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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人文随笔:治理科学界的精神环境

时间:2023-08-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呼吁主管部门认真检查现行评价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发挥自上而下的示范和指导作用,为改善科学发展环境作出贡献。中国科技的发展赢来世界各国的赞誉和尊重,但在另一方面,与之俱来的还有科学界精神环境的污染。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防堵污染源,而科学界的“污染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科学界同仁自己。

科学人文随笔:治理科学界的精神环境

呼吁主管部门认真检查现行评价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发挥自上而下的示范和指导作用,为改善科学发展环境作出贡献。

“发展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这话本来是指经济发展说的。没有料到,现在这话居然也适用于科学发展。

无论是从横向上与世界各国比,还是从纵向上与任何历史时期比,现在中国的科学发展都处在黄金时期。中国不仅以科学队伍之大、科学论文之多而进入世界前列,而且高引用率的文章也开始名列前茅。中国科技的发展赢来世界各国的赞誉和尊重,但在另一方面,与之俱来的还有科学界精神环境的污染。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往往就是从引进污染环境的行业起步的。GDP上去了,山清水秀的环境却消失了。不少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雾霾,也属同一类现象。令人困惑的是,居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也会产生环境问题,不过不是生态环境,而是精神环境。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饥不择食。急于提升GDP就会不顾环境,急于在本地发展科学、建设学科,也会对采取什么途径无所顾忌,尤其不会顾忌对科学界道德水平会有什么恶性影响。但是,这种恶性影响的表现,却比比皆是。

一种表现是,在学术界金钱的作用不适当地高涨。科研经费投入的增加,科学人才生活水准的保障,正是这些年来科学发展的基础,无可厚非。但如果忽视精神因素,一味突出金钱,按照论文数量(甚至将论文数目乘以影响因子)发奖金,那就可能使得学术变味、产生误导效应。更大的问题还不在奖金,学生毕业、教师晋升全要靠文章,于是论文作刀代笔,包撰写包发表的黑市场也应运而生,而且已经蔓延到国外。

近来出现的“新事物”是学术界高价“挖人”的现象。正当国企领导者削减年薪的时侯,一些学术单位“挖人”的价格却一路飙升,个别地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有的地方为了高速度进行学科建设,选择了超越常规的办法招募人才,以为高楼大厦加上高价人才,就能将学科建设送上高速公路

其实,学科建设是有自身规律的,科学史上很少听说有靠金钱堆起来的学科“暴发户”。再说,读书人在历史上也是有骨气的,当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朱自清不吃美国救济粮,讲究的就是“气节”两字。假如把学者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那就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与当年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毕业生相比,差距何止千里!人才工作商品化,其后果是严重的。本来是一种荣誉的头衔,现在成了商品分档的标准,院士有院士的“价码”,“杰青”有“杰青”的“行情”。既然头衔的价值如此高贵,就在客观上驱使一批单位与个人,不惜工本去打造“院士工程”和“杰青工程”。

科学界道德水平下降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专家评审中的非科学因素作用剧增。专家评审,是科学评价系统中的一种基本形式,长期通行于国内外,在科研立项、成果评价、人事聘用、晋升奖励等方面广泛使用,而选择评审专家的基本原则,一是专业上的权威性,二是具有客观公正的评审态度,能够坚持科学标准。但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却是被评审的单位或个人,会找到各种途径向评审专家“打招呼”,轻则采用语言方式托人求情,重则动用物质力量将评审人预先“摆平”。采用的形式也不断创新,如果评审的目标重大,那么几年前待评审人就会未雨绸缪,请潜在的评审人光临“指导”,等等。更令人吃惊的是,有的地方“打招呼”之风已经演变成为“正常”状态,不打招呼反而成为“异类”,会被评委怀疑被评审人是不是“心虚”“有问题”。一旦评审过程变质到这种地步,如何还能指望其遵循客观的科学标准?(www.xing528.com)

对科学界的精神建设,多年来我们没有少加注意,各种道德委员会、自律条例应有尽有。但是,环境污染有“隐”“显”的不同:对河水发臭、大气雾霾人们有目共睹,而DDT等杀虫剂的环境污染在50年前只有个别人提出警告。[1]科学界的精神污染也是一样,对于论文抄袭、成果作假现象是人人喊打,而对学术风气的败坏却被认为是“人之常情”,视而不见,提起来也只是摇头叹气而已。

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防堵污染源,而科学界的“污染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科学界同仁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制定的制度本身就可能产生污染,其中包括一些不恰当的政策举措和评价标准。不合理的高薪或者刺激论文高产的政策,源于我们操之过急的学科建设目标;对SCI论文的片面要求,出自人事管理中的规定。又如临床医生的职称晋升也都要“写”论文,再如招聘合同上规定拿多少工资出多少篇论文。至于一些追求“头衔”的工程,只要将“头衔”和金钱脱钩,釜底抽薪,“头衔”就会自然降温、回归到原来的荣誉性质,这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

笔者相信,环境是可以治理的。例如,当年联合国制定蒙特利尔条约禁止使用氟利昂,经过各国多年的努力,地球臭氧层保护工作就大有进展。又如,我国曾经流行的说“套话”现象,一度成为创新路上的障碍物,后来经过自上而下加以扭转,不出几年就成效卓著。为此,我们呼吁主管部门认真检查现行评价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发挥自上而下的示范和指导作用,为改善科学发展环境作出贡献。

但是,道德不同于法律,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政府头上。道德建设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界内部的事,特别是承担着培养人才、指导方向的学科带头人的事。如果在学术界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能够站出来发声,而不是选择默认,更不是随波逐流,黄金时期的中国科学界,也有望建成精神环境的模范村。

(本文原载《科技导报》2016年34卷24期,卷首语

【注释】

[1]瑞士昆虫学家保罗·米勒发明了杀虫剂DDT,因其稳定性、脂溶性、药效普适性等特点,一度大量生产,普遍使用,保罗·米勒1948年还曾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揭示了杀虫剂破坏环境的后果,方才导致后来全世界环境保护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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