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人类公正、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著名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董必武、谢觉哉、杨秀峰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的各级人民法院都遭受了一场浩劫。林彪、“四人帮”大肆污蔑全国公安系统、人民检察院系统、人民法院系统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煽动“砸烂公、检、法”,要求“彻底砸烂公、检、法”,从而在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的浪潮。从此,人民法院系统陷于瘫痪,大批人民法院干部被批斗、调离、下放,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于是,全国人民法院系统被“彻底砸烂”了。
十年内乱一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就受到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的冲击,档案库被砸开,院长、副院长被批斗,全国人民法院组织瘫痪。在1967年“夺权”风暴中,由于江青集团煽动,全院干部、群众形成两派。从此,派性斗争接连不断。1968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国公安系统、检察系统、法院系统实行全面军管,各级人民法院成为各级公安系统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的“审判组织”。从此由各级公安系统军管会行使国家审判权。最高人民法院进驻的军事代表,对全院实行全面军管。1969年初,全院干部近200人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只留下20个人,其中8个人为办案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等于被解散。
砸烂公、检、法,造成严重恶果。1971年2月,周恩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严厉批评否定政法工作的言论和行为,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来正确路线在政法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周恩来的讲话在全国政法系统引起强烈反响。从此,全国人民法院系统的情况有所好转,解放领导干部的进程逐步加快。从1972年起,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逐步恢复,到1974年初基本恢复完毕。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劳动的干部也陆续调回机关,恢复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公安系统军管会相继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也宣布撤出,审判权重新归还人民法院。但是,“四人帮”的影响依然严重存在,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各级人民法院都存在着思想上、组织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混乱局面。因此,整个人民法院系统亟须恢复、整顿和完善。
就在这时候,1975年1月20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命江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江华是湖南人,毛泽东的老乡,瑶族。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衡阳地委群众运动委员会书记、茶陵县委书记。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5年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滨海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安东省工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共安东省委书记,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兼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6年、1973年分别在中共第八次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华被打成浙江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斗争。随后,江华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了两年,身心逐渐得到恢复。从十年内乱开始到1974年,他已经8年没有工作,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局面,心中十分焦急,渴望复出的心情十分迫切。1974年底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筹备期间,毛泽东主席提议由江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李先念代表毛泽东同江华谈话时,江华表示,自己没有学过法律,也没有做过司法工作。李先念说:毛主席要你掌握好政策就行了。
于是,江华接受了新的使命。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他忠实执行毛泽东关于要掌握政策的指示。江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定的,最根本的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注意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多次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2月4日,江华到最高人民法院上任。这一天,他没有召开大会发表就职演说,而是由人事部门的一位同志带领,走遍全院各个办公室,与全体干部一一见面,握手致意。这一举动,给全院同志留下了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和蔼可亲的良好印象。
江华正式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全面对人民法院系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烂”的来龙去脉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全国人民法院系统遭到摧残,干部遭到迫害,机构遭到撤销,其主要的祸根就在于“四人帮”宣扬和推行的“砸烂公、检、法”这个口号和冲砸人民法院的行为。要恢复人民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必须批判与清算“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与做法。他主张,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把这个大是大非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江华想到做到。他不顾“四人帮”还在台上,顶着巨大压力,向“砸烂公、检、法”发起挑战。1975年5月他到山东视察人民法院工作时,就提出“砸烂公、检、法”这个问题。他对烟台市人民法院负责人说:“‘砸烂公、检、法’你们也同意吗?要教育我们的同志,正确对待这个问题。”10月17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一次学习会上,江华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是错误的。有人反驳说:“砸烂公、检、法”是毛主席讲的。江华回答说:“不管谁讲的都是错误的。”接着,在10月29日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江华讲话中说:“我不晓得在哪一年把人民法院取消了,可能是1967年或是1968年吧。当时有人提出‘砸烂公、检、法’。人民法院实行军管5～6年,最高人民法院只留下7～8个人的办案组,地方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由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审批组取代了,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么长的时间,人民法院没有进行正常的工作,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还要不要了?我看还得要。公检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所以不能削弱,只能加强,‘砸烂公、检、法’,取消人民法院是错误的。”
江华的讲话,公开批判了“砸烂公、检、法”这个毛泽东曾经同意过的口号,在刚恢复不久的全国人民法院系统引起强烈震动。绝大多数人民法院干部称赞江华的勇气,认为讲出了全国人民法院系统广大干部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但是,也有少数受林彪、“四人帮”影响很深的人,心存抵触。1976年上半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时,上海市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便有人向江华发难,攻击他批判“砸烂公、检、法”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最高人民法院在2月、6月先后出现两张大字报,攻击“江华是右倾翻案的一员大将,按邓小平的旨意,反攻倒算搞复辟”。说什么,江华“是拴在邓小平腰上的布娃娃,邓小平跳他就跟着跳”。还攻击江华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是“兴亡国,继绝世,举逸民”“一风吹”,是“翻案的后台”。但是,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人民法院系统大多数干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心存反感和厌恶,对“批邓”反应冷漠,极少数人批判江华的活动没有闹腾起来。“公道自在人心”,“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得人心。
对于批判“砸烂公、检、法”这个口号和行为,江华一直抓住不放。粉碎“四人帮”后,江华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组织干部学习文件,学习理论,开展批判“四人帮”的活动。他着重引导全国人民法院干部联系各级人民法院的实际,集中力量批判林彪、“四人帮”宣扬和实行“砸烂公、检、法”,破坏人民法院的罪行。在1977年10月召开的华东地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和11月召开的北京、天津、上海、河北等部分省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江华带头作批判发言。他指出:林彪、“四人帮”掀起的“砸烂公、检、法”狂风恶浪,“极力把专政机关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组织上搞垮,业务上搞掉”,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江华在总结1975年这一段工作时指出:“现在看来,当时在‘四人帮’还没有垮台的时候就批判‘砸烂公、检、法’,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全面恢复法院工作,起到了一个打下思想基础的良好作用。”
“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重要内容,也是江华在最高人民法院重点抓的工作之一。
十年内乱造成了干部思想混乱,主要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极为严重,党性却被否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有少数人,“派性”高于一切,暗中活动串联,干扰落实干部政策。在这些人心里,只有“派性”,没有党性;只有自己一派的利益,不要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为了在最高人民法院增强党性,反对“派性”,江华组织了有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和政工干部参加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江华亲自参加学习讨论,引导大家端正思想路线,启发派性严重的人,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凡是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的地方要整顿、军队要整顿、要反对“派性”、要加强党的领导指示,江华都及时传达。同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实际情况,开展克服“派性”、增强党性的教育。1975年8月30日,在全院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然后,江华指出:“当前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派性,妨碍我们落实政策,破坏安定团结,破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现在要动员党员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就全国来说,搞派性的人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极少数是坏人。我院至今还没有发现坏人,只是少数人派性有浓厚的味道,多数人是不愿意搞派性的。不算旧账,对搞派性的同志既往不咎,有错误欢迎改。大家要向党交心,不要两条心,或者半条心。问题向党讲清楚就好。”他还说:“听说我出去时(指江华5月出差山东)派性串联很严重,这使我坐立不安。你活动什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么久,还迷了心窍。这样做你得到了什么?”他劝说这些同志,从派性“山头”上下来,“下山闹革命”。他强调,批判“派性”是自我教育活动,要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搞“派性”的同志,使他们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这个讲话,表明了江华反对“派性”的原则立场和进行整顿的决心。他相信,只要准确掌握最高人民法院的实际情况,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精神,采取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派性问题一定能够解决。所以,江华讲话在全院各单位传达后引起了很大反响。绝大多数人表示拥护和支持,认为这个讲话旗帜鲜明,方针、政策明确,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只有极少数人有些抵触反感,不以为然。此后,按照江华的部署,各个部门展开了批判“派性”的教育活动。江华亲自找“派性”比较浓厚的同志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通过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教育,最高人民法院大多数同志摆脱了派性,增强了党性,为全面整顿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文化大革命”初期“砸烂公、检、法”时,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共党组都被迫停止了工作与活动。1975年初江华来最高人民法院时,院党组已不复存在,由江华与副院长曾汉周、何兰阶组成临时领导小组主持全院的工作。下属庭(厅)处两级领导班子也不健全。因此,组织机构亟待整顿和健全。而落实政策,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的干部则成为整顿、健全组织机构的重要前提。
“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大批干部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大帽子”打入“另册”。“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最高人民法院上自院领导干部下至一般干部,许多人受到审查。有的是所谓“历史问题”,有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无中生有。特别是清查“五一六”,冤枉了大批好人,竟然把在西藏工作多年,为祖国建立了历史功勋,被中央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主持工作的谭冠三副院长打成“五一六”黑后台,荒唐之极,可笑之极。对这些干部,一直没有作出审查结论,长期“靠边站”“受审查”,无休无止。为此,江华要求人事部门积极抓紧工作。他指出,审查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党性原则,排除“派性”干扰,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不要随便上纲上线。对于档案材料和证据材料,符合实际的可以保留,无中生有的,不符合实际的材料和“派性”诬陷攻击材料一律销毁。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工作,不断排除“派性”干扰,审查工作终于圆满结束。1975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小组召开落实政策大会,由曾汉周副院长宣布:最高人民法院“清理阶级队伍”“审干”“清查五一六”[2]的工作全部结束,查明我院没有叛徒,没有特务,没有走资派,更没有“五一六”分子,也没有“五一六”后台。会上,宣布落实政策的人员中,有副院长3人,其他干部若干人。然后,江华讲话,要求大家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讲团结,遵守组织纪律,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一行动,大得人心,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是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整顿中的一个重要成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1975年3月,在江华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了黄维等29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至此,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特赦释放完毕。
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安部门和统战部的负责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研究部署清理和特赦全部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人员事宜。12月,根据这次会议的部署,各地人民法院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全部宽大释放。
在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1975年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时,还有许许多多代表着“中华民族脊梁”的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奋战在全国“全面整顿”的各个“战场”上。
他们重新恢复工作以后,看到各个方面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混乱不堪,无不痛心疾首,寢食不安。邓小平下令整顿,正合他们的心愿。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和发展,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各个领域的混乱局面,他们以“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冲锋陷阵,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写下了一篇篇气冲霄汉的壮丽篇章。他们在1975年整顿中所体现的那种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一切困难、藐视一切困难的拼搏精神,堪为一切领导干部的楷模。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中国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1991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在谈到要注意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时说:“的确是人才难得啊”;“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他以1975年搞全面整顿为例子说:“1975年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邓小平在这里讲的1975年抓整顿中“用了几个人才”,显然就是指的在全面整顿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一批领导干部。
【注释】
[1]粉碎“四人帮”后,江华1977年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2年、1987年分别在中共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2]“五一六”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清查的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清查五一六”,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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