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为什么无法自救-不一样的楚汉争霸

从近现代的研究看，秦灭亡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失去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统治基础彻底崩塌”。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是失去文化人的支持。始皇三十四年，那次咸阳宫宴会结束后，丞相李斯不但批驳淳于越等人的主张，还进一步提出“焚百家之书”，以剔除淳于越等人的非主流声音，以实现思想统一，巩固大一统。后来，秦始皇在追求长生的路上一直失败，坑杀掉几百名方士。但在当时，也有很多文化人包括儒生，从事一些和长生有关的玄学研究，不能断定被杀的人里面全都是江湖方士，应该还有很多文化人在里面。所谓的“焚书坑儒”，不仅仅禁锢和摧残文化，彻底破坏百家争鸣、思想创新的氛围，更主要的是断绝了士人进入统治阶层的渠道。秦朝遵循“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各类文化精英如果不是官吏，仅靠思想超拔和能力卓著，无法进入秦帝国的统治阶层。这些人自然对秦朝恨之入骨。后来的北魏拓跋氏和清朝，虽然是外族入主中原，但和秦朝对待文化人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第一时间采取各类措施，牢牢地抓住中原士人的心，赢得文化人的支持，政权才得以稳固。

二是失去工商业者的支持。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严酷打击工商从业者，推行“利出一孔”，把百姓从事的职业固化到农耕和征战两个领域，由国家霸占工商业。一方面国家获得大量资财，另一方面避免战国末期正在兴起的工商资产阶级进入政治核心圈，分享政治权力，强化皇帝集权。虽然后世各个王朝如法炮制，实行“轻商”政策，但像秦朝如此严厉地打击工商业者，还相对少见。在秦朝有效控制区内，从事工商业的人，社会地位低，受到官府盘剥严重。在对人身控制极为严密的秦朝，商人经商做贾受到极大限制，也极难得到帝国的信任。根据《史记》记载，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出于特殊原因，才可能成为像巴寡妇清这样的商人，在秦帝国统治边缘地带，把产业做得很大。

三是失去农民的支持。秦朝实行“受田制”，土地是国家的，一旦被授予田地的人死了，土地要收回国有。即便靠军功获得田地，也概莫能外。在秦朝，所有农民实际上都是皇帝一人的佃户，“有恒产者有恒心”，在秦帝国，缺乏私有产权保护，这很难让广大农民发自内心地和秦帝国站到一起。

四是失去地方宗族的支持。秦朝法律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令分居制度，很难形成宗族大家。没有宗族支持，社会缺少中间阶层，社会组织因此缺少弹性。一旦天下大乱，很容易瞬间波及社会各个角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反观后世，在东汉末年和北宋末年，宗族势力对消灭内部叛乱和抵御外部的侵略发挥出很大作用。

五是失去官僚的支持。秦朝对失职官僚处罚很重，轻则鞭笞、罚款，重则发配边疆服苦役，甚至为奴。比如，刘邦在当泗水亭长时，有一次相互闹着玩，打伤了同是官吏的夏侯婴。按照秦朝法律，即便刘邦是官吏，也依然接受处罚，且因是知法犯法，处罚可能会更重。夏侯婴为刘邦作伪证，却因此坐了一年多的牢，还被打了几百鞭子。因他始终咬死刘邦没有伤害他，刘邦最终逃脱惩罚。从现在法律看，如果夏侯婴是轻微伤，或刘邦无意中伤害夏侯婴，且没有被司法部门当场抓住，夏侯婴也没状告刘邦，刘邦应该不会被处罚。但在秦朝却不行。在中国传统法治理念里，“轻民重刑”与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着直接关系。在秦朝，“轻民法、重刑法”被发挥到极致。专制集权被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整个秦帝国，法网密集，法条无孔不入，执行得严苛冷酷。在严刑峻法下，百姓和官员动辄得咎，各层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很难真心拥护秦帝国。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占咸阳，在关中“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把细密如织的秦法简化到三条。即使在秦法治下生活一百多年的关中百姓，对“约法三章”也衷心拥护，更何况在关东六国的百姓呢！

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大家却语焉不详。那就是这么多人都看出问题所在，秦朝君臣为什么就没看出来呢？难道他们不知道严刑苛法、不惜民力等暴政对国家统治不利吗？或者说他们看出来了，为什么就不能改弦易辙呢？难道仅仅是皇帝和大臣蒙昧吗？

从秦孝公时期，秦国推行商鞅变法，以法家的基本理念，建立和改革各种制度，以适应和应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战争形势。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平台上，秦国吸引各国大量人才为秦国服务。比如商鞅、张仪、范雎、李斯、吕不韦等人。这说明秦国能够不断吸引外部新的思想，其制度、文化内核并不僵化。那么在秦始皇时期，为什么有一些人看出秦帝国过于专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秦始皇竟然支持焚书这种决绝的方式呢？假设秦始皇内心支持淳于越等人，那么秦始皇能否在秦朝推行封邦建国制度，或者施展“平衡术”，像后来的汉朝那样实行封邦建国和郡县制并行的制度呢？其实，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原因是秦帝国的治国制度、方略和政策因“路径依赖”而被锁定了，国家制度彻底僵化，只能在既定的法家理念和以吏治国这条道路上跑到头。之所以会出现制度僵化，大概有两个原因。(https://www.xing528.com)

一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成功经验，让秦帝国不能不依赖过去的制度和理念。秦国因郡县制度立朝，因法家思想而治国，因军功爵制度扩疆。沿着这条路径一路走来，虽然也遇到过各种困难和挫折，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后，仅用一百多年，秦国就统一了六国，使这个在西部边陲、远离中原的蛮夷小国，在竞争激烈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成为最终赢家。因为起点太低，取得的成就又旷古未有，这个国家建立统一帝国的历程配得上无上骄傲这个词。“成功是成功之母”“经验导致惯性思维”。借鉴经验符合人的天性。借鉴经验最大的好处是，面对新事物、新问题，依赖于过去掌握的成功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成熟技巧、成熟套路，能够付出较少成本，解决诸多问题，迅速开创出较大局面。

秦始皇是历史上公认的雄才伟略、开万世基业的伟大帝王，在他统治时期，从总体上看，他不但没有从宏观层面上改革国家法律和制度，相反，在统治过程出现各种问题时，在立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上，没有改弦易辙，也没有做大的调整，甚至在某些方面继续强化过去的制度，并把一些问题看成过去的制度没有落实到位所导致。而秦二世比秦始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是在旧制度下形成的利益集团阻挠秦帝国开展变法。秦帝国从秦孝公时期开始商鞅变法，到秦朝末年，已经历经一百三十余年。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势力强大、利益同质化的维护旧制度的集团。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研究世界各国制度变革后，指出正是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使得一个国家和地区制度变革很难发生，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长期停滞发展。

举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秦国推行郡县制度，在整个国家出现大量依靠考选方式产生的文法吏，这些人与依靠血缘而产生的官吏不同，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而依靠血缘关系当上官的人，很多是贵族阶层。如果废止郡县制度，而重开周朝的封建制度，分封自己的儿子们到各个诸侯国，国家权力必然被分割。在郡县制度下，以李斯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中那些已经获得巨大利益和稳定收益的人，不但会拼死反对，而且趁机反攻倒算，利用国家机器，把任何可能损害集团利益的思想和观点，以维护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为由彻底根除。

官僚利益集团在秦国已积累百年，根基雄厚，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掌握主流权力。他们的权力源于皇权，使用权力的方式依靠国家法律，整个官僚集团只能在依靠法家思想、维护皇帝专制这条路上跑到黑。

汉朝建立后，尽管承袭很多秦朝制度，但对这些制度也做出不少改动。比如，汉朝国家制度就是郡县制度和封建制度并行。之所以能如此，关键是汉朝建国依靠军功阶层，但军功阶层来自社会下层。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汉初的朝堂之上到处都是“布衣将相”。他们虽然有比较相近的利益诉求，形成内核一致的利益集团，但由于他们从战争走出来，依靠军功进入统治阶层，并集中在军事领域。在权力层面，汉朝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有历史传统的利益集团。

在汉朝建立之初，参与治国人群从其来源和推崇的治国路线上看比较复杂。有源于军功利益集团的，有推崇儒学的，有推崇黄老之术的，更有推崇法家学说的，不一而足。各种学说和利益集团并立，汉帝国究竟最终选择哪种治国路线，都拥有一批人可以任用，选择相对就比较从容，不会受到不可抗拒力量的顽强抵抗。最后，虽然汉朝承袭秦朝大部分官僚体制和法律制度，但在宏观层面选择“郡县制度”和“封建制度”并行的国家制度，采取“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推行近似于“大市场、小政府”的治国理念，也就是“无为而治”。汉初的经济凋敝，统治阶层内部充斥各种相互对抗的利益集团，任何利益集团想成为主流都很难，从高祖到汉景帝，汉帝国即便想学习秦帝国，开疆拓土，实施各种苛政，也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