学术生涯超过七十年。来新夏先生的诸多成果，源于其深厚的图书文献学功底；而其图书文献学功底，则源于早年的“童子功”。先生的祖父来裕恂（1873—1962）是清末秀才，少攻经史诸子，从学于杭州诂经精舍，得到经学大师俞樾提点，被誉为“颇通许郑之学”，行世著作有《汉文典》《中国文学史》《萧山县志稿》等。

1927年，来新夏先生五岁时发蒙读书，由祖父亲自督课，教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更为重要的是，祖父时常拿来市面上的粗陋读本，让他与佳善之本对照阅读，以提高版本鉴别能力。这种最初的直观的文献学启蒙，奠定了来新夏先生一生为学的基础。

1937年至1942年，来新夏先生于旅津广东中学就读，在国文教师谢国捷（1949年后为河北大学教授）指导下，系统研读“前四史”并《十七史商榷》等，初步锻炼了检索、辨析和考证史料的能力。来新夏先生晚年，仍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在《怀念谢国捷老师》一文中说：“谢老师对我期望甚高，为了在我未冠之年就能初窥学术之门，他和我反复研究，为我确定《汉唐改元释例》这一课题，完完整整地为我讲了搜集资料、排比考证、论述行文诸方面应有的知识和方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在我十九岁高中毕业那年，完成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1942年9月，来新夏先生进入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他选修了“目录学”课程，授课者是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课程主要研习张之洞所编《书目答问》，具体教材为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分两年按四部循序讲授。来新夏先生在《师恩难忘》中回忆道：“我幼稚得以为由此就可以进窥古典目录学的堂奥。孰知展卷一读，只是一连串鳞次栉比的书名，彼此毫无关联，读之又枯燥乏味，昏昏欲睡……先生告我再通读一遍，注意字里行间，并嘱以姓名、著作为序反复编三种索引，即可掌握其七八。归寓试作，果如所言。”来新夏先生去世前两年才出版的《书目答问汇补》，就肇源于余嘉锡先生当年的导引。

对来新夏先生影响更为深远的，是指导其毕业论文的陈垣先生。来新夏先生把《汉唐改元释例》文稿送请陈垣先生审订，陈垣先生同意以之作为毕业论文初稿。最后几经修改誊正，来新夏先生毕业并获学士学位。来新夏先生所受影响，更多的是治学理念，《师恩难忘》中对此有详记：“他（陈垣）把‘工具’提到与‘材料’‘方法’共为治学三大要件的高度，不为俗见所扰，深刻地指出‘兹事甚细，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的道理，足以振聋发聩。以他这样一位智者甘愿去为‘智者不为’之事，实在难得。他更身体力行地亲手编制过《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等等嘉惠几代学者的大型工具书。这种精神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就以我为例，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学识，视陈师的学术造诣诚若小溪之望大海，唯独于工具书一道，我一直奉行师教。”陈垣先生对于“工具”的重视，应是来新夏先生“淑世”图书文献学思想的直接来源。

1948年2月，来新夏先生受聘到天津私立新学中学任教。1949年3月，被保送到华北大学接受政治培训；到9月份结业时，因其有专业经历被留在历史研究室，师从范文澜先生转攻中国近代史。其间，来新夏先生参与了整理北洋军阀档案，进入了全新的学术领域。来新夏先生在《笔耕舌耘》说：“这批档案是入城后从一些北洋军阀人物家中和某些单位移送过来的藏档，没有做过任何清理和分类……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清理麻袋中档案的工作告一段落，为了进入正规的整理工作，研究室集中十来天，让我们读一些有关北洋军阀的著作……因为看得仔细，常常会发现一些珍贵或有趣的材料，我便随手札录下来。”正是“随手札录”的好习惯，使得来新夏先生砥砺学识的同时，也产生了追索北洋军阀史的兴趣，最终取得累累硕果。

1951年，来新夏先生接受历史系主任吴廷璆之邀，来到南开大学任教。在此前后，他凭借文献检索的深厚功底，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最初实践。1950年12月，来新夏先生因应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撰成《美帝侵略台湾简纪》，1951年8月由天津历史教学月刊社出版。1956年1月，来新夏先生编写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1957年1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第三教研组又油印了其编写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这三种资料性的读物，《美帝侵略台湾简纪》服务于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服务于普通民众，《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则服务于教学。

1956年6月，为丰富中国近代史教学内容，来新夏先生检读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人年谱，随读随撰写提要，1962年8月完成《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稿。1958年6月，中华书局将《林则徐集》书稿送交来新夏先生审读，他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林则徐年谱》草稿。1963年3月，来新夏先生又检读学校图书馆所藏清人文集与笔记，撰写文集提要曰《结网录》、笔记提要曰《清人笔记随录》。1960年10月起被“挂起来”的十八年间，来新夏先生的书稿屡遭劫难，但无论环境多么艰苦，他都坚持不懈地笔耕，以惊人的毅力补写残稿，撰述新稿。

1978年9月，来新夏先生恢复工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开设“古典目录学”课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丰厚的学术积累终于给来新夏先生带来学术的春天，这一时期来新夏先生出版了一系列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其中关于图书文献学的主要包括：《林则徐年谱》（1981年）、《古典目录学浅说》（1981年）、《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1983年）、《方志学概论》（1983年）、《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1990年）等。这些著作大多为学术领域开拓或学科建设发展起到过奠基作用。

1993年4月离休以后，来新夏先生在大量创作学术随笔的同时，在图书文献学领域又完成了其代表著述《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2000年）、《清人笔记随录》（2005年）、《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2010年）、《书目答问汇补》（2011年）等。

来新夏先生的图书文献学著述，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有两种——《古典目录学浅说》和《古籍整理讲义》。《古典目录学浅说》先后于1981年、2003年、2014年、2016年四次出版或再版印行，2009年还出版了韩文版（书名改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古籍整理讲义》的影响虽然略逊于《古典目录学浅说》，但也曾一次内部印行，三次公开印行。因为所收篇目时有增减，故其版本略微复杂一些。

《古籍整理讲义》最初脱胎于来新夏先生20世纪60至80年代关于文献整理的讲稿和笔记，1987年1月由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以《文献整理十论》之名（来新夏先生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古籍整理讲义》中误记为《古籍整理十讲》），作为研究生“文献整理”课程讲义油印出来，用作初学者的参稽。课程讲义所收“十论”包括：“论分类第一”“论正史第二”“论目录第三”“论版本第四”“论工具第五”“论句读第六”“论校勘第七”“论考据第八”“论传注第九”“论类书与丛书第十”。《文献整理十论》存世数量极稀，目前仅知绍兴孙伟良的来新夏民众读书室藏有一部。

1994年6月，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来新夏先生的《古籍整理散论》，在油印讲义基础上删去“论正史第二”“论类书与丛书第十”两篇，其余次序亦略做调整。此本除了“序言”之外凡八篇：“论分类第一”“论目录第二”“论版本第三”“论句读第四”“论工具第五”“论校勘第六”“论考据第七”“论传注第八”。该书优点是聚焦于古籍整理基本技能，“虽不能置于学术极致的地位上，但应熟练掌握，善于应用”，因此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可惜此书仅印行800册（应是作为教材发行），如今也已十分少见。

2002年6月，来新夏先生的自选集《邃谷文录：来新夏自选文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献给先生八十华诞的礼物。《邃谷文录》卷三“图书文献学卷”首部收录的就是《古籍整理讲义》。这个文本在《古籍整理散论》的基础上加入了“论正史”“论类书与丛书”，恢复了《文献整理十论》的面貌，同时附录有《藏书·读书·治学》一文，补谈文献与治学的关系等。此本虽然没有单行，但正式确定了《古籍整理讲义》书名和体式，同时对各篇做了较大幅度增订，并改为分章标目。以此作为“图书文献学卷”的开篇，既符合先生撰述先后的实际，也能够看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2003年11月，鹭江出版社出版了《古籍整理讲义》单行本，作为“名师讲义”丛书之一发行，成为先生此书的最后定本。这个版本以《邃谷文录》所收为基础，对全书内容又进行了重新编订，主要是“论正史”更名为“论‘二十四史’”，同时增补“论‘十三经’”“论诸子百家”“论总集与别集”“论地方志”“论佛藏与道藏”五篇，总计分为十五章，另附先生1991年在日本独协大学开设“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讲座时的讲义。全书的结构体系由此更臻完善。

二　“淑世”图书文献学思想

从来新夏先生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图书文献学思想。笔者在《来新夏先生图书文献学思想综说》（《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三史合一”的大文献学思想、“辨彰学术”的“致用”意识、“好看有用”的学术美文。这其中，“三史合一”是思想基础，“辨彰学术”是实践重点，“好看有用”是社会效果。而今进一步辨析，我们发现，这三个方面其实都贯穿着来新夏先生的“淑世”图书文献学思想，即图书文献学作为工具要为社会所用，而不是单纯的书斋趣味。这里所说的“淑世”图书文献学思想，主要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为研究服务，坚持学术立身，与己方便也与人方便。

从20世纪50年代起，来新夏先生就不断编辑各类论文集、资料集或工具书，服务教学的同时也为其他学者提供便利。如《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195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论集》（1957年）、《中国农民起义论集》（1958年）、《中国图书文献选读》（1984年）、《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1984年）、《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1986年）、《北洋军阀》（1988—1993年）、《外国教材中心工作研究》（1990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1991年）、《天津大辞典》（2001年）等。

现在来看，这些成果似乎没有什么特出之处，但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献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它们为治中国近代史、图书文献学以及相关专题史的学者提供了巨大便利。其中《北洋军阀》共五册，作为“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之一，更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北洋军阀史必备的资料参考书，滋养了一代学人。

除了编辑各种论文集、资料书和工具书，来新夏先生还亲自参与各种文献整理，早期的如《程克日记摘抄》（刊于《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新时期以来有《阅世编》（1981年）、《闽小纪闽杂记》（1985年）、《清嘉录》（1986年）、《萧山县志稿》（1991年）等。同时，他还推动、主持了多套文献丛书的整理和出版，如“天津风土丛书”（1986年）、《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1999—2001年）、“中华幼学文库”第一辑（1995年）、“老资料丛书”（2004年）、“萧山丛书”第一辑（2014年）等。从不废“幼学”可以看出，来新夏先生的学术眼界是相当宏大宽阔的。此外，来新夏先生最后十年还发挥其学术影响力，主持了数种大型文献丛书的编纂，包括《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2006年）、《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灾异志》（2010年）、《清代经世文全编》（2010年）、《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金石志》（2011年）、《中国地方志文献·学校考》（2012年）等。虽说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可以比较方便地检索文献资料，但这类专题性的大型文献丛书，仍为专业研究者省却了检索筛选之劳。

来新夏先生作为大学教授，学术自然是其立身之本。先生虽然终生勤勉不辍，但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教学实践、社会交流仍然占去了他的大多数时间，这也是其几部重要的代表性学术著作直到晚年才正式出版的原因。如《清人笔记随录》《书目答问汇补》，还有在旧作基础上增补完善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北洋军阀史》（2011年）、《林则徐年谱长编》（2011年）、《古典目录学（修订本）》（2013年）等。

二是为教学服务，坚持学术淑世，传道授业以作育人才。

作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来新夏先生从来不以此自喜。他更认同的身份是大学教师，以教书育人作为人生乐事和学问根本，并以培桃植李作为立世之基。翻开来新夏先生的学术年表，我们会发现其早期学术代表作，如《林则徐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北洋军阀史稿》（1983年）的出版，都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三年间。而了解先生学术经历的人都知道，这几部著作其实都完成于他被打入另册的那段时期。来新夏先生虽有过人精力，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他明显倾向于治以教学为中心的“为人”之学。

来新夏先生之学术根植于图书文献学，其产生固然可以追溯到祖父之启蒙和辅仁之训练，但其成熟却是在南开大学的教学和实践中达成的。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教书授业的需要，来新夏先生不断延伸治学领域，由古典目录学渐及图书馆学等领域。1979年，来新夏先生在南开大学分校创办图书馆学专业，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图书馆管理方面的技能性操作，而且还要求学生植根于“博”，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1983年，来新夏先生又受命筹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于1984年秋季正式招生。来新夏先生作为系主任，不仅承担诸多管理工作，而且还负责多门课程的教学，对相关学科的垂注日增。来新夏先生很多与图书文献学有关的著述，都是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服务于教学实践的成果。截至1993年4月离休，他公开出版的相关著述主要有：《古典目录学浅说》、《文献整理十论》（1987年）、《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1987年）、《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古典目录学》（1991年）、《古籍整理散论》（1994年）。(www.xing528.com)

以上罗列的成果，都是出于教学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教学之需，这些成果很可能就不会问世。譬如《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编撰及“三史合一”大文献学思想的产生，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来新夏先生在该书“叙言”中说，他在教学实践中“朦胧地感到在图书馆学的教学领域中某些课程有重见叠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图书馆史的分设就出现无可避免的重复，使人有数见向、歆父子之烦”。经过深入的学术思考，来新夏先生力主“三史合一”，删除重复，构筑起“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基本框架。从这些著述的命名上，也可看出其间的前后承续和不断丰富，如《古典目录学浅说》与《古典目录学》，《文献整理十论》与《古籍整理散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概要》与《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后者都是对前者进行修订或增补的成果，虽然其间的订补有多有少，但无一例外地体现了先生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化，也体现了其图书文献学思想的日益升华。

来新夏先生关于方志学的系列著述，也是其教学实践和实际操作的结晶。如《方志学概论》、《志域探步》（1993年）、《河北地方志提要》（1992）。方志和家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两个独特而重要的分支，因此来新夏先生的方志学成果，可以看作是其图书文献学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入，中国迎来社会主义时期第一轮编修地方志的高潮。截至2000年，全国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4278种。在这轮修志过程中，有两位学者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誉为“南黄北来”。其中“南黄”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黄苇先生，“北来”即时任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的来新夏先生。有趣的是，两人都出生于1923年，都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大量接触方志文献，开始专注方志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两人又同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委托，分别在南方和北方举办“方志进修班”，培养编修地方志的人才。其后，来新夏先生又为数以百计的地方志编纂项目提供指导、出任顾问、撰写序言，成为方志编纂领域的泰斗级人物。

三是为社会服务，坚持学术反哺，走出象牙塔以泽被民众。

这一点以来新夏先生的学术随笔创作体现得最为典型。来新夏先生治学严谨而不枯燥。这在其《结网录》以及学术代表作《清人笔记随录》中都有明显体现。学术文章写得耐读且让人爱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植根于深厚学养和广博智识。而来新夏先生晚年致力的随笔创作，将其学术有力地进行了通俗化，成为易于流传的社科普及性文字。当然，来新夏先生的随笔绝大部分都是学术随笔，学者仍可从中汲取精华，但是其服务对象明显更为广泛，由文史学界下沉到普通知识阶层。这种学术下沉，非但没有影响其学术地位，相反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影响。如此看来，社会既需要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的学问，也需要服务社会泽被民众的普及性的学问。而怎样实现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转化，恰好是如何学以致用的问题。来新夏先生用他的千余篇、二十余部学术随笔的创作实绩，给学术普及树立了高蹈的标杆。

《书文化的传承》（2006年）、《书文化九讲》（2012年）、《书之传承》（2013年）、《目录学读本》（2014年）等通俗性专业读物的出版，应该看作来新夏先生在学术随笔之外，将学术著作进行趣味化、通俗化、普及化的一种实践。

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来新夏先生还撰写过《亟待建立“照片学”》（《北京日报》2003年5月19日）和《〈影像辛亥〉：用“照片学”诠释历史》（《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1日）两篇鼓吹建立“照片学”的文字。这除了学术上的“以图补史”“以图证史”“以图解史”意义，更多考虑的应该是适应“万众读图”的现实需求。这既是学术视野的拓展延伸，也是学术观念的与时俱进。对于图片的重视，来新夏先生虽然没有来得及展开深入实践，但从其与友人合作的《谈史说戏》（1987年）中，已可看出他对“图文互证”的重视。等到插图本《书文化的传承》出版时，这种端倪就更加明显了。这种插图本图书，固然有补充文字叙述不足的学术考量，但增加读者之阅读趣味恐怕更为重要。

三　《古籍整理讲义》的价值

《古籍整理讲义》最初脱胎于教学需求，因此兼顾了学术性和普及性，既便于初学者渐窥学术殿堂，也便于爱好者催生学术兴趣。其特点之荦荦者，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端。

一是史论结合。

《古籍整理讲义》除序言外，全书正文共十五章，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八章“论分类”“论目录”“论版本”“论句读”“论工具”“论校勘”“论考据”“论传注”，横向论述各种古籍整理的根底和技巧；后七章“论‘十三经’”“论‘二十四史’”“论诸子百家”“论总集与别集”“论类书与丛书”“论地方志”“论佛藏与道藏”，纵向介绍各类古籍文献的本末和内容。这种纵横交错和经纬结合，非常便于初学者掌握古籍文献的一般情况和古籍整理的基本手段。微有遗憾之处有二：一是前半部分未谈辑佚。作为驰名的图书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遗忘辑佚恐无可能，因此肯定是有意的舍弃。辑佚作为古籍整理和再生的高级手段，是建立在分类、目录、版本、句读、工具、校勘、考据、传注等基础之上的，来新夏先生大约认为它不便初学，故此未能予以论述。二是后半部分述及中国古代各类文献，包括经史子集以及类书与丛书、地方志、佛藏与道藏等，唯独未包含家谱。家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极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先生还撰写过关于家谱的专书，而《古籍整理讲义》却未及于家谱，个中原因笔者迄未想通。

《古籍整理讲义》每章都贯穿了史论结合的思路，既简述各种古籍整理手段和各类古籍文献的发展变化，也穿插着对重要节点或者人物的学术评价。这一点对初学者十分重要。如第一章“论分类”分三个小节：第一小节从《左传》记载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谈起，述及《七略》《汉志》《七志》《七录》《五部目录》和《中经簿》《隋志》等，重点缕述中国古籍分类从六分法、七分法、五分法最后定型为四分法的过程；第二小节则解剖具体案例，谈《隋志》中经史子集四分法的具体内容及其在中国古籍分类发展史上的意义；第三小节又以唐刘知幾《史通》和清章学诚《史籍考》为重点，考察中国古籍分类的相关理论及其在当代实践中的变通。这种写作或者说操作策略，对于初涉古籍整理领域的人，无疑具有知识积累和实践操作的双重意义。其他各章尤其是第二章至第八章的写作也大体如第一章，其中第二章“论目录”简直就是目录学简史，按时间缕述目录学发展变迁的同时，又穿插介绍了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和目录学家。

此外，该书最后附录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递》，虽然与正文部分有所重复，但这里用将近四万字的篇幅，以史家的眼光和笔法，纵向讨论了中国古代文献产生、收藏、发展、传播等方面的问题，在正文以论为主的情况下，大大加强了全书史的意味，使正文略显片段和零散的知识成为整个中国古代文献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二是粗细结合。

《古籍整理讲义》既然最初作为教材出现，粗和细的结合几乎是必然的。古籍整理作为成熟且庞大的知识体系，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不可能平均用力。

这里说的“粗”当然不是粗疏，而是对相关史实的粗线条勾勒，尤其是避免了烦琐的考证。而对史实做粗线条勾勒，内容的取舍、概括的精准乃至文字的简繁，都需要丰厚的史识来支撑。本书史的部分和论的部分，大都具有高度概括、要言不烦、简洁流畅等基本特点。如论述《史记·太史公自序》时，引述“作《项羽本纪》第七”一段文字后，来新夏先生分析说：

这是很出色的一篇目录。前八句是“录”，概括了《项羽本纪》的全篇内容：一二句是讲秦末纷扰的历史条件；三四句是指明项羽继承了叔父项梁创建的实力；五六句是讲项羽诛杀按兵不动的卿（庆）子将军宋义，解救了赵国邯郸之困，因而受到诸侯的拥立；七八句指斥项羽杀死出降的秦子婴，背弃了楚怀王的命令，因而遭至天下人的非难而失败。这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事迹，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同时，作者撰传的意旨也表达出来了。最后一句是“目”，确定了篇名和编次。把这样一百三十条篇目集合排列在一起，就成为《史记》一书的目录。

来新夏先生用二百余字的篇幅，对《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目录学意义作了精简述论：首先给出引述者的观点，接下来分析每句文字，然后概括司马迁的意旨，最后综合评价《太史公自序》的价值。像这样高屋建瓴、简繁有序且带有史识的文字，在《古籍整理讲义》中随处可见。

这里说的“细”自然指的是细节。出于授课之需，《古籍整理讲义》在史论结合的框架下，也有对大量案例的引述及细节的解读，既避免了课堂的枯燥单调，也使初学者能明确知识的重点。如第三章“论版本”谈到“版本”一词来源，这个词汇对图书文献学来说，当然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因此来新夏先生的论述也就不厌其烦。在援引《宋史·邢昺传》中“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原文之后，来新夏先生对这段文字做了四条解说：第一条着眼雕版印刷发展之速，第二条述说宋代儒家经典已有多种注解之书，第三条指明写本书费用较高非一般人所能承担，第四条则谈印本书普及的意义。“版本当指雕版印刷的书，版本之名作为印本书的专称，或即以此时为最早。由于雕版印刷品比写本价廉，一般士庶之家都能购置。私家藏书的范围显然扩大，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些解读不但精细精准，而且也体现了超拔开阔的学术识见。又如第四章“论句读”引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指出胡三省标点《资治通鉴》的失误，叙述前因后果整整用了七八百字，既能使初学者了解句读不易，精审渊博的学者亦难免失误，同时也提示了句读古文的方法和技巧，此外还隐含着微言大义，体现了不为尊者讳的史家精神。

三是雅俗结合。

教学固然是一桩庄重严肃的事，但作为教材如若过于正襟危坐，实际传授效果肯定要大打折扣。《古籍整理讲义》以雅俗相生的笔法，避免了这种问题。雅俗结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雅中寓俗。如第二章“论目录”中谈木牍，本来是很正式的，先说用木片制作的书写材料称“牍”，主要是用来写信的，长度是汉代的一尺，所以后世称信札为“尺牍”。本来行文至此即可告一段落，但书中却做了适当引申：信在木牍上写好之后，要加一块空白牍当“信封”，然后用绳子捆扎好；当信封的牍叫“检”，在检上签名叫“署”；检中间微凹的方块叫“函”，故后来用以指称信件；捆扎牍和检的绳子在函处打结，用泥封好加盖印章以免别人拆阅；盖了印章的泥叫“封泥”，而“封”则成了信的计量单位；方形的牍称为“方”，一般用来写百字以下短文；画图的牍称为“版”，民间以之画土地四至标示所有权；国家用版来画疆域，故此后世称领土为“版图”；版还用来登记户口，所以户口册也称“版籍”。这一连串引申或许可以省略，但其间诸多知识点也会随之消失。这些内容似乎可有可无，但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起来，再辅之以图形或动作，一定能引起初学者的兴趣，可以看作是雅中蕴含的俗趣。

另一方面是俗中蕴雅。如第三章“论版本”谈佳善之本的重要性，述明陆深《俨山外集》所记，有俗医叮嘱病人煎药时放“锡”，名医戴元礼恰好经过，感到很是诧异，便不耻下问追根求源，最后弄清是俗医读了劣本医书，“锡”字乃是“饧”字之误，也就是麦芽糖，非金属锡也。这既是一个笑话，同时又能郑重提醒初学者版本的重要——如果误读劣本，其甚者是有可能“害命”的。而同一章谈到清代版本学家顾广圻时，对其“书以弥古为弥善”的绝对化观点进行了批评，并引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对泥古者予以嘲讽。故事说王鼎臣嗜好宋版书，在昆山当知县时买到《孟子》一部，并经常以此夸耀于人。陈其元希望能见识一下，王鼎臣让人负书椟以出，打开之后又有个楠木匣，打开楠木匣才看到书：

书之纸墨亦古。所刊之笔划亦无异于今之监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校别本多记数行乎？”曰：“不能。”余笑：“然则不如仍读今监本之为愈耳，奚必费百倍之钱以购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岂可共君赏鉴。”急收之。

对宋本的过度追求，造成了藏书“以夸”的偏执，势必扭曲文献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古籍整理讲义》对此段文字的引述，适当地增加了文章的阅读趣味，但也是在谆谆嘱咐初学者，一定要建立通达而科学的版本观念，不能简单地佞宋或者泥古。

以上所述《古籍整理讲义》的“三个结合”，完全体现了教材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特点，而方之于全书的各篇文字，虽然并非每篇全部具备，但大都能够契合上一两条。正是抓住了教材的这一“根本”，此书才能够多次重印。如今南开大学出版社又独具慧眼，将其收入“津沽名家文库（第一辑）”影印出版，亦足见其影响力之大和生命力之强。

余作为后生晚学，素仰来新夏先生之道德文章，并承先生晚年不断教诲。谨此略述先生治图书文献学之因果、图书文献学之思想并《古籍整理讲义》之价值，未妥之处尚祈方家正之。

2019年7月11日匆草于沽上半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