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读书笔记

有一个很不科学的说法，乱世出英雄。盛世当然也有英雄，不然一个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撑得下去。恐怕是乱世的英雄表现机会更多，也就更出彩罢了，出彩的总会被历史记住，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既没有统计学支撑，也缺乏实证的“说法”。

这个说法，和本篇题目有什么关系？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易社强著，九州出版社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是一本很“繁”的书。民国人物繁多，校史事务繁杂，加上作者语辞繁琐，所以读起来很“繁”。读完书，随即就忘完了。如果再问我读后感，只能拉拉杂杂。一开始想到的就是上面这个“说法”。这说法，和这本书的人有关。1937—1946年，这是个标准的“乱世”。一场死了三千多万人的战争，岂是几个空洞的词所能涵盖的？据不完全统计，这是中国人死得最多的一场战争。今天来看这场战争，所能感觉到的是那么淡那么远，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事后诸葛亮一般地确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在1937年，能这样确信的人不多。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只有极少数“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才会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从北京、天津逃出来的清华、北大、南开师生们，就是在这战争的烽火里，赌命。能够最后到达昆明这片净土的，都是幸运儿。涌向大西南的逃亡路线，一经陕西而入川，一由湖南入桂、黔、滇，还有少部分走海路到香港、越南，而后从陆路到云贵川。这条路上，拥挤着数以亿计的逃亡者，沿途却是传统的中国，迎接这些文明人的，有豺狼虎豹，有烟客、土匪、暗娼、小贩、富绅，但更多的是与战争无关的赤贫的农民。书中将联大的胜利大逃亡称作“长征”。这是一场旷古未有的文化长征。这“文化长征”的路，有一个重要的歇脚点，岳麓书院。岳麓书院的遗迹上，残留着蒙古人对南宋最后一批勇于抵抗的士子集体屠杀的血。联大的逃亡，是如此的义无反顾──这不是逃命，而是为中华保留读书的种子。

即便是逃亡成功，未来对他们来说，依然是变幻莫测的，甚至是凶险的。“现今这些流亡者完全明白，南宋最终还是屈服于蒙古侵略者，中国被野蛮人统治了将近一个世纪──那悲凄的思绪仍萦绕在内陆偏远小城的知识分子的脑际，由宋朝列祖列宗奠定的伟大的长江文化中心，眼下却被异国军队占领。‘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寅恪悲叹道。”

1938年8月，联大师生在蒙自暂歇4个月后，正式到达昆明，这是当时有着“东方小巴黎”之称的一座城市。此后一直到1946年离开，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在这里融汇成一种身份：西南联大人。当时的云南，在地方强人龙云掌控之下，他欢迎联大师生，“现在全国最出色的人才将在我们的城市生活”。此后几十年，联大的历史与辉煌，进一步证明了这位开明的彝族人，讲话很耿直。

接下来，按照读后感的一般写作套路，应该大段大段摘抄联大辉煌的描述了。但是，还是不抄的好。(www.xing528.com)

有一位非常著名（但我记不起名字）的西班牙裔新加坡广告大师说，他每次遇到难整的广告文案，就把客户的资料快速浏览，然后统统丢到垃圾桶里，接着去喝酒或睡觉，或两者皆做，等再醒来的时候，就凭脑袋里记得的来创作文案。因为这时候还能记得的，应该是最值得被记住的。

联大的辉煌，对我们而言并不重要，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唐山交大也有差不多的辉煌。不过，同样，唐山交大的辉煌对我们今天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所以能辉煌，并继承沿袭。

联大的辉煌，有这样一些琐细的不成条理的原因。第一，品控很严，老师很牛，月考很难，学生不管有多么用功，都有可能挂科，而且挂科的后果很严重，拿不到毕业证的是大多数，联大在昆明的8年里，有8000多在籍学生，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譬如，历史系大师云集，但有一届毕业生只有5个。我想，梅贻琦如果去做某乳品的生产厂长，品控一定做得很好，中国乳业也不至于被进口奶粉挤兑成今天这样子。第二，天高皇帝远，老蒋管不着。作者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我没看出来，姑且把这个排第二吧。点到为止，个中细节，有兴趣自己可去找书看看。第三，学生很穷很苦很悲催。穷到什么程度呢？有个从华北来的，从逃难那天起，就只有一身长衫，夏天裁短点儿就凉快了，冬天再缝补上就暖和了。衣服八年未洗，淡然不觉。还有很多学生，有两三套衣服的，夏天把冬装当在当铺里，换来钱买书籍文具纸笔，秋冬了再卖了书籍、当了夏装，而后换回冬装。如是一年，又一年。很多学生凑钱买煤油灯，晚上一起温习功课，凑不起钱的，就去挤比超市爆满十倍的图书馆。也有的对分子去茶馆，茶馆老板后来发现学生只点一杯最便宜的茶，就能从白天坐到深夜，慌得把电灯全换成了豆大的油灯。学生食堂里的米，是管后勤的老师从边远山区淘换来的陈米，乡下人拿来喂牲口的，生物系的学生统计说米里面有十几种动植物。管伙食的老师总是等到集市快结束了才去买菜，这样可以多要一些烂菜叶子。不是管后勤的克扣，而是没钱，要知道这些管采购管伙食的老师都是大家公选出来的，被逼到这种份儿上，只能说，惨。吃不饱，穿不暖，穷的要死，自然没有精力谈恋爱（大抵如此，也有能谈得起的），也没钱游山玩水，更不要说逛酒吧、吃夜宵、喝冻啤酒了。最后只剩下一件有内涵的事儿可做了──读书。读书于他们是一种“瘾”，借此可以暂时排遣战火煎熬、饥乏之苦。据说，人活着都得有一些精神之瘾，只是有的人瘾于读书，有的人瘾于网游。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人生。第四，三位校长都识大体。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随便哪一个，再过一百年写中国20世纪教育史，都抹不掉、绕不过。联大9年间，依旧保持了三所学校既有的组织系统，却没有派系门阀，没有学术山头，没有利益争夺，没有拆台挖墙。联大成立之初，蒋梦麟和张伯苓就将长校大权委给梅贻琦，而梅忍辱负重，9年间最艰难的工作就是找当时民国教育部要经费，要学生生活补贴，同时与国民党、龙云虚与委蛇，以守办学自主。

梅贻琦和他的同道为联大苦撑着，直到胜利突然从期盼变成现实。这时，联大曾经自信、宽容、团结、奋进、乐观的心魂也已完全散了，联大以悲剧而终──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性悲剧。1946年，联大又由一而三，从此前9年来看，令人悲戚；若以此后几十年来看，不尽然。

西南联大说明了中国人办的大学可以好到什么程度，也说明办好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有多么简单，同时更说明这么简单的事若缺少了某些必要的条件就会变得多么不可能。所以说，乱世出英雄只是中国人自己的悲剧，而且是以喜剧形式出演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