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海派文化与域外文明的融合

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顾名思义，汇集了世界的文化，异彩纷呈。换一个今天的词语，大概就是“全球的上海”。然而，“海派文化”不仅仅是与“京派”戏曲、文学、电影、绘画相区别的一个名词，更是多国文明在此交汇，与本土、江南、吴越文化相融合而生发出来的气质。外滩的万国建筑、居民的小洋楼、旗袍与摩登的西服、西式教育的格物致知、洋泾浜英语、各式大餐西点……

“海派文化”作为城市文化的一种类型，是很接地气的市民文化。它是上海近代化过程中的产物，而影响其文化构成的主要因素，一是中西文化碰撞、认同与排拒的产物，二是移民文化融合的结果。⁽¹⁾处于近代裂变期的中国，在各方面都受到了西风的冲击，上海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城市而凸显自有的文化气质，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租界文化，这是中西文化在上海的传播、交融体现之一。⁽²⁾还有一点是传教士文化。

海派文化产生于民族危机与国家存亡之际，这个时期，传统士大夫、文人、精英新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大众通过文学、教育、政治等活动肩负起“救国保种”的重任，也遇到了一些主客观上的限制与风险。而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界，享有一定的豁免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些文化活动，保持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态度；而且享受各种货物值百抽五的进口税率和2.5%的子口税率，⁽³⁾为海派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竞争环境。

海派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所受的域外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晚清至民国十年的20年间左右，其中，日本作为东西方的“中介”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维新改良思潮深受日本影响；20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化类的关键词是小说和戏剧，二者均受到日本的巨大影响；第二个十年，是海派文化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娱乐性世俗化商品化日渐增强；30年代是南国社、左翼与新感觉派两种海派文化传统并行发展的时代，海派文化充分借鉴了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文化娱乐形式，而在苏联等影响下的左翼大众文化运动则推动海派文化的启蒙教化功能和革命性进一步强化。⁽⁴⁾

这是我们通常研究的海派文化的“文化”对象，学界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不过还有一种文化可能受到的关注不是那么大——生活文化。笔者认为，相对于其他戏曲、电影、文学的“文化”来说，这一点可能更清楚地解释上海之所以获得别称“东方巴黎”“全球的上海”的原因。(www.xing528.com)

那么，在生活文化中，本章将要关注什么问题？

“生活”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传教士在华开展的宗教、学校教育、音乐、体育、公共卫生等文化；也有从租界的世界移民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商业、印刷、报刊、通讯广播、饮食、现代化设施、趣味娱乐、公园、音乐等文化，虽然有着地域上的分界，华洋分居，但是以上海城市来看又是华洋杂处的，西方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排斥、融合之中，逐渐形成了上海独特的文化。由表及里，逐渐影响到上海（人）的思想与气质，形成了上海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生活文化的影响，还有第三种来源，就是留洋归来的国人以及在上海的国人自主地引进西方文明。这些文化主要进入上海及作用的时间，匹配了“海派文化”与域外文明关系密切的三个阶段，即晚清的思想界、清末的小说戏剧、民国初年的西化娱乐化、民国三十年代的工业化商业化娱乐化。这三种来源中，第一、第二种虽为被动，但亦有交互接受与影响；第三种则为主动，且目标明确。本文拟从三种来源入手（租界、传教士、国人），抽取其中对“海派”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要素进行梳理，阐释西方的风俗习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是如何与上海固有的文化融合起来形成了“海派文化”的精神气质的。主要内容为：移民文化的商业与文化趣味；传教士文化的教育与宗教；陈之佛的海派商业美术设计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