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主体性来自社会，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提出了基于人发展的三形态说，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3]关于“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做过这样的分析，认为这种社会形式是：“个人或者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庭和氏族（以后是共同体）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24]这种社会形式从经济社会形态的角度又可分解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原始社会中，人类认知自然的能力非常有限，对大自然充满恐惧，还不能够离开群体成为可以独立生存的主体，对自己的主体地位也认知不足，从意识中产生出超自然的力量作为可以保护自己和控制自己的主体，自己反而变成了被动的存在，人的主体性发挥因自然原因受到抑制。在奴隶制下，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并没有参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自主权；在封建制下，相对于奴隶来说，农民获得了一些自由，但仍然通过土地这一中介与地主之间建立起半依附关系。人的主体性发挥既受制于自然限制也受制于社会制度，因此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关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形式，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5]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形式中，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社会已经建立起“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劳动者也成了法律上的自由人，但他们并没有由此获得发挥主体性的自由。劳动力只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受制于商品货品关系，人只能基于生产劳动和任务分配的需要获得片面发展，劳动不自主不自由情态下，自觉的劳动也很难实现，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只是一种负担，劳动中的主体性也只囿于有限的范围内。
马克思曾经肯定过斯密的观点，认为：“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26]因此，不劳动才会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马克思在此处分析了在以往和现有的社会历史形态中，最能体现人的主体性的劳动实践，为何走到了人的对立面。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彻底变革，利益对立关系消除、阶级消灭与国家消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不再是利益划分的依据，劳动不再是单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对真正自由的劳动做过这样的描述，认为这样的劳动是具有社会性和科学性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27]。表达了在自由劳动中，人的自主性、自觉性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摆脱了谋生压力的劳动者必然能自由自觉地发挥出自己在生产劳动中的主体性，其创造性能够得到更好的激发，人的个性与能力也可以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更优发展。(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