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风流：敦煌学导论达演讲

历史学家向达

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土家族。历史学家，敦煌学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向达的代表作，最初在1933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1939年秋，向达来昆明，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

在任继愈的记忆中，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介绍唐代的寺院培养了一批能言善道的僧人，以讲故事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佛教信仰，讲述因果报应。向达先生的演讲就像长篇故事，十天半月都讲不完。从甲地换到乙地，接着讲，听讲者听得入迷，经常一路追随着讲者从甲地到乙地。任继愈听向达的演讲时，正在昆明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哲学专业研究生，而向达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说：“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发源于讲经中的‘俗讲’研究，做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看沈从文之论，显然是非常熟悉向达的学问，很有可能，沈从文听过向达演讲的《唐代俗讲考》。

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周法高的记忆中，向达的演讲是另外一种情形。向达写过一篇《敦煌学导论》，脍炙人口。据周法高回忆，向先生曾以此为题在西南联大发表演讲。第一次演说时，慕名前来听讲的人有一二百人，把一个大教室都挤满了。但是由于他不善言辞，照本宣读，无所发挥，一直念到晚上十点钟熄灯还没有讲完，听讲者都听怕了。第二次到了续讲时，前来听讲的人寥寥无几，教室里外，门可罗雀。急得当时的助教邓广铭把联大的工友杂役都请去听讲凑数，才未显得冷场。

1941年，“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他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处。返回重庆之后，他针对张大千在莫高窟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并提出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这一建议对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促成作用。1943—1944年，向达又参加了西北史地考察团，任考古组组长。向达在西北的考古工作持续到抗战结束。向达在西北进行考古工作，还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www.xing528.com)

在战后的四川李庄，向达先生即与“中央博物院”的友人合议，他说：“人类之所以高出禽兽，因为他有理智能反省。运用理智和反省，于是创造了文化，脱离了野蛮。但是人类又创造了战争，来毁灭自己，毁灭文化。”他痛惜“历史上每有一次变乱，文物的损失便增加一次”，于是他们趁美国准备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强攻日本本土之际，先按美方的要求制备了应予保护的古迹、古物的图表、地图和照片，“对于这些地方相约不毁坏不轰炸”[2]，并准备随同美军行动，负责指导，又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日本赔偿中国文物损失的建议。[3]

向达主张对日本提出文物赔偿，是基于对祖国文化的深深挚爱，他痛心地目睹了战争中文物遭受的劫难，建议政府向日本追回被抢劫和偷盗的宝贵文物：

日本精神上之夸大狂大部分以其掠取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为寄托之所，故将其视为国宝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于战争结束后，勒令缴还我国，使其夸大狂之精神无所附依，实为重新教育日本所必需，此一事也。复次自甲午以后，以迄今兹，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如古器物、书画图籍等为日本所掠取盗窃以去者，其损失益不可以数量计，此种责任，日本政府与人民（特别是贵族三井、三菱系之财阀以及黑龙会与满铁之御用学者）俱应共同担负，不容有所分别，故于战后我应就其公私所藏我国古器物、书画图籍指名索取，一方面藉此赔偿五十年来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损失，一方面予侵略国家之政府与人民以一种惩戒，此又一事也。

散木的文章中提到，向达先生这篇题为《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的文章，后来就发表在《知识与生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