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尚文 王广甲▽
1945年10月，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土木系三年级学生苏立仁、关志清、朱理藩、刘济舟、王广甲等几位同学，看到日本已经投降，社会上有许多失学青年因为贫困上不起学，认为国家光复，但满目疮痍，青年人应对社会做些有益的工作，振兴中华，故决定面对失学青少年，利用课余时间，办起天津市第一民众义务学校。规定该校校长、教师、工作人员都从土木系三年级以下的同学中产生，四年级需要做毕业设计、论文和考试等项工作，不参加义校工作。
第一任校长是苏立仁，校舍是从刘济舟同学母亲——培育小学校长刘王立明处借到教室，开办经费由苏立仁和义校教师拿出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书和粉笔等，学校就开始招生了。
第一任的教师是：苏立仁、丁联臻、王广甲、邱澄一、朱理藩、刘益晟、孙耀江等。
计划招收100名学生，不想报名人数却超过600名，最后录取了200名失学失业青少年，其中有工人，还有不少是捡煤核儿、拾破烂儿的。
为了避免课程重复，节省时间，便把小学和初中合并成4个班：识字、初级中级、高级。课程从识字开始，有语文、常识、音乐、图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和英语，第一期学生在1945年11月1日开学。
课程上采取削枝保干的方法，以语文、数学为主课，其它都合并为常识。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当保留习字、音乐课。为了应付“外面”，初中保留了公民课。马铮同学主动担任了这门课的教师，把劳动创造世界也加了进去，后来才知道马铮是当时同学中唯一的一位地下党员。学校没有实验室，教数理化的孙曾诚就启发同学如何提高煤油灯的亮度（当时电灯并不普及，1981年他从美国回国探亲时，还津津有味地回忆了这段历史）。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当时有20几岁）被请来校教音乐，唱《我的太阳》。
学校没有经费来源，就成立董事会，请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担任董事。他们都是同学中的亲朋，最初担任董事长的是徐世章，对学校较热心，曾几次出席学校的联欢会，后来担任过董事长的是宋棐卿。简单的教具、文具和体育用品……等费用都由他们的捐赠中解决，大学生业余讲课不仅没有报酬，有时甚至掏腰包主动补助个别经济困难的学生，从未发生过“缺教”情况，就这样大家还抽出时间去家访，组织学生春游，对每个学生情况都了如指掌。(www.xing528.com)
为解决经费问题，大家还搞义演、义卖，到社会上去募捐，徐世章之子是土木系同学，便利用这一关系，由徐世章、宋棐卿、朱继圣出面邀请董事会和社会上的士绅参观学生成绩展览，他们捐了不小的数目。学校经费较前宽裕了，义校又设立奖学金，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
为了取得社会承认，要在教育局立案，这样义校的毕业证书才能算作正式学历。当时教育局中某些人认为义校学生成绩肯定不会好，便同意义校学生参加市一中初中班毕业考试，作为甄审，没想到考试平均成绩与市一中不相上下，有几名还名列前茅，使教育局很惊讶，便不得不承认学生的成绩，拿到市一中文凭。
1981年6月14日，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召开义校师生座谈会，原在义校上学的学生夏玉琨说：“没想到今天师生又会聚会在一起，对老师表示深深感谢，这不是一般的客套，是发自内心的。小时家里穷，上不起学，父亲没有正式职业，上中学也交不起学费，在街上看到义校招生广告，上了两年。初中毕业老师不只教文化，还教我怎样做人，教我爱国，教我为人要有正义感。老师们虽然出身不同，但爱国是共同的。在义校学两年比外面学的只多不少，最后参加一中考试，成绩很好。解放后到部队，转业回到天津。1960年河北业大毕业，这都是难忘的1945—1947两年的义校学习打下的好基础，义校对我的恩情重。”
于嘉祯（天津日报摄影记者）说：“别看每晚两小时的课，内容可多了，非常丰富。青年人到何处去？在我成长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记得一天下大雨，老师们拿出自己的钱买大饼给同学们吃，放学了，老师们淌着水，把我们的小同学背出去。”
河北工学院的李慧珠说：“在义校上学，不遭白眼看待，义校上了一年初中，我就考上师范，一年等于三年，在义校学到关心人，做人应像义校老师那样。”
第一批义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有了光明的前途，像原市妇联办公室主任李真（李桂芬），原河西区委的李晶岩，气象台的马葆英等。
解放后，第一民众义校和天津市的业余教育并轨，以一种新形式办下去。
（柴寿安整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