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律是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基点，亦是其谈判的底线和参考系数，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对律师的依赖不言而喻。而目前律师利用ADR解决纠纷没有明确的收费依据，计时收费的制度又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同，律师在推行ADR时面临着生存的考验。因此，当事人咨询如何解决纠纷时，律师往往告知当事人走向法院。律师此种所谓理性“引导”，不如说是非理性的强制认同。
“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广泛的选择，以应付由个人纠纷引发的冲突，诉讼只是从回避到暴力等诸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之一。”当事人迫切需求这样一种通道，在这个通道里能获得相当的正义。律师凭借对法律的精通及诉讼中的经验所得，通过对纠纷进行法的判断与衡量，尽可能为当事者提供接近正义的解决方案，可以力求纠纷解决的彻底性而避免再生纷争，这符合了人们的需求。这种看似“你情我愿”的“供需平衡”，却很难在现实中达成“双赢”结果。
第一，律师缺乏通过理性分析引导当事人寻求恰当纠纷解决方式的动力。法律是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基点，亦是其谈判的底线和参考系数，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对律师的依赖不言而喻。律师的一种担心在于：当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为“无知”的当事人选择正确的纠纷解决途径后，自己却“形如弃履”。基于此种心理，律师对当事人之咨询，往往呈“欲言又止”状，或者闪烁其词，又或“顾左右而言他”。(www.xing528.com)
第二，律师可能基于自己利益考虑为当事人提供单向性指引（即诉讼）。就目前而言，虽不排除法律服务有其公益性的方面，也不排除公职律师、国资所律师的非营利性质，但大部分法律服务为有偿服务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法律服务具有商品性特征，是等待“出售”给当事人或提供给当事人选择的商品，实质上是一种商品行为。而目前律师利用ADR解决纠纷没有明确的收费依据，计时收费的制度又得不到当事人的认同，律师在推行ADR时面临着生存的考验。因此，当事人咨询如何解决纠纷时，律师往往告知当事人走向法院。律师此种所谓理性“引导”，不如说是非理性的强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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