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萧珊的爱情：绝代风流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此时面临着迁校的问题，校长邹鲁、法学院副院长吴信达商议搬迁事宜。吴信达是云南澄江人，在他的建议下，大学迁到距昆明60余公里的澄江。1939年1月初，中山大学各院系师生、家属分15批4000余人陆续抵达澄江，并于3月1日正式开学复课。

1939年夏天，陈蕴珍在巴金的建议下，考取中山大学读书。她和两个同伴乘海轮绕道越南海防去昆明，在那里她得到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沈从文的关照，顺利地考进中山大学外文系。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杨苡回忆说：“1939年她到昆明，我到车站接她，是巴金叫我去接她的。”不久，陈蕴珍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在外文系就读了大约一年时间，陈蕴珍改入历史系。

陈蕴珍刚入联大外文系读书时，和杨苡住在一个宿舍里。几个同学在一起，大约是排行的缘故，同学叫陈蕴珍“小三子”，后来她写诗，笔名叫“萧姗子”，后来就叫“萧珊”。

住在这个小小宿舍里的三位联大外文系女生，很有意思，杨苡回忆说：“我们在宿舍的时候开玩笑，写信。萧珊给巴金写信，王树藏给萧乾写信，我给李尧林写信。”

此时萧珊和巴金是恋人，王树藏和萧乾已婚，鱼雁传书，传的是情书。而杨苡给巴金的大哥李尧林写信，是笔友间的书信往来。

这里先介绍一下杨苡。杨苡原名杨静如，出生在津门书香门第。祖父曾任淮安知府，兄弟中有四位在晚清时考上翰林。父亲留学日本，在民国时期担任天津的中国银行行长。杨苡的哥哥杨宪益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姐姐杨敏如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文化人。1935年大哥杨宪益去了英国留学，再加上一二·九运动之后，杨苡精神苦闷，读过巴金的《家》之后，便给巴金写信。巴金回信，让她和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大哥李尧林通信。

1939年3月，联大外文系高年级的学生、杨苡的堂姐，和相恋的同学订婚。杨苡在堂姐订婚仪式的饭局上，遇见了高自己两级的联大外文系学长、联大诗人赵瑞蕻。在此之前，杨苡和赵瑞蕻都是高原文学社的成员，有过一次见面。此后，赵瑞蕻经常约杨苡见面，并将自己写的诗，送给杨苡。两位联大外文系的学生由此相恋了。1940年，两人结婚，各自搬出联大宿舍，租房住在一起。那时西南联大管理比较宽松，也很人性化。大学生可以自由转系，也可自由恋爱，男生女生相恋，搬到校外同居，没人管。

萧珊与巴金的情缘，缘于书信。1936年的巴金，已是名满天下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家》，拥有无数的年轻读者。他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其中，不乏爱慕者与追求者。这一年早春的一天，他收到一封笔迹娟秀的来信，落款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位女孩与巴金通信半年之后，写信要求见面：“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信中还附有一张女孩的照片：头上戴着花边草帽，身着白衣黑裙，一脸青春灿烂的笑容，还带着几分天真与稚气。这张照片上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阿雯”。

女孩约巴金在新亚饭店见面。也许有了半年的通信，两人初次见面，并没有感到拘谨和陌生。18岁的萧珊，热情、欢快，落座后，开始介绍自己，谈自己被父亲限制不能参加爱国活动的烦恼。巴金耐心地倾听，为她排忧解难，为她指点迷津。这一次的相识，是两人8年相恋的开始。

最初，巴金只是把萧珊当作读者对待。有一件事，让两人的关系明确下来。萧珊的父亲让她嫁给一个有钱人，她问巴金怎么办。巴金内心很矛盾，犹豫着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决定。”萧珊听了，流着眼泪，伤心地跑着离开了。巴金一看，慌了，赶紧追上去，向萧珊解释：“因为你的年龄还小，你的生活还有很多选择，如果你成熟了，仍然选择我，那我们就在一起生活。”巴金后来在怀念萧珊的文章中，也提到，自己要对萧珊的成长负很大的责任。

抗战爆发后，战争把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起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随同前往。

1938年10月18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急忙包木船去桂林，十多个小时后，广州就陷入敌人手中。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防敌机，躲警报，一共用了九天时间。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讯写了我爱情生活中一段经历，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我们就是那样生活，是没有半点虚假”。

萧珊到昆明求学后，巴金与萧珊开始了长远的分离。相爱的恋人，处于飞机轰炸的战争年代，被关山隔阻，好在可以靠云中锦书交流感情。

1940年夏天，正值大学放暑假。《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从上海出发，马不停蹄地赶路，几经辗转到昆明，看望萧珊以及在西南联大执教的朋友沈从文。

杨苡回忆说：“有一次，我进宿舍，看见萧珊、巴金他们俩，我就觉得不寻常。我感觉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假期里，两人每天在一起，游遍周围名胜古迹，处处留下两人欢快的脚印。在这聚少离多的几年间，巴金完成了很多作品，他的写作速度惊人，他常说“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

1941年夏天，巴金从重庆来到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遇到了巴金和萧珊。10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遇巴金，携一年少而摩登之妻（苏人），寒暄。后知系其女友（联大女生），非妻也。”

这一次在昆明，巴金和萧珊到沈从文家做客。此时，沈从文一家从昆明疏散到呈贡龙街。沈从文带巴金游览滇池。沈从文的长子沈龙珠，此时年方7岁，他记得这次远足：“我们从家中出发，他俩说话，我就跟着跑，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吃的。”

沈龙珠回忆说，沈从文和巴金到一个叫乌龙浦的地方，是早期难童学校所在地。校址在山上的一个旧庙里，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难童学校教书，沈龙珠和母亲在旧庙里住过，所以印象深刻。(www.xing528.com)

“旧庙前面是峭壁，峭壁下面是滇池，滇池下面是小码头。晚上，住在那里，可以听到滇池的浪声。听到哗啦哗啦水拍打着岸的声音。旧庙的后山上，是一片松林，松林在夜里摇出阵阵松涛声。”

沈从文和巴金到后山松林的草地上休憩，他们讨论信仰、感情和理性问题。松林距悬崖不远，悬崖下是碧波荡漾的滇池。眺首远望，可以看到西山。沈龙珠在回忆文章中说，从这个角度远眺西山，看上去就像一尊卧佛。

巴金在《怀念从文》——文中写道：“我们也乘小火车去过呈贡看望他们。……我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们同游过西山龙门，也一路跑过警报，看见炸弹落下后的浓烟，也看到鲜血淋漓的尸体。”这次远足，是两位大作家在战乱年代难得的相遇，他们尽情地享受着眼前的美景，以及诗意的时光。然而，日寇飞机轰炸，打破了宁静。沈龙珠在文章中写道：“我和父亲、巴老伯，躺在草地上，仰着头看天空，敌机就在我们面前飞过去。这已经使在树林中看风景的我们不太舒服了，继而听到敌机在城里乱炸一通。我觉得父亲和巴老伯心情沉重。”

1942年暑假后，萧珊辍学离开昆明，到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协助巴金工作。萧珊在西南联大求学，结识了很多联大的学子，杨苡、王树藏、穆旦、汪曾祺、流金、刘北汜等人，后来都成为巴金家中的座上客。

1944年5月1日，40岁的巴金和27岁的萧珊终于决定在贵阳结婚。在杨苡的记忆中：“巴金在结婚前请我们吃过一次饭，他点了猪脑，他喜欢吃猪脑，他说：‘我吃猪脑，补脑子。’”战争年代，结婚从简，他们给朋友们送了旅行结婚的通知。去贵阳郊外风景如画的“花溪之地”休息了三天，这就是蜜月了。

抗战胜利后，巴金和萧珊在上海的家，成了一个文艺沙龙。黄裳躬逢其盛，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女主人萧珊好客，五十九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绝，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所谓‘小字辈’，是指萧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旦、汪曾祺、刘北汜等。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则叫他‘老巴’。‘小字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

巴金工作繁忙，一年总有几个月不在家，萧珊承揽下所有家事，从不让丈夫分心，让丈夫回到家总感到温暖舒适。巴金出门在外，心里也总惦着妻子儿女，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忘写家书嘘寒问暖，时刻感激妻子对他的理解与体贴。他们相亲相爱，28年的婚姻生活中，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巴金，有一颗情感丰富的心灵，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他高贵的灵魂，人类的良知。萧珊，拥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一颗善良的心灵，给予周围世界爱和温暖。他们生活在有情的人世间，但是，“文革”年代，巴金和萧珊受到迫害，受到伤害。他们相濡以沫，度过了人世的风风雨雨。

1972年6月初，巴金从干校回来。萧珊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萧珊患了肠癌，在医院查出来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8月8日，萧珊临进手术室时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望着手术后极度虚弱的萧珊，在病床前的巴金内心哀伤。他拉着妻子的手，看着她美丽的大眼睛中生命的光彩即将消失，心如刀绞。

巴金先生与妻子萧珊、女儿小林1948年摄于江湾

巴金先生与妻子萧珊、女儿小林1949年冬摄于霞飞坊寓所

萧珊曾经对巴金深情地说：“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你知道我陪你走这一段路程有多么幸福吗？”可是，她再也无法陪伴巴金走下去了。8月13日，萧珊病逝。萧珊去世后，巴金说：“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

1972年11月27日，穆旦致信杨苡，写萧珊去世后黯然神伤的感受：“去年年底，我曾向陈蕴珍写去第一封信，不料通信半年，以她的去世而告终……蕴珍是我们的朋友，她是一个心地很好的人，她的去世给我留下不可弥补的损失。这种损失，我想对你说说，你是可以理解的。每个人的终生好友是不多的，死一个，便少一个，终于使自己变成一个谜，没有人能了解你。我感到少了这样一个友人，便是死了自己一部分（拜伦语）；而且也少了许多生之乐趣，因为人活着总有许多新鲜感觉愿意向知己谈一谈，没有这种可谈之人，即生趣自然也减速。”

“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文革”结束后，巴金出版了《随想录》。《随想录》开时代风气之先，经历过“文革”之后，知识分子还处于懵懂阶段，巴金就反复强调“讲真话”，对“文革”进行反思。他一再提到“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这恰是他和萧珊心碎之时。巴金对自己进行自我剖析，并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晚年巴金，成为守护中国文坛的灯盏。2005年10月17日，巴金病逝，生命的灯盏熄灭了。但巴金留给世人的作品，温暖了人间。

巴金向往与萧珊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他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能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公曾说过这样的话：“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把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冰心这样评价巴金和萧珊的爱情：“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