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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讲义:明清时期古典目录学的昌盛

时间:2023-08-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明清时期,古典目录学由元代颇为缓慢发展的阶段过渡到昌盛阶段。但能代表明代目录水平的仍应归于私家目录。它虽不如藏书目录繁盛,但也是很具特色的,如周弘祖撰《古今书刻》二卷可称代表作。它实际上是出版目录和金石目录的混合体。明代虽有私家目录的丛出,但还只是古典目录学昌盛期的前期,而真正使古典目录学达到昌盛的,应该说在清朝。这不仅是清代目录事业上的一大贡献,也是古典目录学领域中的一大成就。

古籍整理讲义:明清时期古典目录学的昌盛

明清时期,古典目录学由元代颇为缓慢发展的阶段过渡到昌盛阶段。

明初虽注意到“求书”,但未能顾及到“校书”,直到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始由大学士杨士奇等建议对国家藏书登录编目,遂编成明代的国家图书目录《文渊阁书目》。这部书目是国家藏书登录簿性质。全目不分经史子集,而将藏书以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凡20号,共5橱,贮书7297种,其卷数也按此分号编为20卷。这部目录虽多被后世学者讥评为疏陋,但因它是明代现存的一部官修目录,于考校当时的图书状况和保存遗佚书资料等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他尚有作为史志目录的焦竑所撰《国史经籍志》。这部书目特别注重分类,其有关分类的论述有足供参考之处。但能代表明代目录水平的仍应归于私家目录。

【私家目录的丛出】明代的私家藏书比较兴盛,而藏书家又大多撰有目录,形成私家目录丛出的局面。它们大体上以藏书目及专科目为主。

藏书目录数量较多,其著名的如:

(1)《百川书志》20卷 高儒撰

高儒字子醇,自号百川子,涿州人,他是一个武人而藏书甚富。他以6年时间,整理考索私藏,三易其稿,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写成此目。全目以四部分类,下列93门,收书近万卷,每书都有提要。他的特点是在史部之下收录了小说、戏曲之类,反映了撰者已突破传统的收书规范,而这一突破却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红雨楼书目》4卷 徐

(1570~1646年)字惟起,更字兴公,闽县人,藏书3万余卷。仿《通志·艺文略》及《通考·经籍考》体例,撰成《红雨楼书目》4卷。它著录文艺图书较多,如卷三子部传奇类收元明杂剧和传奇140种。它所收明代集目也较多,其《明诗选》部分更详注作者履历,是有关明代文艺的资料。

(3)《澹生堂书目》 祁承㸁撰

祁承㸁(1563~1628年)字尔光,山阴人,是明末浙东的藏书世家,聚书达10万余卷,编成《澹生堂书目》。此目原写本未分卷,采用表格式,清人邵懿辰谓其书“可分四十七卷”。它虽按四部分类,而其下细目多有新意。它为便于检索,采取分析著录与互见著录的方法,对同书而卷册版本有所不同的,则以又字别著一条;对上下或正续编著作则分条著录;其成目续收各书皆续附各类之末,因而,它并非简单的登录簿而是自有其例的。

其他藏书目如《赵定宇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和《万卷堂书目》等都是独具特色的著名私家目录书。

明代私家目录的另一类是专门目录。它虽不如藏书目录繁盛,但也是很具特色的,如周弘祖撰《古今书刻》二卷可称代表作。周弘祖,湖广麻城人,嘉靖时进士,曾官福建提学副使。《古今书刻》上编载各直省所刊古籍,下编则录各直省所存石刻,故名“书刻”。它实际上是出版目录和金石目录的混合体。它保存的版刻资料为考求版刻源流及图书存佚提供方便。其他如讲医籍的有殷仲春所撰《医籍目录》、讲明传奇的有吕天成所撰《曲品》二卷,都含有专科目录的性质。

明代虽有私家目录的丛出,但还只是古典目录学昌盛期的前期,而真正使古典目录学达到昌盛的,应该说在清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朝由于康雍乾三朝社会经济的较快恢复,学术文化得到相应发展,目录学的运用多为学人所掌握,同时,由于清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目录学又成为可以直接避免知人论世的避风港,更推动了目录学走向昌盛。

清朝不仅目录学著作的数量超越前代,即从编制体例、收录范围、体裁多样和内容价值各方面看,也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诸多著述中最有成就的便是《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提要》)200卷。它是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间纂辑《四库全书》的相连产物,是篇帙巨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全书按四部分类,计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全目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有401部无卷数。在编写体例上,部有总序,类有小序,书有提要。它的提要大多定稿于著名学者之手,如由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和纪昀分任经史子集提要的撰写,而由纪昀总其成。这些提要的内容不仅“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而且还“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51],对18世纪以前的学术进行了一次总结。有的提要后还有按评,主要说明分类归属的移动理由,是研究图书分类的资料。因此,《四库提要》可以说是一部篇帙巨大、体例较备、内容丰富和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为前代所未有的目录学名著。这不仅是清代目录事业上的一大贡献,也是古典目录学领域中的一大成就。

清朝见于《四库提要》篇幅过大,乾隆三十九年,又命纪昀简编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它虽然精简了总序和小序,但有些子目仍附有简短的按语,颇便于翻检。官修目录同时编制繁、简二本,也是前代所无的创举。

《四库提要》因是官修,所以清代学者对它以颂扬为主,如目录学家周中孚评论说:

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52]

后世学者也有些评论,而比较允洽的当推余嘉锡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四库提要》“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同时,他也指出《提要》的不足之处是仓促成书,取材范围不广,对许多重要目录书未能善加征引,立论有纰缪处,缺少版本项目,等等。因而后来出现一些对《提要》进行补正的著述,如补其不足的有《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收知见录》和《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其订正谬误的有《四库提要辨证》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等。这些书都对研究《四库提要》有益。

约与《四库提要》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它记录版刻年代、刊印、流传、庋藏、鉴赏和采择都较详备,是为版本目录学奠定基础的重要著作之一。

【目录学研究的开展】清代目录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目录的编制、理论的阐发和相关学科的发展等三个方面:

清代的编目工作除了《四库提要》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外,很突出地表现在私家目录的撰著上。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学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收藏、登录和鉴赏,而是从各个方面研究图书,像撰写专著那样撰写书目,如钱曾(1629~1702年),字遵王,自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是清初“见闻既博,辨别尤精”的版本专家。他曾据私藏编制《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等3种书目,其中《读书敏求记》收录藏书中精华部分634种,专记宋元精刻,对书的次第完缺、古今异同都加标明和考订,不仅是一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版本目录学专著,也开启了后来编纂善本书目之端。

清代有些学者在传统目录体裁外,还用其他形式撰写目录性质的专著。他们从研究学术入手,随着读书和研究,按书写成读书记来表述个人心得与见解,经久积累,便撰成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目录学著作,如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和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记》等都为学术界所推重。有的学者通过对图书鉴定研究后加以题跋,这些题跋汇编成书就形成题跋式书目,如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都是这方面的专著。

清代专科目录的编制有了显著的发展,朱彝尊的《经义考》就是这方面的名作。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是清初经学、史学、文学、目录学各方面都有成就的学者。所撰《经义考》300卷是历经多次修订刊印的一部经学专科目录。《经义考》不仅注明图书的存、佚、阙或未见,又按书汇辑有关序跋、传记及评论等参考资料,成为辑录体提要目录中空前巨著。同时代的学者就赞誉这部目录书是“非博极群书,不能有此”和“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53]等语,而其影响及于国内外,日本学者所撰《医籍考》和章学诚的《史籍考》都受到它的重要影响。

在目录理论研究上当以章学诚为代表,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是乾嘉时期的史评家与目录学家。他除以多年心力撰著过《史籍考》(咸丰六年稿毁于火)外,还着重探讨研究了目录学的有关理论。他虽然不同意目录学的专名而标举校雠学,并为自己的专著命名为《校雠通义》,但他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目录学领域中的问题。《校雠通义》一直被后世学者公认为目录学专著,书中标举宗刘(向)、补郑(樵)、正俗(说)的著述主旨。他评价了郑樵在编目分类上的卓识,也提出了对郑樵某些论点的不同见解。章学诚以揭示图书内容为出发点来研究目录学,标举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他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经”看作古代典章制度的记录,有提供图书资料的作用;把编撰目录提到学术高度来对待。他认为写类序的工作是:

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记数之需。[54]

他又认为写提要的工作是:

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之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一端矣。[55]

总之,他把撰著目录看作为探求图书内容,以备研究学术源流的工作,而非编排登录的单纯技术性操作。他主张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目录工作。他认为图书资料主要是为学术研究做“聚粮”和“转饷”的后勤工作。他的这种主观上强调目录应该以为学术研究服务为主要任务的观点,比过去那种只在客观上起了为学术研究服务的作用,确是一种突破,而成为清代目录学研究中的一大成就。

随着目录事业的发展,若干有关学科如分类、校勘、版本、考证诸学也多兴起而成为专学,从事学者,为数甚多,人才之盛,前所未有。即如分类,当时四部分类已成定例,而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宗祠所编《孙氏祠堂书目》则不依四部分类,直接分为十二属,在改变图书分类上有它的创新意义。在校勘学方面,除享有盛名的顾炎武、戴震和段玉裁等大力倡导,提出过具体要求和方法外,卢文弨和顾千里是专精校勘的魁杰。卢文弨“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56]。顾千里不仅在国内“以精校雠名”[57],而且日本人也誉之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58]。他们的校勘成果都是目录书中重要的著录资料。他如黄丕烈之精于版本、钱大昕之深于考证以及其他学者在这些有关学科方面的成果都为清代目录学提高到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1]《昭明文选》载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语。《昭明文选》,1920年扫叶山房石印本。

[2]《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3]《七录序》,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4]卢文弨:《钟山札记》卷四,《抱经堂丛书》本。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七,中华书局1963年版。

[6]《汉书·艺文志》兵家小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按:《兵录》是否即确指兵书目录,尚可商榷,其说见本书《论分类第一》注。

[7]《汉书·艺文志》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8]《太平御览》卷一〇九引《七略》,中华书局1960年版。

[9]《汉书·艺文志·兵家小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尚书·多士》篇周公对殷贵族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韩非子》,“先王寄理于竹帛”;《墨子》,“书之竹帛,遗传后世子孙”。《晏子春秋》记齐景公对晏子说:“昔吾先君恒公予管仲、孤与谷,其县十七,著之竹帛,申之以等。”这些记载可证用竹帛起于春秋战国,竹帛并称,说明二者并用。

[12]马王堆汉墓中的“遗策”简上最少的只写二字,武威出土的《仪礼》简上有多至一百二十三个字的。

[13]参阅王国维:《简牍检署考》,载罗振玉:《流沙坠简》,见《永慕园丛书》,民国印本。

[14]《初学记》卷二一引《桓玄伪事》,记桓玄于东晋末曾下令说:“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中华书局1952年版。(www.xing528.com)

[15]旧例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即篇名在上,书名在下,后来的线装书中还有沿用此例的。

[16]《汉书·艺文志》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汉书·艺文志》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

[18]《三国志·吴书》卷二〇,中华书局1959年版。

[19]《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0]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见《中国文化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21]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二,《四部丛刊》本。

[22]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篇卷一《信摭》,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23]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二,清光绪二十二年家刊本。

[24]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

[2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

[26]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魏都赋》,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7]郑樵:《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

[2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中华书局1963年版。

[29]《论衡·案书》,上海扫叶山房1925年石印本。

[30]《輶轩语》,见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1]《四库提要辨证》序录,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32]清人汤纪尚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周中孚所撰的《周郑堂别传》中曾简分为三类:“目录之书,权舆中垒(刘向曾官中垒校尉,意始于刘向《别录》),流派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题、曰史家著录”(《槃薖文乙集》下,清光绪间刻本)。

[33]参阅陈文起:《从目录学入手一文商榷》,载《光明日报》1962年5月15日。

[34]《文史》第26辑,中华书局本。

[35]1982年中华书局版。

[36]《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见《饮冰室文集》专集第十八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

[37]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所收浙江藏书家有399人,江苏藏书家有490人,共达889人。

[38]施廷镛主编:《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1982年铅印本),收《中国丛书综录》未收之丛书977种,可视为《综录》之补编。

[39]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

[40]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快阁师石山房丛书》,1931年浙江省图书馆印本。

[41]《四库提要辨证》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42]《书目答问补正》重印本,柴德赓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

[43]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序文。

[44]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45]中华书局1983年版。

[46]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47]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序。

[48]《隋书·经籍志》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

[49]《北齐书·文苑传》。

[50]《周书·明帝纪》。

[5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52]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53]朱彝尊:《经义考》毛奇龄、陈廷敬序,中华书局《四库备要》本。

[54]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篇》,道光十三年刻本。

[55]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一《宗刘篇》,道光十三年刻本。

[56]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见《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光绪十年刻本。

[57]冯桂芬:《思适斋文集序》,见《显志堂稿》卷二,光绪三年刻本。

[58]神田喜一郎:《顾千里年谱》,民国十五年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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