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观察

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转化，又称“第二次现代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这一转化，也提上发展中国家的日程。中国不必重走原初工业化的老路，而可直接采纳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取得“后发优势”。而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因袭的弊端，也潜伏着“后发劣势”。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信仰危机等后工业时代的问题也呈现在当今中国面前，亟待我们解决。在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之际，又身历第二次现代化大潮，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及今后几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特色。2005年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40%，世界排名第51位，较之发达国家，如瑞典的105%、美国的109%、日本的102%还有很大差距。^[11]两次现代化叠加，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改革开放30年在完成第一次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也愈益深刻地接触到第二次现代化诸课题，而此一使命的展开可谓方兴未艾。可持续发展及生态问题的提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追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倡言，都是向后工业文明转换的产物。

总之，三十余年来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古今转换，其面对的，不仅仅是古典意义的近代化（工业化），还是上述三个层面的转型的集合，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较之单一的工业化时代更为复杂与深刻。例如，考察中华元典精神的现代转换，不仅要看到它们是构造近代思想的重要资源（如发掘民主精神、科学精神），还要开掘它们所具有的深远的后现代意义。肯定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性”，不可忽略的另一个基本点是：非欧地区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简单搬迁，非欧地区的固有文化形态没有排除在近代化进程之外，而是深深楔入这一过程之中，并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发生复杂的化合反应。这便要求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不能限于讨论西方近代思想如何输入中国，更要考究在古今中西大交会的历史条件下，中西思想如何从相互冲突走向彼此涵化，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经历烈火洗礼，实现凤凰涅槃。因此，讨论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必须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华中心论，从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大视角，观照中学与西学在近代文明的背景下发生的深刻互动。

正确估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还必须克服直线进步史观带来的蔽障。统观人类文化的进程便会发现，文化的演化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一个螺旋圈层内部，作为终结的第三阶段（“合”）综合着前两个阶段（“正题”与“反题”），履行着在新的更富有内容的统一中扬弃其片面性的功能。宗教改革对希伯来元典的重演，唐宋古文运动在文体上对先秦两汉的复归、思想上对原始儒学的复归，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对先秦的复归和对三代之制的崇仰，均为例证，而中国近代思想家对元典精神则进行了又一次复归，更为显例。今日的思想界在现代文明基础上，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正对元典精神酝酿着新的创造性复归。这是我们考察传统思想现代转化时应予关注的一个方面。

（本文系《中国文化创新蓝皮书》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注释】

[1]段玉裁：《广雅疏证序》。

[2]《商君书·开塞》。

[3]《汉书·司马迁传》。

[4]参见方鹏《矫亭存稿·风俗》、归有光《贞女论》、毛奇龄《禁室女守志殉死文》、俞正燮《贞女说》，戴震（1723—1777）对“以理杀人”的深沉谴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故程朱所谓之“理”，“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www.xing528.com)

[5]［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26—330页。

[6]［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26—330页。

[7]［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26—330页。

[8]陈寅恪：《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9]鲁迅：《热风·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10]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页。

[11]参见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