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犯罪预防分为被害人预防与犯罪人预防，预防手段则也可以分为被害预防手段和犯罪预防手段。笔者认为，对犯罪预防而言，采取被害预防措施比犯罪预防措施更具经济性。犯罪预防属于国家对犯罪的主动干预，其目的在于减少、制止潜在犯罪人或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这样的出发点容易把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作为潜在的犯罪人加以防备，从而使国家和公民处于对立地位，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主动的参与，犯罪预防的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不会发挥出最佳效果。被害预防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如何才能减少犯罪对被害人的损害，其出发点是把公民作为潜在的被害人加以保护，从而使国家和公民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防止犯罪的侵害，其理念和措施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45]因为被害问题涉及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并付出一定财力和物力。如，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入室盗窃案件的被害人，人们可以购买高级别的锁具、在家中安装防盗网或者报警装置来实现被害预防。个体的自我防范，一方面可以提升被害预防的效果，以较少的产出获得较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国家的投入。相比于犯罪预防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害预防尽管也需国家投入，但其投入较小，国家投入主要是协助被害人实现自我保护和预防，因为被害人的自我预防才是最为经济、直观和有效的。可见，从总体投入上而言，在采取措施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国家在犯罪预防的投入要高于被害预防的投入，因此被害预防相较于犯罪预防而言更具经济性。
另一方面，从采取的具体措施来看，被害预防比犯罪预防更显经济。在上文中，笔者从预防措施的性质推导出，在预防投入方面被害预防比犯罪预防较为经济。在此基础之上，若从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来论，被害预防仍然更具经济性。由于被害预防以被害人为核心展开，尽管从宏观和长远的层面来看，要实现被害预防极为耗时耗力，但从具体微观层面而言，被害预防措施并不繁琐。以拐卖儿童被害预防为例，要预防儿童被拐卖，儿童的监管最为重要也最为有效，这就要求父母、学校等对儿童负有监管职责或义务的主体保持高度的注意义务以实现对儿童的保护。监管主体除了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注意力，最为重要的是树立较强的防范意识。父母、学校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安全防范常识，在此基础上提高其防范意识也并不困难。从投入上来说，这并不需要耗费过多的资源和投入。反观犯罪预防，同样是从具体的预防措施来看，需要的资源以及投入则要多得多。仍以拐卖儿童犯罪预防为例，要有效地防止犯罪人实施拐卖儿童的行为，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首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必不可少。一般而言，严厉的打击可以对犯罪的预防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次，若要从源头上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进行预防，则需要重视对儿童买家的规制，毕竟“没有买卖，没有伤害”。最后，至于要使得犯罪人不会或者难以再次实施拐卖儿童相关犯罪，就应当对其采取多种措施，如实施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禁止其从事与儿童有关的职业或者行业；保持对其较长时间的监管，定时了解其生活、工作动态等。因此，就预防儿童被拐卖而言，犯罪预防要比被害预防复杂得多，采取的措施更多也更为繁琐，投入也更大。这也表明，在微观的预防措施上而言，被害预防措施更为简单、直接、有效，也更为经济。(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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