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袁世凯居住的地方——法华寺。老袁还能在这里住两个晚上，他准备在请训完成后回到天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下人突然来报：“军机章京谭嗣同谭大人来访！”
对于这个大名鼎鼎的官二代巡抚公子，皇帝跟前的红人，袁世凯自然不敢怠慢，他把谭嗣同请入了密室。
谭嗣同的怀中藏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他立即拿给袁世凯看了。这就是那道准备“死谏”的密折。
老袁吓得魂飞魄散，他不明白谭嗣同为什么要上这道密折，上也就上了，还把他老袁往火坑里推。
谭嗣同把那个“天津阅兵阴谋”告诉了袁世凯，表明这是在救皇上。袁世凯迅速冷静下来，看来目前最紧迫的，就是阻止谭嗣同去上这道折子。不然到了那时，即使皇帝不同意，他在荣禄和慈禧那边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而如果皇帝同意，他老袁可真是要变成“炮灰”了。
正准备说服谭嗣同，袁世凯突然意识到：不对呀，谭嗣同敢写这样的折子，是不是原本就有光绪的授意？
一想到这里，袁世凯又犹豫了。
谭嗣同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毕永年和他的弟兄们），已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由唐才常率领的另一批人马），不日可到。去此老朽（慈禧），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
袁世凯只好试探：“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决定。就算您今晚杀了我，也不能决定。况且您今晚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呀！”
“我自有说服皇帝的办法，不会不准我们的计划。”谭嗣同十分坚定地回答。
袁世凯又不得不再犯嘀咕：康有为那种浪荡才子的话还可以不听，但谭嗣同等四人已经是光绪最亲近的心腹之臣，朝廷的四品大员，绝对不会乱开玩笑。如果这是光绪皇帝派他来刺探自己的，自己明确拒绝，岂不是得罪皇上？
想了想，袁世凯只好说：“天津的军队还有四五万人，京城里有八旗军数万，我能指挥的只有六七千人，如何能办成此事？只怕我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那皇上的处境不就更危险了？”
袁世凯说的是实情。谭嗣同按照他密折中的预备方案回答：“您可以在动兵后，立即将皇帝的朱谕给各个将领看，同时照会各国，看他们谁还敢动？”
袁世凯觉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皇帝的朱谕到现在连影子都没看到，谈论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将来还得落人口实。还是先稳住谭嗣同，表表对皇帝的忠心。
老袁真诚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只是恐怕一旦泄密，必将连累皇上。您可千万别让皇帝给我朱谕，一经纸笔，便不慎泄密。您先回去，容我熟思，布置个十天半个月，再告诉您我准备怎么办，好不好？”
对于这种官场上惯有的踢皮球方式，谭嗣同还是知道的。看来必须让袁世凯进一步相信这是光绪的意思，于是，谭嗣同拿出了他怀里的第二件东西。
这是光绪给杨锐那份密诏的抄本。谭嗣同说道：“皇上很着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看了一眼那份密诏，心里差点叫道：你们这群办假证的！
“这不是皇上的朱谕。”袁世凯平静地指出。
朱谕是皇帝针对重大或者特别的事件亲自用朱笔写成的诏书谕旨，而眼前的这道密诏是用毛笔写的。如果是没有见过朱谕的人，可能还看不出差别，但是他老袁已经是副部级高官了，对于红头文件还是能一目了然的。
这时候，谭嗣同只能说明情况了：“这是抄件，我用性命担保确有此朱谕。”
一听这话，袁世凯不得不仔细看了一遍，他发现一个疑问：“上面只说让你们去想个良策，并没有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啊？”
谭嗣同回答：“皇上这道朱谕内所称‘良策’，即有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在内。”
老练的袁世凯很快判断出，光绪的这道密诏实际上只是受了慈禧冷遇的一点刺激，希望四位心腹小将想个稳妥的办法。他密诏中原本就是这个意思，想想他连得罪慈禧都不敢，哪敢去杀慈禧？
不知道康有为、谭嗣同他们为什么想出来一个要兵变的“良策”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老袁迅速思考：既然已经基本判断兵变不是皇上的意思，这种事情是千万不能答应的，免得上了他们的贼船。虽然谭嗣同用性命担保皇上给过朱谕密诏，但他拿来的只有抄件，说明皇上的密诏也不是给他的，这就更加能说明兵变并不是皇上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使真的是皇上的意思，他们连真的朱谕都弄不来，怎么能成事？如果是因为不相信自己，不给看真的朱谕，那就更不能跟他们干了。(www.xing528.com)
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必须拒绝。
袁世凯主意已定，正考虑着要怎么拒绝谭嗣同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谭嗣同衣服里面高耸着一个东西，看来谭嗣同的怀里还有第三样物品——剑。
老袁突然意识到自己今晚很危险。谭嗣同经常行走江湖，如果明确拒绝，闹翻了，对方恼怒之下，自己很可能会被灭口！他们连刺杀慈禧的主意都想得出来，难道还怕杀个人啊。
看来，这是天上掉下个活阎王，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自己又偏偏没法干。袁世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拿脑袋撞墙也不是，只有两个字——忽悠，接着忽悠。
“九月皇上不是要巡幸天津（天津阅兵）吗？到时候所有的军队都汇集了，只要皇上一寸纸条，谁敢不遵？何事不成？”
这话说出来连袁世凯自己都不信。果然，谭嗣同回答：“等不到九月，他们就要废弑皇上了，形势危险得很！”
“太后既然下达了皇上九月巡幸之命，在这之前，必然不会有意外。”袁世凯考虑片刻后说道，他的话很有道理。
“若九月不出巡，怎么办？”
“不会更改的。为出巡的事天津方面现在已准备妥当，花了数十万两银子。而且我可请荣相力求太后，必定出巡，不会停止。此事在我，您可放心！”
此时的谭嗣同也已经明白，袁世凯这个老狐狸今晚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立即行动的，好在他没有明确拒绝，只是把时间推到了以后。谭嗣同决定用话语来激袁世凯。
“袁公，报皇上之恩，救皇上之难，建奇功大业，掌握天下事，在公此举！”说着，谭嗣同看看袁世凯，“当然，如您到颐和园告变今晚之事，杀我，害及皇上，也可得富贵。”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老袁十分激动，慷慨激昂地放空炮，“袁某三代受国家深恩，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从座位上站起，向袁世凯连连作揖，“公真乃千古奇男子！”
带着复杂的心情，谭嗣同离开了法华寺。他的脚步很沉重，不知道谭嗣同是否对自己的冲动而有所醒悟。“康师傅”曾信誓旦旦地说，袁世凯绝对可以信任，只要一跟他挑明，就会立即倒入自己这边阵营中，但袁世凯的实际表现并不是如此。
策动袁世凯不成，“死谏”也进行不下去了。看来这个计划就这么失败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故事，虽然史料基本来自袁世凯日记，但根据多方考证和种种材料分析，它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此外还有另外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谭嗣同夜访华法寺的时候，并没有向袁世凯提出要兵围颐和园，只是商讨天津阅兵时如何保护皇上。也就是说，这把主动的兵变变成了被动的防御，否定了康有为有一个“围园杀后”的计划。这个说法来源于梁启超流亡海外后写的回忆性小说，目的是掩盖“康师傅”的阴谋，不符合历史事实。
第二种说法比较离奇，认为袁世凯事先就通过在北京为他跑官的徐世昌参与了兵变的阴谋，谭嗣同到访法华寺并不是意外行为，而是由徐世昌带领前来商量如何具体实施兵变计划的。他们认为，如果袁世凯没有在事先表现出一点迹象，谭嗣同不会如此冒昧地去找袁世凯。
这个说法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它的重点是想表现袁世凯后来对变法派的背叛，给老袁扣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我认为，如果说袁世凯事先有什么“迹象”，就是他原本就是变法阵营中的人，支持变法，自己干着变法的事，又加上跑官的缘故，积极向变法派和皇帝靠拢，皇帝又给他升了官，这给了康有为一个错觉。
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袁世凯也有用兵变去获取更大权力的野心，但作为一个官场老手和军事将领，凭远在天津的区区7000人发动兵变，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没人会比他老袁更清楚。如果说他通过徐世昌知道康有为有兵变的计划，但当时变法势头正盛，为了跑官成功和在帝、后两党之间继续两头讨好等待时机，袁世凯之前并没有明确反对过这个计划甚至还开出过空头支票，这是有可能的。从在朝鲜开始，就只有老袁骗别人，什么时候让别人骗过他呢？
回来后，谭嗣同把见袁世凯的经过告诉了毕永年。
一听到这个情况，毕永年惊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感觉如晴天霹雳！
“事情完全失败了！完全失败了！这是何等样的事，能说出口而停止不办？公等恐怕要有灭族之祸了！仆不愿和你们同罹此难，马上就搬出南海会馆，住到别处去。我劝兄也该自谋，你不能为他们白白搭上性命、白白牺牲啊！”毕永年说（毕永年日记记载）。
毕永年当即就搬了家，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南海会馆，也离开了康有为，住到不远的宁乡会馆，正是这次及时的搬家让他躲过了后来的一场血光之灾，及时逃离北京。四年后，在浙江普陀寺，有一位俗家名曾叫毕永年的僧人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毕永年所说的“他们”，就是指骄虚狂躁、野心吞天、不顾一切的“康师傅”以及他的核心团队。经过与“康师傅”的交往，就连自己这个黑社会分子也看出了此人对人对己的巨大危害性。他的自以为是和铤而走险，恐怕要成为葬送变法的千古罪人。
而毕永年和谭嗣同都不知道的是，在“康师傅”那里，策动袁世凯的失败还并不意味“围园杀后”计划的最后失败！如果一个计划只有一种执行方案，那么就不能称为好的计划，制订计划的人也无法享受策划高手的美誉。康有为早已为这套计划设置重重的预备和保险方案，只是他心机很深，并没有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
接下来的故事中，还将有那些隐藏着的阴谋，那些“康师傅”自认为的得意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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