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和赵萝蕤的棤庐：绝代风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的枪炮声震碎了卢沟晓月，也震碎了清华园学者的生活。

这年8月，赵萝蕤与丈夫陈梦家携母、弟南下避难家乡——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从此，居无定所，在辗转流离之中，足迹留在大地，墨迹留在岁月，从故乡德清一直漂泊到昆明。

在德清生活的日子，是宁静的乡居。江南水乡物产丰富，无衣食之虞。赵萝蕤和陈梦家游览江南小镇，坐船到周边的菱湖、善琏、塘栖、德清。眼前的安稳与平静，好似一个幻梦，陈梦家关心在北平诸位师友的动向。一想到平津沦陷之后，战火不断向南方蔓延，他就忧心如焚。这位曾经的新月诗人观赏江南水乡旖旎风光，毫无诗兴。而赵萝蕤则写了一些文章，记录在故乡的生活状况。“傍晚，在市梢石板桥头纳凉，看黄橙的月亮从桑树头上出来，看远远一条矮矮的山缘渐渐地暗去，但月色留下了一片灵智的光明。”

11月，陈梦家接到恩师闻一多的信函，邀请他赴南岳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陈梦家赵萝蕤以及赵萝蕤的弟弟一行，来到了衡山。

初到衡山，见到闻一多等诸位师友，陈梦家心情爽朗起来。在游览衡山时，他饶有兴致地给内弟赵景伦讲起衡山这名字是怎么来的。据战国时期《甘石星经》记载，因其位于星座二十八宿的轸星之翼，“变应玑衡”“铨德钧物”，犹如衡器，可称天地，故名衡山，又名南岳。

南岳山中，一条红泥小路的尽头，有一户姓旷的人家。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棤树，高耸入云。屋前是一片打稻的地。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租住旷家的房子。房东旷先生热情好客，带领他们参观各个房间。旷先生的家里，有画桌、太师椅、文具、老树根的笔筒，可见不是普通的山居人家，而是有着文化的底蕴。更特别的是，旷家还藏有永和九年的晋砖，让陈梦家欣赏。旷老先生将日用器具和文房四宝都给了陈梦家夫妇用。住的问题解决了，放眼向门外望去，高大的棤树在湛蓝的天空下，在山风的吹拂下，极具美感和诗意。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将此住所命名为“棤庐”。

清晨，金色的阳光在棤树跳跃，鸟儿在棤树上鸣叫。黄昏，棤树在柔和的夕照之中静穆，在静谧之中，有几分神秘。房东旷老先生照顾周到，待客殷勤，旷太太贤惠斯文，女仆旷嫂子直爽勤快，而四周环境幽雅，山树葱葱，溪水潺潺。陈梦家赵萝蕤携手在上封寺看日落日出，也到过方广寺、水帘洞。每次游览归来，本是寄居在棤庐，却有一种家的感觉。

短暂的山中岁月，安宁的棤庐乡居。教书之余，陈梦家专心治学，在棤庐完成了《五行之起源》，发表在1938年12月的《燕京学报》（第二十四期），并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单行本。

棤庐虽好，但不是久居之地。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临时大学迁往昆明。陈氏夫妇从长沙到香港，由香港至越南海防的轮船上，由海防到昆明的火车上，吴宓与陈氏夫妇同行。吴宓有昔日弟子赵萝蕤相伴，一路畅谈英美文学。赵景伦等家人，也随着陈氏夫妇到了昆明。

从赵景伦《我的姐姐赵萝蕤》一文可知，初到昆明，住在圆通山。

第一次自己管家，就闹了笑话。赵萝蕤一边用小火炉烧饭菜，一边读书。结果是一锅焦饭，一锅焦肉。赵萝蕤还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后来，陈氏夫妇搬到平政街10号，跟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住同院。赵景伦说：“冯家的小妹钟璞和小弟钟越，吴家的大妹小妹都叫我‘三哥’。隔壁胡同里住着闻一多。我曾经教过他的儿子立鹏和立鹤几天英文。当时，闻先生忙着跟凤子演出曹禺的《雷雨》。”后经考证，赵景伦的记忆有误，闻一多和凤子演出的是曹禺的名剧《原野》。

在与吴有训同院居住时，陈氏夫妇与吴有训夫妇结下诚挚的友谊。吴有训的女儿吴湘如认陈梦家赵萝蕤为干爹干妈。赵萝蕤送干女儿衣料作为礼物。后来，陈氏夫妇去美国留学，吴有训与陈梦家通信联系，还附上女儿吴湘如写给干爹干妈的信。从吴湘如的这封信来看，即使陈氏夫妇远在美国，也没有忘记干女儿吴湘如。钱端升从美国回国，给吴湘如捎回来干爹干妈送的小礼物——一枚别针头饰。吴湘如高兴极了，别在头上。“真是美丽”，这封回信写于1945年4月28日，当时吴湘如读联大附小二年级，并给干爹干妈汇报学习成绩，“考得很好”。吴有训则在信中说，已经搬入联大在西仓坡新盖的宿舍，家住17号，还说及昆明的物价、租房价格；并让陈梦家“给内子代购手表或派克笔”。这些信函之中的家常话语、生活的琐事，还有贯穿其中的友情和亲情，读来令人温暖。

1946年6月，闻一多全家在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前合影　赵沨摄

西南联大继承了清华的一个传统——夫妇不同校；陈梦家在职任教，赵萝蕤就不能在同一学校任课。赵萝蕤只好在云南大学附中教英文，有时兼做钢琴家教。当年的燕京校花，在战争年代成为家庭“煮妇”。但她在烧饭之时，腿上仍然放着一本狄更斯的英文小说。教书，操持家务，又能挤出时间读书写文章，赵萝蕤真是令人佩服。钱穆先生回忆当时情形说：“其（梦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这多病的柔弱身躯，在战争环境的磨炼下，变得坚强，她学会了种菜！

1940年前后，陈氏夫妇为了躲避日寇轰炸昆明，疏散到昆明北郊。家搬到桃园村，住在起凤庵的楼上。这本是一座尼姑庵，尼姑都走了。赵萝蕤搬进来住下。在桃园村，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与周围村民相处融洽。他们经常与农民闲聊，夜话桑麻，晨说庄稼。赵萝蕤，这位英美文学专家为了开辟小菜园，放下身段，撸起袖子，虚心向农民请教怎么种菜、怎样施肥。她与热心忠厚的村民张发留成了好朋友。让我们跟随文字“参观”一下昔日燕京大学校花的小菜园：(www.xing528.com)

他（张发留）劝我种荷包豆，教我栽茄子秧、和粪使肥、盖灰、浇水、搭豆棚瓜架，由于他一人的指示，居然没请别的帮手，就在菜园中建树了日产数斤的刀豆，已结了两大条瓜的黄瓜，四十斤的癞瓜走着路，一丘开白花的泡谷辣，一丘也是开白花的贴谷辣，一丘什么花都没有开的灯笼辣，一打竹竿的荷包豆，一打竹竿的丝瓜，两丘将要开花的茄子，和五十株亭亭的番茄。

赵萝蕤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写菜园总顾问兼种菜导师张发留怎样教她种菜。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位大家闺秀施肥也真是不含糊：

昨天大雨后，是我们赤了脚挽了袖，做初次的施大粪。施完后自己连声地喊：“不难，不难，容易，容易。”那粪缸就是张发留检查过，淘过，认为可用的，而他那时常发皱的鼻梁并未因粪而发皱，故而在我们自己的鼻梁也不十分发皱时，又感谢张发留的好榜样了。

赵萝蕤没有丝毫教授的清高，愿意与农民打交道。陈氏夫妇是怎样认识张发留的呢？他们刚到桃园村，遇见村民吃喜宴，陈梦家“难免被拖了坐下喝一盅酒夹一块红肉”，村民也热情地要求赵萝蕤入席。入乡随俗，后来，夫妻参加张发留孙子的喜宴，吃八大碗。连吃三天喜宴，由此结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梦家赵萝蕤夫妇与桃园村的村民融合得很好，对于一些教授来说，这很新奇，有的人则有几分不解，赵萝蕤写文章说：

所认识的人中很多觉得乡下人坏的，并且有人向我说过：“听说你很罗曼蒂克，和乡下人交得很好。”罗曼蒂克则我岂敢，然我确认为乡下人的坏的总和加起来是远远赶不上城里人的。同时又有人向我说：“你真有耐心，和乡下人敷衍，我可受不了。”敷衍则我岂敢，因为我对于城里人已尽力设法减少敷衍，对乡下人又何用其敷衍之甚？

仅从这一段，就令人刮目相看。赵萝蕤在桃园村客居时，非常接地气，这源于她心中的温柔与慈悲。美丽的心灵中不仅有浪漫情调，也有乡土情怀。

1941年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随中国营造学社转到四川李庄。他们在龙泉镇建造的房子，迎来了新的主人——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新主人将这栋宅院叫“棤庐”，以此怀念南岳山中的乡居岁月。

赵萝蕤女士撰文称：棤庐为前后两院所抱，后院是厨房下房，前院是莽丛兼花草。前院有大丽花、灯盏花、金银花、万里红、萱草和玉簪，还有两株梅树、一棵玉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她由衷地“感谢前人的经营”，“使棤庐拥有黄泥与木板所能奉献的精洁、幽美”。

当年南岳山中高大的棤树换成了尤伽俐树、忘忧萱草，“我们有了客厅卧室和各人的一间小小的书斋”，陈氏夫妇沉潜在学术的天地之中。但他们和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一样，关注抗战，心系民生，抨击时弊。面对国难，面对残酷的现实，赵萝蕤很清醒，发出沉痛的叹息、独立的声音。

1944年5月，云南七凸坡发生哄抢钞票事件。火车脱轨，堕下山崖，燃起火势，许多乘客被压在车底，车上运载着“中国银行”的钞票。没有受伤的人们忘记了救火，忘记抢救受伤的乘客。在火光之中，他们只顾追逐钞票，对呼喊救命者置若罔闻……

陈梦家与赵萝蕤在美国

在七凸坡山崖下，焚去了9节列车，也焚去了1000多个不该死的灵魂。一场事故，暴露出国民心理的阴暗面；一场灾难，拷问了人们的良知。赵萝蕤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心情黯淡，哀叹国运，愤怒人性的贪婪和自私。《现实的憧憬》和《七凸坡》两文留下了赵萝蕤的思考。

1941年春至1944年秋，由于陈梦家经常去昆明给西南联大的学子上课，孤独的花园，孤独的房舍，孤独的赵萝蕤伴着孤灯，在灯下笔耕不辍。1944年秋天，陈氏夫妇离开昆明，去美国留学。从此一别，棤庐成为陈氏夫妇人生旅程中的一个记忆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