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中国反革命势力中心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12天后，10月22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起义的潮流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这些省份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朝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方面。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但总的说来，它们都不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存在了。

为了应付武昌起义所造成的局势，北京的朝廷紧急地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发出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后一个措施往往否定了前一个措施，后一道谕令往往同前一道谕令相矛盾。这种情形充分表明面临末日的清皇朝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10月12日，朝廷下令抽出北洋六镇中的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经河南南下，“赴鄂剿办”。只隔了两天，即14日，又有一道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官”。

武昌新军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叛变对于清朝说来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在各省的新军都有可能出现同样情形。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是它最可以指靠的兵力，但是在这六镇的官兵中袁世凯的潜势力很大。而且袁世凯在各省的督抚和立宪派绅士中也很有影响。因此在朝廷中立刻就出现了起用袁世凯的呼声。摄政王载沣在两年前把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赶出朝廷，是不甘心看到他东山再起的，但是皇族内阁的总理奕劻，多年来已为袁世凯用贿赂买通，竭力为袁世凯说话。奕劻还有一条重要论据：“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这就是说，只有袁世凯，才是帝国主义信得过的人。

“隐居”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以“足疾”尚未痊愈为理由拒绝出任湖广总督。这时荫昌带领南下的军队以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由荫昌自己兼任第一军统领，而由冯国璋任第二军统领。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根据袁世凯暗中的指示有意放慢军事行动。袁世凯的计划是要让清朝朝廷更多地受到革命火焰的煎熬以至不得不向他交出更多的权力。朝廷在10月20日派出袁世凯的老朋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这就是：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六个条件的基本内容是要清皇朝向他交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力。

清朝朝廷不得不逐步地接受袁世凯的这些条件。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另一个亲信大将，这时担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奉令到湖北，冯国璋改任第一军统领，段祺瑞任第二军统领。接着在10月27日清廷下令召回荫昌而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由他统率水陆各军。

袁世凯这时仍然留在彰德不出来。但是按照他的指示，冯国璋的第一军向汉口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民军方面错误地任用了一个旧军官，原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前敌总指挥。由于这个总指挥怯战通敌，冯国璋在10月28日迅速占领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大悲即时处决了张景良。黄兴于29日到了武昌，担任起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挽回民军失利的形势。11月1日北洋军完全占领了汉口，民军退到了汉阳。袁世凯之所以发动进攻，既是为了向清政府证明只有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也是为了向革命阵营显示一下他的力量。北京朝廷想以立即实行宪政来逃脱革命危机。10月30日，以六岁的小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书责备自己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则动拂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政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同一天，又根据资政院提出的“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的请求，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构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要求他们“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这是向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一切君主立宪派人士，以及一切看到清皇朝的船即将沉没而转上了革命的船的黎元洪之类的人所发出的求助的呼吁。资政院按规定于阴历九月初开会，它奉命急忙制定一个君主立宪的宪法。但是等不到宪法条文制定出来，11月1日，朝廷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命令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但湖北前方的军队仍归袁世凯节制。

袁世凯提出的六个条件实际上完全实行了。他在10月31日从彰德到信阳督师，然后又到了汉口。但他并不急于按照朝廷的要求立即回京，而且对总理大臣的任命表示“谦辞”。他要先向革命阵营进行一些试探，像黎元洪在武昌的革命政府中当权并受到革命派拥戴这样的事实，当然是袁世凯满意的，这使他相信既可以利用革命来迫使清政府向他交权，又可以从革命阵营中找到他自己的人，从而由他来摆布革命。他向朝廷奏请停止用兵，同时派人和黎元洪联系。他的幕僚刘承恩，代表他写信给黎元洪，建议“和平了结”，并且要求革命方面承认君主立宪。黎元洪11月11日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凯派来的代表。由于黎元洪周围有着认为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实行民主共和的力量，由于革命已经得到各省的响应，声势愈来愈大，黎元洪表示不能同意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立宪。但是黎元洪又表示希望袁世凯来赞助共和，要他相信这样做比继续支持清皇朝是对他更为有利的。在黎元洪以他自己和“同志人等”的名义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另一信中还推崇袁世凯是“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同时，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他的才能，并且说，只要他参加起义，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之所以这样推崇袁世凯，是和汪精卫有关系的。已经为清朝的肃王善耆所收买的汪精卫在武昌起义时仍在狱中受着优待。不久他被释放，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在北京活动，很懂得这个有名的“革命家”的用处，立即为他的父亲加以收买。这时，汪精卫写信到武昌，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朝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革命党一致行动的。从此，汪精卫成为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工具。袁世凯在到了北京后和他直接联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毫无对于内部的警惕，汪精卫放肆地在京津间的秘密革命组织中活动，并且竭力把拥戴袁世凯的思想输送到南方去，以后他又带着这种思想到上海、南京活动。袁世凯对武昌政府的和平试探虽然没有立即收到成效，但是他开始摸清楚了革命阵营中的政治脉搏。

根据资政院的奏请，朝廷在11月3日发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当时资政院的奏文中说：“伏查革命举动，业已四方响应，逐渐蔓延四川、广东、湖南、江西、陕西、山西、湖北等省。全国糜烂，时势日非。欲济时艰而平国乱，只有改良立宪之一法”。但是因为时间匆促，所以只能先提出一个宪法的纲要，这就是所谓《宪法信条十九条》。按照这个“十九条”，国号称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十九条》中规定，成立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长官”。这样的立宪当然不足以消饵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潮流，但是对袁世凯却是有利的，因为这使他出任全权的总理大臣，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内阁，有了合法的根据。“十九条”中还规定在国会没有成立以前，它的职权由资政院代行。资政院在11月9日举行了个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手续。袁世凯不再推辞了，他在11月13日由汉口到达北京。三天后他组成了一个内阁，其中除了他所亲信的旧官僚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君主立宪派的绅士和名流，张謇被任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被任为法部副大臣，不过他们并没有到任。

这时，清皇朝已经把袁世凯看作唯一能够指望的救星。袁世凯利用革命的形势而使清皇朝逐步地把权力移交给他的目的开始达到。(www.xing528.com)

袁世凯之所以迅速地上升到权力的中心，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10月12日，武昌起义胜利后新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期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应付之赔款或外债，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这个照会同时也声明：“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碍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于此次照会之后，清政府如与各国立有条约，无论何种，军政府概不承认”。这个照会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同盟会预拟的“对外宣言”。革命派本来以为由革命军政府发出这样的宣言，就可以争取各国来同情革命以至“承认”革命政府，武昌起义后最初的日子里的事实就已证明这不过是个幻想。

俄国人是最早知道革命派的这种对外政策的，因为武昌起义前在汉口俄国租界破获的革命派机关的文件中就有这个照会的底稿。俄国驻北京公使立即通知在汉口的领事：“如果革命者有任何正式宣言，拒绝答复”。英国驻北京公使在接到驻汉口的领事的有关报告后，也立即通知“该总领事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在10月18日，驻汉口的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这五国当时在汉口都有“租界”）发出一个布告，其中说：“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这个布告使革命阵营方面的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所谓“严守中立”解释为列强已“承认”他们是与清政府有对等地位的“交战团”，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英国公使朱尔典11月8日在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就说明，革命军方面“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原来列强把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租界”当成是“国中之国”，它们的所谓“中立”，实际上不过是指租界的地位而言。在武昌起义后六天，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兵舰相继驶入长江，停泊到己为革命军占领的武汉江面上的有13艘，四天后又增加到16艘，其中有一艘还开往举起了革命旗帜的宜昌。京汉铁路上的法国工程师“命令将所有的机车及车厢预先调到北方”，不让它们“落入革命军之手”。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在武昌起义后八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在无法平定“叛乱”的情形下“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1900年时它所做的一样”。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代办也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

清皇朝这艘船在革命的风浪中迅速地沉没下去，这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他们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的权益，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中竭力寻求对他们有利的机会。沙皇俄国认为这是它在东三省北部和蒙古、新疆加强自己地位的时机，它和日本约定，如果满洲发生革命，两国共同出兵干涉，它还乘机派兵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勾结那里的王公活佛，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也曾考虑对中国局势实行武装干涉，它向列强探询，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国，以“保护各国在中国的权益”。英、美等国反对这种做法，它们认为，如果必须进行武装干涉，就应当由列强协商一致，共同行动。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革命，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这些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对辛亥革命武装干涉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国内形势方面。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姻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的出场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欢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美国推动清皇朝起用袁世凯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在袁世凯前往汉口途中时报告他的政府说：“袁此行形式上虽系军务，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欲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欢迎袁世凯，就因为他们期望，他能够起拯救清皇朝而使革命软化的作用。在袁世凯已经受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英国外交大臣致电朱尔典说：“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新”政权。依靠袁世凯来收拾革命造成的危险形势，甚至为此在必要时可以完全抛开清皇朝那匹老马，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导的政策。

一个美国作者在1912年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中说，当袁世凯到了北京时，“他立即成为这个帝国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欣慰。”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一切内外反革命势力，包括侵略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面临末日的清皇朝以及混在革命阵营中的黎元洪这类的人，共同寄以希望的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