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朝鲜起义队伍与东学党

跟前几次一样，这次又是因为朝鲜内乱。不过，如果跟前几次完全一样，那袁世凯同学也就没有机会回国了，内乱他一个人搞定就好了。原因是：发生在朝鲜的这次内乱比较有水平——一场农民起义。

在历史上，朝鲜的这支起义队伍被称作“东学党”。东学，也就是中华文明中的核心——儒道释三学。而起义军祭起“东学”的大旗，是要跟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学”对抗，用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要“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冲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的国门被打开了，西方的传教士也来了，而其中的一部分传教士偷渡鸭绿江，进入朝鲜秘密传教。在过去的书中，当我们说到传教士的危害，总是会讲传教士如何作恶多端、野蛮无理等，其实传教行为引发众怒的是另外一个原因。

当时加入教会的，有很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甚至是有犯罪记录的不法之徒，无论是官是民大伙儿对这些人都是比较痛恨的。但当时传教很不容易，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教会都是拍着巴掌欢迎的，从来不会搞个资格审查，问问人生观、价值观等，所以流氓地痞们能轻易地加入教会。而他们只不过是想寻找教会作为靠山，好更加为非作歹，欺压普通百姓。因为教会势力很大，官府也不敢捉拿。这种情况几年后将在大清引发义和团运动，而在朝鲜，他们提前一步爆发了。

就这样，为了反对西化，反对教会，他们祭起了东学，取名“东学道”，信徒就叫东学党人。

起义军的口号是：逐灭洋倭，尽灭权贵！“洋”，指的就是洋人，“倭”就是日本人了，可见朝鲜人民对日本人也没什么好印象。权贵就不用解释了，大家也见过。

总结一下，这不是一支抄起家伙就上的起义队伍，而是一支有着明确的价值观指导和精神信仰的队伍，这样的队伍战斗力是很强的。当时的朝鲜中央政府派出家底去镇压，结果不出意料：还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占领了全州，逼近汉城。国王这时候才急了，按照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他应该向宗主国大清求援，请求清军入朝帮助镇压起义。

但朝鲜国王比较犹豫。这么多年朝鲜虽然一直夹在大清和日本之间，但夹心饼干也有它的生存之道。朝鲜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双面讨好、左右逢源的艺术。这边恭维一下大清要点赏赐，那边勾搭下日本暗中做个生意捞点好处。如果请求清军来到朝鲜平叛，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日本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袁世凯大人出面了，他极力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不仅是鼓动，简直是施压。于是朝鲜国王慌忙向帝国求援，请求“上国立派天兵”。

求援国书立即由袁世凯转发给了他的主管领导。朝廷接到这个请求乐了，因为这是维护“天朝上国”面子的绝好机会。只要是对付老百姓和农民起义军，天朝的军队一向可以所向披靡，不仅可以威慑本国，还能声震亚洲，所以，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

但冷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顾忌日本人。

虽然袁世凯那次果断攻打王宫平息了政变，再次维护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但是，清国外交部门在接下来和日本的善后谈判中却吃了亏，当时清国只想早点息事宁人，就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清日《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将来朝鲜还发生动乱，两位大哥动手之前都要互相通告一声，免得影响清日交好。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应对朝鲜动乱，清日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面出兵的权力。

大家可以看出来，狡猾的日本人虽然军事上被老袁压制，但在外交上却占了很大便宜，通过这个条约又在实际上废止了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把朝鲜推向了两国“共管”的境地，日本人在清国的专属权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

袁世凯的那位大领导犯难了。不派兵吧，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而且作为保护属国的“天朝上国”，当他们的国王把求援书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出兵，就没有一个大哥的样子。但如果派兵吧，又很可能与日本造成纠纷，因为在清国出兵的同时日本也很可能出兵，清日两国军队同时出现在朝鲜的领土上，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领导指示袁世凯首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态度。

于是袁世凯去了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向日本公使了解情况。日本公使拍着肩膀告诉他：“你看我们日本的商人已经被东学党人烧杀抢掠太多次了（这是事实），我们只想有一个和平的经商环境，多赚点钱，请贵国尽早派兵平息叛乱吧！”

接下来的一幕我们比较熟悉了，很多书里都描述过：袁世凯给国内领导发了封电报，极力主张出兵，并说明日本公使杉村浚是他的哥们儿，日本只看重经济利益，即使清国出兵，日本也是不会派兵的（“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发电报的时间是1894年6月3日。

再然后，按照这些书里的叙述，袁世凯就这样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大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发动清日甲午战争的借口。为了强调袁世凯这次上当受骗的情况，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些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声色场所，夜夜笙歌等。

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些书籍只会注意宏大叙事，却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也要面对生活的各种纠结，人生的各种困境，也是一个吃两碗饭就要饱，饱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经常缺乏的是“体制内思维”。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我们经常把握不准，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那时的体制内思维。

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朝廷、国家等）的思维，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而是一种在集体口号的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表面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官员，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那就是：公私两便。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为公，没人愿意去干；完全为私，也干不长久。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里面可以夹带一点私，私里面也可以混淆一点公。正是因为这样，帝国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亲民，有事总在一线，不怎么贪，不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好官；如果还能成天对贪官污吏黑着个脸，为民做几回主，那简直就是“青天”——杰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于这个高官的能力问题，反而让人忽视了。

也就是说，对于封建朝廷体制内的人物，特别是高层人物，只有“合众人之公以成一己之私”的思维，才是最高明的思维。

袁世凯的考虑就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

在说到袁世凯的考虑之前，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大人究竟有没有上日本人的当。(www.xing528.com)

我的答案是：虽说实际上是上了当，但小袁同学心里面是清楚的。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所有的事情很可能都是袁世凯“主动上当”。

作为大哥级的滑头人物，我相信，袁世凯是不会那么轻易就上了日本人的当，更何况他还有一支神秘的情报队伍。

在朝鲜的十多年间，袁世凯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土外来，三教九流，大家都是朋友，比如当时人在朝鲜后来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英国人朱尔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朋友里还有一群有特色的朝鲜人——分布在汉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市井流氓、泼皮无赖。

袁世凯成功地将这些人笼络到麾下。当帝国的官员都自命清高地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待他们，真正做到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下基层最多也最有诚意的人，而袁世凯也有他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要这些人帮忙收集情报。

《潜伏》里的谢若林说，真正有用的情报，就出现在街头巷尾之间。袁世凯也相信这一点，每一个流氓混混都是能为他提供日本人情报的眼线。我们应该还记得袁世凯上一次冲进王宫平息政变的故事。在日本人和开化党发动政变之前，他们的计谋是先设一个鸿门宴，以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为借口，邀请袁世凯和朝鲜事大党人前去参加晚宴。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发难，抓人的抓人，杀人的杀人，企图将事大党和支持他们的袁世凯一网打尽。袁世凯正要动身时，他接到了流氓朋友给他的警告，于是他不去了，派了一个手下代表自己出席。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当晚有十来个事大党人被杀死，而袁世凯成功躲过一劫。

这件事情之后，袁世凯更加重视这支流氓情报队伍了，凭着及时的情报，袁世凯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多次化险为夷。日本公使跟他耍流氓，告诉他即使清国出兵来朝鲜处理东学党问题，日本也不会派兵，没想到袁世凯却是一个更大的流氓，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公使以为他的两句话就可以轻易骗过这位矮胖子，而后来的某些书籍也认为袁世凯就这么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当”之时，袁世凯心里在大叫：我了然！

既然袁世凯清楚日本人的阴谋，为何还要鼓动朝廷出兵？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公私两便。

袁世凯知道，当朝鲜政局被东学党起义闹得岌岌可危，出兵是继续强力保护清国在朝鲜利益的需要，也是朝廷爱面子的需要。兵是一定要出的，这就是“公”的方面。

而袁世凯一手促成出兵，这边鼓动朝鲜国王借兵，那边发电报让清国对出兵放心，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他的私心——也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个最后的机会：俺要回国！

形势已经让袁世凯明白：只有国内出兵，派来作战的将领，他才有可能被替换回到国内——实在不行还可以趁乱走人。反正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撂挑子！必须回到国内！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大人最关心的，是他如何顺利地回国。

6月底，朝廷已经派兵，而日本也已经派兵了。朝廷担心与日本开战，正考虑要不要撤兵时，袁世凯再一次写报告给国内的领导：与日本人吵架无意义，派军舰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月11日，与日本开战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袁世凯向国内领导报告自己生病，而且很严重，基本到了要入土的程度，趁着还有一口气先落叶归根。我们把他的这份报告翻译一下：

领导，您不是不知道的，我老袁素有发烧症，最近又开始拉肚子，昨夜又突发重症，头昏目眩，全身上下疼痛难忍，赶来的医生给我量了体温，说发烧超过100度（华氏），不得不采用物理降温（敷冰块），这样我才没有去见先帝哦！

发完这封电报之后，袁世凯不等批示，赶忙将他的工作全部移交给自己的一位下属（唐绍仪）。他鼓励唐绍仪好好干：“我是要死的人了，但岗位必须在，不能耽误工作，你就在这里建功立业吧，一定会大有所为的。”唐绍仪接下了袁世凯的一切工作，他向国内发工作报告时，袁世凯在这份报告上特意加了一句“具体事项可等袁道到天津稍痊愈后面禀”。我们别小看这句话，这正是他老袁冥思苦想加进去的，他的算盘是：一旦国内没注意到这句话或者不做公开表态，他可就要拔腿走人了。

现实又一次打击了袁世凯，证明了领导是比他更精明的人，领导很快给了个答复：袁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而且这个答复居然是通过最高命令——奏请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出的。

这是为什么啊？我在朝鲜十几年了，难道就不能挪窝吗？

只有最后一招了：耍赖。在接下来的电报里，袁世凯充分发挥了耍赖的本领：我已经病到这个程度，只有一死了，但是死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伤心欲绝！（“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可是，领导仍然无动于衷，摆明了一副让袁世凯死也要死在朝鲜的架势。

此时袁世凯成天一副随时准备去见先帝的样子，连唐绍仪也看不下去，他主动打电报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

好吧，为了不闹出人命，为了避免将来迎回到国内的是他的一把骨灰，主管袁世凯的这位领导终于同意让他回国。电报到达汉城，袁世凯一分钟都没有停留，拖着行李，立即溜出汉城，后面跟着他的姨太太——喂，你等等我！

天津，袁世凯终于见到了他的那位领导。领导只是说先让他回来，并没有答应让他留下来，袁世凯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那间办公室。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