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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研究美术考古研究、古代绘画史研究

时间:2023-08-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邓椿认为“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而米芾山水画“因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意似便已”[10]。而这种无穷的“意兴”若为诗人所获,就会成就其诗意的涌现。如诗人将宋迪的画分别冠以“潇湘雨夜”、“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等画题,这种画题既是画的形象,同时又是诗的意象,是诗人根据画面形象进行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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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用文学语言来描写形象,而绘画是用笔墨塑造形象,正是两者的形象性所创造意境或氛围才是形成诗意的根本原因。那么,画面中的哪些形象才能激发北宋文人画家的诗意体验呢?苏轼“画中有诗”这一审美体验是因为他看了王维的《蓝天烟雨图》之后才发出的议论,为什么“烟雨图”会引起苏轼“画中有诗”的审美体验?其实在北宋晚期,不光苏轼一人痴迷于烟雨之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王诜、赵令穰等也钟爱烟雨题材。如王诜的《烟江叠嶂图》、赵令穰的《湖庄消夏图》以及宋复古的《潇湘八景图》等都是典型的烟雨作品。其中苏轼对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特别钟爱,一题再题,甚至连“浮空积翠”都能想象成云烟,可见其对烟雨空朦之境的喜爱。这一情怀还促使了王诜不得不为苏轼赠送一幅水墨版的《烟江叠嶂图》[9]。邓椿认为“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而米芾山水画“因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意似便已”[10]。现存世的“米氏云山”不一定是他的真迹,但从中可推测出米家山水对烟雨之境的钟爱。其儿子米友仁所作山水,也是“点滴烟云,草草而成”[11]。宗室画家赵令穰虽多做汀渚小图,但也“不忘烟雨罩鸳鸯[12]。与王诜关系密切的韩拙认为山水“以烟霞为神采”“以岚雾为气象[13],并认为“夫通山川之气,以云为总也”[14]。郭思在《林泉高致》中记录了七条“画格拾遗”,而有关烟雾的画格就占了两条,认为烟雾山水中的上品“看之令人意兴无穷”[15]。而这种无穷的“意兴”若为诗人所获,就会成就其诗意的涌现。

烟雨山水吸引诗人和画家的地方主要在它的朦胧性和不确定性,它能给诗人与画家留下想象的余地和空间。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宋迪“败墙张素”的故事。宋复古看了陈用之的山水画,认为他画的虽然工细,但缺少“天趣”。如何才能表现出“天趣”呢?宋迪说:“此不难耳。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16]

很显然,这种“败墙求画”的方法其实跟烟雨山水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在意象的寻求上,都需要画家或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因为这种意象的来源都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正是这种模糊性为诗人或画家的想象提供了可能性。其次,画家根据“败墙”上模糊的形象创作出似人为又似“天工”的山水形象,而诗人则由朦胧的山水形象创作出诗的意象。如果说画面过于工细,巨细靡遗,在画面上找不到趣味性及朦胧感,那么就会使观者(诗人)失去再想象的空间,这样的画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无法去想象。这也可能是北宋晚期文人画家反对具象、反对工谨而提倡天趣、清新的主要原因。有趣的是,这样的创作理念不独中国画家所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也有着与宋迪相似的理念:

请观察一堵污渍斑斑的墙面或五光十色的石子。倘若你正想构思一幅风景画,你会发现其中似乎真有不少风景:纵横分布着的山岳、河流、岩石、树木、大平原、山谷、丘陵[17](www.xing528.com)

达·芬奇的这一观点与宋迪可谓如出一辙。贡布里希将这种“激起发明精神”的方法称之为艺术家的“投射能力”。画家利用这种投射能力要将来自世界的信息转译成“代码”,形成画布上可见的“图式”[18]。然而在北宋诗人那里,又将画家的“图式”再次进行诗的想象性创作或补充。如诗人将宋迪的画分别冠以“潇湘雨夜”、“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等画题,这种画题既是画的形象,同时又是诗的意象,是诗人根据画面形象进行的再创造。按达·芬奇的话说就是“因为思想受到朦胧事物的刺激,而能有所发明”[19],但前提是诗人和画家在审美情感和“投射”指向上必须产生共鸣,否则,朦胧的画意未必会产生抒情的诗意。

当具有诗意的画境或具有画意的诗题被广泛流传后,就有可能被“好事者”仿效,从而流于“俗境”。因为后世一些画家又根据“潇湘雨夜”、“烟寺晚钟”这些画题进行创作,试图根据题画诗进行反向创作,即由诗而画。但这种由文字到图像的创作过程在评论家眼里似乎再也无法达到宋复古原来的意境了。正如邓椿所言:“后之庸工,学为此题,以火炬照缆,孤灯映船,其鄙浅可恶”[20]。不过,他认为只有像王可训这样待诏级别的画家才能“悉无此病”,能成功地将画题转为画作,并能免于“鄙浅可恶”。那么,“此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一方面,这可能与画工的文学修养或生活经历有关,这并非是说画工丝毫不懂诗意,而是说与宋复古这类文人画家相比,画工可能对于意境的理解不同,画面也可能没有北宋晚年文人们所钟爱的那种烟雨缥缈的“仙境”,从中无法找到脱离于世的隐逸之所。另一方面,后世画家是根据诗文意思而进行的刻板转译,所以画面就失去了自由性。诗人将宋迪那种趣味性的、蕴含丰富意象的画面以文字描述的形式定格为一种具体意象,如“烟寺晚钟”等,这本来就是对画面内容的一种框定,甚至是损害。后世画家却又根据这种被框定了的意象进行再创作,其内容未免也会被“烟”、“寺”、“晚”、“钟”等形象所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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