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经验问题与建议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教育改革的红利，是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的最终目的。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已经成效显著。相关数据显示，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已经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16年4月底，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全国19个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的调查报告中，北京的满意度与5年前相比增幅达24.18%，增幅排名第一。”^[35]纵观近三年来的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既有宝贵的经验，又有亟待解决的问题，下文逐一分析。

1.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的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的基本方向。始于2014年的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近年来不断走向深入。其间，遇到过阻力、面临过挑战，但是这项工作始终没有动摇、没有停滞。根本原因就在于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始终有着坚定的改革决心，坚持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的基本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的出发点是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落脚点也是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公平和均衡已经成为北京市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作为出发点的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是立足于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本身；作为落脚点的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是立足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要以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带动和维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就像是一座灯塔，为教育改革指引着方向。

第二，聚焦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侧改革，扩大供给和精准供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本轮基础教育综合改革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聚焦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就是围绕着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侧改革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在具体的做法上，则始终坚持扩大供给和精准供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将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扩大供给和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精准供给同步推进。

第三，依托部属、市属高校及其附中，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多样化发展之路。北京市高等教育资源得天独厚，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知名的部属高校，又有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众多市属高校。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市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依托高校附中，支持其通过新建、扩建等方式扩大校区规模和招生规模，加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另一方面，依托部署高校、市属高校，通过联合培养、“双培” “外培” 等方式，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专业化、特色化、多样化发展之路。

第四，补齐短板、整体推进，照顾到每一所初中校的每一个孩子。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的力度之大，通过2016年新增的 “校额到校” 招生方式即可见一斑。通过 “校额到校” 的方式，保证每一所初中校的孩子都有不低于30%比例的优质高中入学名额。这就是补齐短板、整体推进的工作策略，全市一盘棋，不让每一所初中校掉队，从而整体提升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覆盖率，让每一所初中校的每一个孩子都有均等的机会升入优质高中。

第五，将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与基础教育培养模式创新相结合。以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推动基础教育培养模式创新，以基础教育培养模式创新实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做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与基础教育培养模式创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北京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的宝贵经验。如前所述，过去几年，北京市已先后探索出 “1+3” 培养模式、贯通培养模式等新型教育培养模式。这些新型教育培养模式对于实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发挥了重要作用。

2.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需要协调处理好的矛盾和问题

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是北京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抓手。未来几年，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必须不断深化、开拓创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在梳理过去几年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便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第一，统筹权力的享有与支配资源的匮乏之间形成鲜明的矛盾。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的权力享有与行使主体主要是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然而，北京市教育行政部门可直接调配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却相对匮乏。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教育资源进行统筹的权力有党的最高决定作为上位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明确提出要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根据 《决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作为北京市政府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享有在全市范围内对教育资源进行跨区域统筹的权力，可以就各个区域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进行重新配置。然而，北京市的现实情况是，目前全市绝大部分中小学，无论是优质教育资源还是一般教育资源，均归属各个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或者相关高校直接管理。这样，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享有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统筹协调的权力，但是却缺少可以直接调配的优质教育资源。无疑，统筹权力的享有和支配资源的匮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矛盾，这成为优质教育资源市级统筹必须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第二，协调处理好区域教育均衡与区际利益补偿问题。教育均衡是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对于北京市各区来说，区域教育均衡必定会带来几家欢喜几家忧。对于优质教育资源薄弱区来说，渴望借助区域教育均衡来促进本区教育发展；对于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区而言，区域教育均衡会损害到现有的教育优势。因此，在坚持教育均衡发展理念不动摇的前提下，必须探索可行的路径，实现既能够有效调动优质教育资源集聚区的积极性，又能够切实帮助优质教育资源薄弱区快速发展的目标。因此，从全市一盘棋的角度考虑，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不单单是市教委的工作，而应当综合借助各区区委、区政府的力量，做好各区之间的区际利益协调与利益补偿问题。

第三，协调处理好现有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问题，保证精准供给的有效性。截至2017年年初，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政策本身包括前述六项措施，分别是：“统筹一” “统筹二”“统筹三” “校额到校” “1+3” 和 “乡村计划”。每一项措施都有自成体系的招生计划、招生办法和名额分配方案，政策设计非常细致。但与此同时，在实践操作层面，是否都能有效实现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政策与政策之间是否能实现无缝衔接？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以 “1+3”项目为例，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是为了真正实现基础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并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但从目前的实践运行来看，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因素制约，还需要在政策协调层面继续深化改革。

第四，平衡好优质高中学校的特色化办学与规模化办学之间的关系。目前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的重要方式之一，是支持优质高中学校走规模化发展之路。比如，支持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等部属高校附中新建、扩建校区，支持北京四中、北京八中等传统优质学校在远郊区建立分校等。无论是新建、扩建校区还是建立分校，都属于规模化办学的思路，客观上有利于扩大优质高中学校的覆盖范围，满足更多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需求。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规模化和特色化之间，要尽量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因为规模化，而失去了优质高中学校的特色和竞争力。对此，甚至有文章指出，对于高中学校来说，特色应当重于均衡。“从推动高中教育发展的视角看，实施名额分配政策，有利于打破一直以来优质高中垄断优质生源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进步。但不得不承认，目前的高中发展应当是特色重于均衡，不应简单追求 ‘齐步走’，而应当鼓励高中学校办出各自特色、办出更高质量。因此，相对于 ‘均衡生源’，如何让不同学生能够选择与自身兴趣特长相契合的、具有不同办学特色的高中学校，应当是一个更高的目标追求。”^[36]

3.对下一步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的建议

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是一个需要从全市大局出发予以研究的新课题。要促进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就必须打破已有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垄断格局。这对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言，无疑具有很大的挑战。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时，我们必须抱定必胜的信念，找准可行的路径，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第一，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下一步的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工作，在基本理念上，仍然要坚持把学生放在正中央的教育理念，切实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尽最大可能让每个孩子都成长成才。在主要目标上，要继续坚持以教育均衡、教育公平和优质多样为改革目标，坚持教育均衡、教育公平、优质多样三位一体，在实现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的前提下，探索优质多样的多元路径。

第二，整合组建市教委直属的市级优质高中，专门用于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针对前述市教委的市级统筹权力与可直接支配的优质教育资源之间不匹配的矛盾，可以探索建立一所或者几所市教委直属的市级优质高中学校，专门招收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类学生。具体的组建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新设立组建；另一种是吸收合并组建。在这两种组建方式中，新设立组建需要的成本较高，从校舍、设备到师资和管理经验，都需要从头开始。与之相比，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组建一所新的学校直接用于统筹目的，则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办学成本，另一方面能够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可以起到 “一箭双雕” 的作用。

第三，探索建立普通高中成长为优质高中的长效帮扶机制。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筹的目的不是要削弱现有的优质高中学校力量，而是要实现全市高中教育教学的整体提升。在这个意义上，优质高中的数量应当是越来越多，质量应当是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帮助扶持普通高中以最快的速度成长为优质高中。因此，探索建立普通高中成长为优质高中的长效帮扶机制尤为重要。首先，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从政策层面允许普通高中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晋升为优质高中。其次，确定普通高中晋升为优质高中的软硬件条件。由于不同的普通高中有不同的教育特色和实际情况，因此，应当实施分类管理和精细管理的策略，为每个类别的普通高中确定各自的晋升条件。最后，确定普通高中晋升为优质高中的成长周期。这个周期可以是三年，可以是五年，根据整体需要而定。在这个成长周期里，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对该普通高中进行有的放矢的帮助和扶持。如果到了确定的年限，该学校没有经评估考核认定为优质高中，则不再对其进行帮扶。

第四，在坚持优质高中教育资源规模化发展的同时，采取适当措施鼓励优质高中学校的特色化发展和创新型办学。现阶段，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规模化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如前所述，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规模化切忌盲目扩张、千篇一律。必须探索通过适当措施充分激发优质高中学校的潜能和活力，让各个优质高中能够在自己有所专长的领域自主办学，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一方面，要坚持高中学校发展的优质多样性原则，让每所优质高中都有自己的优势、专长和特色；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创新高中学校的办学体制和办学方式，给予高中学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

[1] 谢宝富：“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城市化改造为例”，载 《北京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第22页。

[2] 谢宝富：“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城市化改造为例”，载 《北京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第22页。

[3] 谢宝富：“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城市化改造为例”，载 《北京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第22页。

[4] 谷生华、蒲毅斌：“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城读书带来的社会新问题——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教育社会学思考之一”，载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2013年第1期，第28页。

[5] 张文婷：“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保护”，载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1期，第37页。

[6] 雷万鹏、汪传艳：“农民工随迁子女 ‘入学门槛’ 的合理性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24期，第10页。

[7] 孙亚琴、何喜萍：“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路径选择研究”，载 《当代教育科学》 2007年第15期，第13页。

[8] 雷万鹏、汪传艳：“农民工随迁子女 ‘入学门槛’ 的合理性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24期，第8页。

[9] 雷万鹏：“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区域教育规划”，载 《中国教育报》 2009年2月28日。(https://www.xing528.com)

[10] 雷万鹏、汪传艳：“农民工随迁子女 ‘入学门槛’ 的合理性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24期，第10页。

[11] 吴霓：“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高考的问题”，载 《求是杂志》 2012年第4期，第56页。

[12] 张墨宁：“‘异地高考’，谁的胜利？”，载 《南风窗》 2013年第2期。

[13] “北京中考：千余随迁子女首次异地中考”，载 http://edu.sina.com.cn/zhongkao/2013-06-25/1525386204.shtml，2018-8-18最后访问。

[14] “北京中考：千余随迁子女首次异地中考”，载 http://edu.sina.com.cn/zhongkao/2013-06-25/1525386204.shtml，2018-8-18最后访问。

[15] ERIC Development Team，Responding to Undocumented Children in the Schools ERIC.1999，（9），转引自雷万鹏、汪传艳：“农民工随迁子女 ‘入学门槛’ 的合理性研究”，载 《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24期，第11页。

[16] 谢宝富：“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以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城市化改造为例”，载 《北京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第23页。

[17] 雷万鹏、汪传艳：“农民工随迁子女 ‘入学门槛’ 的合理性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24期，第12页。

[18] 刘利民：“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义务教育”，载 《求是杂志》 2012年第23期，第57页。

[19] 孙亚琴、何喜萍：“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路径选择研究”，载 《当代教育科学》 2007年第15期，第14页。

[20] 孙亚琴、何喜萍：“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路径选择研究”，载 《当代教育科学》 2007年第15期，第42页。

[21] 尚紫薇：“建立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载 《中国财政》2012年第3期，第56页。

[22] 刘利民：“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义务教育”，载 《求是杂志》 2012年第23期，第57页。

[23] 刘善槐、邬志辉：“农民工随迁子女公办校的教育质量困境与应对策略”，载 《教育发展研究》 2013年第6期，第4页。

[24] 雷万鹏、汪传艳：“农民工随迁子女 ‘入学门槛’ 的合理性研究”，载《教育发展研究》 2012年第24期，第12页。

[25] 徐金海、朱思鹤：“从异地高考谈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载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2012年第7期，第53页。

[26] 张家勇：“异地高考政策问题刍议”，载 《北京教育》 2012年第11期，第17页。

[27] 张家勇：“异地高考政策问题刍议”，载 《北京教育》 2012年第11期，第17页。

[28] “北京2016 义务教育入学拟推 4 大新政”，载 http://ysx.gaosiedu.com/2016/03/1458-5950.shtml，2017年3月3日最后访问。

[29] 陶西平：“把学生放在正中央——北京教育综合改革的价值观”，载 《人民教育》 2016年第16期，第17页。

[30] “双培” 计划是指由北京市市属高校与教育部部署高校联合培养学生的人才培养机制；“外培” 计划是指由北京市市属高校与海外高校联合培养学生的人才培养机制。笔者注。

[31] 陶西平：“把学生放在正中央——北京教育综合改革的价值观”，载 《人民教育》 2016年第16期，第18页。

[32] “2016北京 ‘1+3’ 培养试验从今年起实施”：载http://bj.zhongkao.com/e/20160419/5715e654391f5.shtml，2017年3月13日最后访问。

[33]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 ‘北京理念’”，载 《人民教育》 2016年第16期，第15页。

[34]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 ‘北京理念’”，载 《人民教育》 2016年第16期，第15页。

[35] 余慧娟、赖配根、任国平：“首善之治，引领教育未来——北京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独家观察”，载 《人民教育》 2016年第16期，第21页。

[36] 汪明：“高中 ‘名额分配’ 还需利益兼顾”，载 《中国教育报》 2016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