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昆明，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年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铜质）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联合大学，浴战火而生，尽管日寇的飞机屡次轰炸，它仍巍然屹立，在昆明一待就是9年。
如今，西南联大虽然消逝了，但它创造的辉煌，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正如拍摄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的张曼菱所说，在物质形态上联大正在消逝，但是联大体现的中国大学精神，却不会因为物质的损毁而消逝，它将时刻昭示世人。
经济学泰斗、曾在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任系主任和教授的陈岱孙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的前言中这样写道：“西南联大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辍，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西南联大，这所其实体虽然今日已不复存在的大学，其名字之所以能载入史册，其事迹之所以值得人们纪念者，实缘于此。”
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是世界一流的，这里大师云集，拥有多位“中国学术第一人”——陈寅恪，中国懂得世界文字最多的人；吴泽霖，20世纪40年代提出“中国人口已经相对过剩”的第一人；金岳霖，把“形式逻辑”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吴宓，中国开创比较文学第一人；钱端升，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叶笃正，中国气象学、大气科学的奠基人；冯景兰，中国矿床学的奠基人；华罗庚，美国科学院120年来的第一位中国籍院士；杨石先，中国研制农药的第一人；汤用彤，世界上能开三大哲学传统（中、印、欧）课程的第一人……
“联大的屋顶是矮的”，但从这低矮茅舍里走出的2522位联大毕业生，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当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王希季、邓稼先、朱光亚等。联大存续的9年，先后有1129名学生参加抗战，为国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联大学生中被评为两院院士的共86人。
这正如西南联大外语系1942级的杜运燮（九叶派诗人之一）诗《西南联大赞》中所写：
……
敌人只能霸占红楼，作行刑室，
可无法阻止在大观楼旁培养
埋葬军国主义的斗士和建国栋梁。
……
校园边的成排由加利树，善于熏陶，
用挺直向上的脊梁为师生们鼓劲。
……
缺乏必要书籍，讲课，凭记忆默写诗文，
总不忘吃的是草，挤出高营养的牛奶。
……
著名学者，培养出更著名的学者，
著名作家，培养出多风格的作家。(www.xing528.com)
只有九年存在，育才率却世所罕有。
……
在抗战大后方昆明，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但处在“饭甑凝尘腹半虚”“既典征裘又典书”困境中的联大教师，仍然守护着中国大学的尊严。他们一身正气，为人师表，自敬其业，诲人不倦。当年联大外文系教授冯至先生说：“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其实他们不只“安贫”，更有“乐道”——这个“道”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是勇于探索、敢于批判，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个“道”使联大的教师们既有中华情结，又抱世界胸怀。正如吴宓先生一再强调的，“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意为“生活朴素，情操高尚”。原句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这正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西南联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共赴国难、同仇敌忾激发出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融合了三校的特色。北京大学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办学方针，清华大学有“通才教育”“教授治校”的治学理念，南开大学把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社会实际作为教育的目标。“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特点不同，共有良好的传统，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思想”。而联大留下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需要后人用心去挖掘。
联大风流何处寻？缅怀已成绝响的联大风流和风骨，铭记联大创造的奇迹和辉煌，自不待言。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西南联合大学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为何失传，是在怎样的历史境遇下如《广陵散》般曲终人散？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和学子，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靠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在历史的动荡中，他们遭遇了什么样的诡谲命运？在时代的分岔道路上，他们如何选择？他们的命运和归宿是怎样的？他们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显然，这一系列问题，我无法给出全部答案。这些问题不只是停留在西南联大时期，而是纠结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是事关当下的拷问。我所能做的，只是将自己的思考和省察渗透于此书。在这本书里试图打开通向西南联大的一条隐秘通道，从他们的生活细节来观察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内心世界。我选择的少数联大教授，他们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书写即拯救，让钩沉湮灭的历史碎片进入今人的视野，对抗社会集体失忆的“病根”。
联大师生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在我看来，包含了人格独立、发表自由言论的百家争鸣；弦歌不绝、为人师表、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西南联大存在的时期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些特立独行之士，用才华与激情谱写了他们的不老传奇。
先来看风骨。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独立？金岳霖在28岁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金岳霖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要成为有“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因为只有不依附于任何党派，才能真正做到学术自由；只有不做政府的官员，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批判的责任。联大的教授，多是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爱惜自己的羽毛，一生坚持不党不官。
联大历史系教授吴晗曾写了一本关于朱元璋的书，名为《由僧钵到皇权》。因为在起义时朱元璋的军队扎了红头巾，所以就叫“红巾军”，简称“红军”。国民党审查的时候说书写得很好，可以出版，但是要改一个字，不要叫“红军”，叫“农民军”。吴晗家贫，吃饭只能买农民晚上卖剩的菜，妻子又害肺病，需要钱来治，而这本书只要能出版，吴晗就可以拿很高的稿费。但是吴晗表示：宁可不出，他也不改。
联大航空系主任庄前鼎（后任航空工程研究所所长）一直坚持在科教战线上，尽管重庆国民政府曾再三与他商量调聘，甚至以“委座促驾”为由来电催请，但他仍以“敬谢不敏”四字复电坚辞。他常说：“我这辈子不做官，也不善于做官，我要以毕生精力踏踏实实地做些有益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实际工作。”
1947年，曾在联大机械系任教的刘仙洲教授访美回国。路过南京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拟设宴邀请，请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他拒不赴宴，连夜离开南京，北上北平，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来，教育部虽公开宣布了这一任命，并一再致电敦促刘仙洲赴任，但他都置之不理。
再来看风范。联大教授们为人师表的风范也令人敬佩。联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最基础的课程（包括专业课程的绪论），都须由最有名望的教授执教，因为这些课程由名师深入浅出地讲授，能把学生带入更广阔的天地中。于是，李继侗教“普通植物学”，吴有训教“普通物理学”，王力主讲“语言学概论”，袁复礼讲“普通地质学”……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远见卓识，西南联大诞生了许多对著名的师生：吴大猷与杨振宁、叶企孙与李政道、金岳霖与王浩、杨振声与吴宏聪、闻一多与季镇淮、朱自清与王瑶、沈从文与汪曾祺……
联大教授并不会因为和学生结下深厚的友情，就放松对他们的要求，好多教授以严厉著称。有志研究电机工程的学生，大一微积分和大一物理的成绩至少要达到70分；大二时，周日早上会有小测考查学生课堂知识以外的能力，看他们是否能够灵活运用基本概念；实验课的研究计划也得预先准备，实验报告交迟了则不计分数。1941年进入联大电机工程专业的七八十名大一学生，到1945年只有17人拿到了毕业证书。
有一段关于机械工程系孟广喆教授的逸闻。孟广喆教授讲课生动活泼，能利用口才使学生的思维跟着他转。但他评分极其严苛，为此弄得自己很不受学生欢迎，连助教白家祉都求他宽容一些。一天，白在校园里看到一幅题为《我若为王（If I were king）》的墙报漫画，感到很愤怒——《我若为王》是当时在昆明放映的一部很受欢迎的电影——漫画的说明文字是：“If I were king，I would kill Meng！”（我若为王，我将杀了孟）白把这个消息告诉孟，孟大笑，但评分原则并未因此动摇。
是真名士自风流，我们说魏晋名士雅人深致，其实这话同样适用于联大师生。联大教授的风度最令人心折低回。黄钰生、李继侗等教授都在联大先后担任过十几种职务，并且没有任何报酬和津贴，但他们乐于奉献。文法学院从蒙自回到昆明，教学秩序正常后，郑天挺向蒋梦麟校长提出想辞去行政职务，专攻学问，蒋表示谅解。当时，郑天挺曾请魏建功代刻杖铭两根，其一曰“指挥若定”，另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罗常培见后，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相讥，暗指郑坚辞不任行政事务。于是，郑天挺又出任联大总务长。
我们还可以从联大教授的服饰来感受他们的风度。梅贻琦跑警报时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还疏导学生。吴宓常持手杖，着长衫，和钱锺书一起，沿着翠湖边的小路边走边谈。身材高大的金岳霖经常穿着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戴着一顶呢帽，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因他的眼睛不好，有一段时间戴着眼罩。闻一多在南岳时，开哲学系教授的玩笑，为金岳霖作了一首打油诗，故有“金公眼罩郑公杯”之句。儒雅的朱自清戴着眼镜，身穿马帮的毡斗篷，毡斗篷里是洗刷得几乎失色的西装，这副样子走在昆明的街头，显得不伦不类，他也就成了联大另类的风景。朱自清的毡斗篷，同潘光旦的鹿皮背心、冯友兰用来包书和讲义的有八卦图案的黄包袱一起，被称为“联大三绝”。
不只是教授们，联大的学子也颇有风采。他们善于自嘲，身上破旧的衣服被他们美其名曰“本色不保”衣、“空前绝后”袜、“脚踏实地”鞋。要是用打工所得在地摊上买一条美军卡其布裤、一件夹克衫或一双大头靴，那就是最出色的衣着了。虽然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八宝饭”，但他们每天仍孜孜不倦地做学问，真是箪食瓢饮，穷且益坚，这种精神，天人可感。
本书与诸多已经出版的关于西南联大的专著不同之处在于，本书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集中呈现各样的生活细节，关注联大师生的日常教学和吃穿住行，以此展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幽微精神。他们住的环境如何恶劣？他们如何请客吃饭？在空袭频繁的年代，他们如何娱乐？在物质极其贫乏的情况下，他们过着怎样的文化生活？他们的一饮一啄，他们的一言一行，无关历史的宏旨，可是若没有这些琐碎而生动的细节，我们无法深入他们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史亦是心灵史。
80年的沧桑巨变，联大的教授绝大多数已经过世，即便是较晚入联大求学的学子也在望九之年。作为后人，我们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抚今追昔，所感受的不仅是激情，更是深深的沉思。西南联大最宝贵的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读过本书之后，您自然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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