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私家藏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本

到东汉时期，纸的发明和制造是书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用纸来代替竹简和缣帛用以抄书，既轻便又廉价。这就大大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发展，私家藏书数量都有所增加，甚而出现了万卷藏书大家。

东汉前期的藏书家有桓谭、梁子初、杨子林、杜林、班彪、班固、曹曾等人。

桓谭(?—56)，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历官奉车郎、掌乐大夫、给事中、六安郡丞。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著有《桓子新论》十七卷、《集》五卷。家富藏书。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记曰:“累朝中秘所蓄外，荐绅文献名藏书家代有其人，汉则刘向、桓谭……”《(光绪)宿州志》卷四《舆地·古迹》记:“相传今宿县藕花墅是桓君山藏书处遗址。”1975年，由安徽大学中文系等单位组织的考古队，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南麓发掘出明崇祯时所立的“桓君山藏书处”石碑。

清王岩有《过桓君山藏书处诗》云:

当年石室虽云古，此日风流犹可睹。

图书插架犹连云，翰墨淋漓尚如雨。

另，桓谭所著《新论·闵友》卷十五记:“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尝有所不晓百许寄余，余观其事，皆略可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十五)

梁子初、杨子林二人，文献别无所记，生平不详。

曹曾，字伯山，山东济阴(今定陶一带)人。尝从欧阳歙受《尚书》，位至谏议大夫。亦聚徒讲学，门生至三千人。王子年《拾遗记》卷六记:

曹曾，鲁人也，本名平，慕曾参之行，改名为曾。家财巨亿。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及国难既夷，收天下遗书于曾家，连车继轨输于王府。诸弟子于门外立祠，谓曰“曹师祠”。及世乱，家家焚庐，曹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故谓曹氏为书仓。

东汉后期的藏书家有任末、董谒、郭泰、郑玄、蔡邕和蔡琰诸人。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今四川新繁)人。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后奔师丧，于道物故。

王子年《拾遗记》卷六亦有记曰:

任末年十四，学无常师，负笈不远阻险。每言人而不学，则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编茅为庵，削荆为笔，尅树枝为墨。夜则映星望月，暗则缚麻蒿以自照。观书有合意者，题其衣裳以记其事，门徒悦其勤学，更以静衣易之。临终诫曰:“夫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奥，非止典籍所载，皆注记于柱壁及园林树木。慕好学者，来辄写之，时人谓任氏“经苑”。

董谒，字仲玄，“少好读书，尝游山泽，挟图书，患其繁重，家贫，拾树叶以代书简，言其易卷怀也。家去京师三百里，或乘驴车，或蹑履，出隐无常。尝息人家，于座以笔题掌。还，以竹箨写之，书竟，舐掌中。加以少来精勤，舐之累烂，世称董仲玄掌录”(《太平御览》卷六百一十一引《洞溟记》)。

郭泰(127—169)，字林宗，太原介休(今属山西)人。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毕业，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游洛阳，两辟皆不就，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卒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撰文，称其“器度弘深，姿度广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测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七十六)。

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一十引《郭泰别传》称:“泰字林宗，家有书五千卷。”(www.xing528.com)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人。师事第五元先和马融。党事起，禁锢十四年。举玄为赵相，不至。公车征为大司农，玄乃以病乞还家。聚众讲学，潜心著述。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对整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颇多贡献。玄所著注主要有《周易注》、《尚书注》、《毛诗笺》、《仪礼注》、《礼记注》、《孝经注》、《论语注》、《乾象历注》、《六艺论》、《毛诗谱》、《天文七政论》、《鲁礼褅袷义》、《驭许慎五经异义》等凡百余万言。从他对经学资料的搜罗之富，阅读之广，校雠之精，著述之多，可以得知他必有丰富藏书，只是史无明文详记而已。但从他晚年所写《戒子益恩书》中仍可略窥些许信息。其文曰:“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败，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八十四)手边还是有已腐败待重写的群书。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建宁三年(170)，辟司徒乔玄府，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光和初，坐忤宦官，徙五原。遇赦。虑卒不免，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为司空，征署祭酒，迁尚书侍中。初平元年(190)拜左中郎将，封高阳乡侯。三年，卓被诛，有动于色，收付廷尉，遂死狱中。邕著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独断》二卷、《劝学》一卷、《集》二十卷。

蔡邕一生有两宗事，很值得大书特书。

其一，是树立太学“熹平石经”。此事在《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中有记曰: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乃与五官中郎将堂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这确实是轰动当时学界的一件大事。据《洛阳记》所载:“太学在洛城开阳门外，(所立)本碑凡四十六板。”以印刷术尚未发明，人们读书学习专靠手抄传写的汉代来说，将正定的《六经》文字，刻石树碑于首都的街头，供人们自由阅读、传抄，这不仅给当时人们学习提供了方便，而且对《六经》典籍的校正流传都有深远的影响。再从文字学书法艺术上说，“熹平石经”属典型的汉隶，也是无价的珍宝。

其二，蔡邕收藏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图书。对此，《后汉书·蔡邕传》失记。而《三国志·王粲传》中却有一节很生动的记述:“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门。闻粲在门，倒履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貌短小，一座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张华《博物志》卷六，对蔡邕藏书说得更具体:“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

另外，《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别记一宗蔡邕赐其女文姬的图书，其文曰: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曹(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记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亡有存者，今所诵记，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蔡邕赐女文姬书四千余卷，而十年之后，文姬仍能诵记四百余篇，也说明蔡邕教女有方，所以文姬能写出激情横溢、感人肺腑的《悲愤诗》，正是家学渊源，克绍箕裘之传。蔡琰则是中国藏书史上第一位女藏书家。

综观以上各节所记，蔡邕藏书及其影响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有着重要的贡献，约而言之，可归纳为三:

第一，蔡邕总藏书一万四五千卷，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是第一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超过万卷的大藏书家。

第二，蔡邕也是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第一个能把自己的藏书传赠给善读者，从而开创了与人共读的优良风气的人。

第三，蔡邕本人和他那批藏书对建安时期文学的兴旺以及后世学术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