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中国高等教育界对大学到底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以及应该先通后专还是先专后通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今日之大学必为造就专才之所，具备专识之后，然后以之为中心而向各方面发展接触，以取得各方之常识，进可以为通人，退仍不失为专才”[15]。大学四年，时间有限，学校应着重于专门知识技能的训练。高等学校本就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场所，大专院校毕业生理应成为某一方面的专才。学生也可以在具备了专门学识之后，以专门学识为中心，向各方面发展，求各方面知识。教育部虽曾按《国民政府的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的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但是，在政策的具体运行过程中，战前国民政府曾推行“提倡理工”的方针，战时更是进一步提倡“实用科学”，限制文法科，更重专才于通才，更重实科于文理科。
另一种意见则恰恰相反，认为大学教育应该是通才教育，主要是给学生打基础，没有广博宽厚的基础，学生难以专得深。专业只是引入门，应该由博返约，在通的基础上再专，由通入专。这种安排虽然看似太杂太慢，但教育的目光必须远大。通识教育给了学生向专业发展的必备知识和能力，学生以后将受用无穷，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例如，联大教授们认为：“大学应该顾到百年大计，不应该为一时偏倚的需要而变质。近年来，因为种种原因，大学生更只拥挤在工学院和经济系里。这是眼光短浅，只看在一时应用上。这是大学教育的不健全的现象。”[16]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注重通才而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www.xing528.com)
当时教育部和一些较有影响的教育家们都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意见。1932年，国联教育考察团从欧洲传统高等教育价值观出发，批评中国大学中“各科之基本要素在教学计划上向无充分之地位，殊不知研究该科之学生，对于基本要素，必先能彻底精通，乃能对于次要方面之研究获得实益”[17]。
当时，一些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如：《教育杂志》上分别刊有董任建的《大学课程还不应改造吗》（1930），吴泽霖的《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徐则敏的《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1931），孙晓楼的《大学教育应行改进的几点》，赵廷为的《课程改造》（1935），谢循初的《修改课程标准问题》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课程之改革》，鲁继会的《明日之课程》（1936）和《对教育部所拟大学史学系二三四年级课程科目表之意见》，孙晓楼的《当前改进我国高等教育之商榷》和《抗战建国中我国高等教育概况》（1937）。这些文章从教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论证，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要从通识教育的视野出发，对当时的大学课程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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