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李秀成自述》的真迹由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公布，其真伪问题不再是学术界讨论的主要问题，而讨论李秀成的“真降”还是“伪降”，仍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在放弃了“伪降说”以后，1964年，就这一问题，罗先生又写了一篇《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发表在《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稍后，经过罗尔纲先生的修改和提炼，该文又发表于1964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为什么叫“苦肉缓兵计”？罗先生说：“因为李秀成先在自述里故意自污自辱，以示信于敌人，其目的是要敌人暂缓进攻，使太平天国有时间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所以叫苦肉缓兵计”。罗先生认为，经过“逐一考查，所有李秀成投降论的论点，就没有一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李秀成一生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从未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既如此，李秀成在自述中说过的那些自污自辱的话以及向曾国藩提出的“招齐章程”，就肯定“别有意图”，这个意图就是“苦肉缓兵计”。
“苦肉缓兵计”是和“忠王不忠”不同的理论观点，罗先生成为当时主要的批判对象。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罗先生检讨自己“中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毒”，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罗先生又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情的批斗。
其实，“苦肉缓兵计”不过是“伪降”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改革开放以后，罗先生也不再提“苦肉缓兵计”，他说，“1964年，写了一篇《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今天细核起来，‘缓兵’，只是当前取得的效果，而‘苦肉’仍然是‘伪降’，把李秀成学姜维故计的假投降全部内容说为‘苦肉缓兵计’，那是以偏概全，不恰当的。至于被卷入当时争论的漩涡，其中有些地方，不免有失冷静和严谨，是有待于重写的”。[5]
1977年底，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原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给罗先生提供了一则口碑，说她的母亲曾亲口对她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并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该口碑。罗先生于是断定，“这一条曾国藩家人自己说的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的证明李秀成学三国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1981年3月2日《广西日报》发表了罗先生著的《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一文，详细说明了得到这则口碑的来龙去脉，评说了它的重要史料价值。其实，俞大缜提供的这则口碑是1946年她在南京听到母亲说的，不仅晚出，而且是口碑材料，罗先生说是“铁证”，受到了学界质疑。[6]
得到该口碑后，罗尔纲先生又重新写就《李秀成伪降考》，最初发表在1989年4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罗尔纲著的《困学丛书》（上）。[7]文章中说，“伪降”是一种用假设的方法得出的结论，而“假设是一种科学方法，先从观察入手，次在观察的基础上，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归纳，导致假设的形成……社会科学证明假设虽不能同自然科学那样用实验来证明，但却可用所知事实来检验，再通过一些新的佐证文献，假设就可以成为定论”。所以，第一步，罗先生先从观察《李秀成自述》入手，发现“随处露出了疑窦”，主要有“重重复复表白写《自述》是因感戴曾国藩兄弟的恩德”等12项，而这12项，又“都是已经证实了它的虚假的”；第二步，则“从观察的基础上提出李秀成伪降的假设”。罗先生说，既然《李秀成自述》有这12项露出疑窦的地方，而且，这12项已被证实是虚假的，那么，就说明李秀成在这12项说的都是“有所为而言”的，“其目的不外两者：不是为着要投降怕敌人不肯相信而说，就是为着要掩盖假投降的意图而说”，经过考查，罗先生认为是后者。第三步，“通过有关历史事实的检验，进一步说明了李秀成的伪降”。罗先生说，假设，必须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他用以下6项来检验：历史条件、当时的敌我形势、曾国藩与清王朝的尖锐矛盾、曾国藩家人和部下要拥戴曾国藩做皇帝、李秀成的教育、李秀成“外柔内刚”的性格和专以智取的谋略。最终罗先生认为：“上面将6项有关历史事实来检验李秀成伪降假设……项项都给伪降假设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项项都与伪降假设吻合。假设经过检验，经得起检验，假设便可以成为定论”。
逻辑学学者认为，假设是指根据已有的事实陈述和相关的科学理论，对未知现象或规律的一种尝试性、猜测性的解释。检验假设的真理性，主要经过两个途径：逻辑推演与事实验证。罗先生根据李秀成一贯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表现等理由，提出“伪降说”，从学理上尤其是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这一假设是可以提出来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验证。历史学中假设方法的运用、假设的验证，更有其特殊性。茅家琦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一文中曾指出，验证历史研究中的假设，主要有两条：一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史料能否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的正确性；二要看我们是否正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很明显，罗先生用来检验“伪降说”的“历史条件、当前的敌我形势、曾国藩与清王朝的尖锐矛盾……”等6项，是不具备作检验“伪降说”资格的，因而受到了若干质疑。
当然，找不到更多的新材料或新方法来验证“伪降说”，并不等于不能提出“伪降说”。反过来说，“伪降说”难以验证，但《李秀成自述》同样也不能作为“真降说”的“铁证”。假如曾国藩真的中了所谓李秀成的计谋，释放了李秀成，“猛虎出于柙”，召集余部，安能保证李不会“反戈一击”，重兴“天国”；或者东进沿海，走向反抗外国侵略的战场？从《自述》内容看，李秀成反抗外国侵略的思想是非常强烈的。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在历史上，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就不难理解——李秀成是“伪降”还是“真降”，将一直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争执不下的重要话题。可以理解，该话题还会继续争论下去。
作为“伪降说”的首倡者，罗尔纲先生自1944年提出李秀成为复国大业，学三国姜维故计伪降曾国藩之后，数十年日省月试，钩玄提要，一片冰心，痴情不改，与笺注《李秀成自述》一样，在探讨李秀成写作自述的动机问题上耗尽了心血，其间尽管受到过政治上的打击、精神上的压力，其某些观点、方法也有可商榷之处，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学术品格，永远泽被后学，流芳百世。
（作者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https://www.xing528.com)
【注释】
[1]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注·序》，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2页。
[2]罗尔纲：《困学丛书》（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3]赵矢元：《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4]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166～1188页。
[5]罗尔纲：《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页。
[6]钱远镕：《“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学术论坛》1983年第2期。
[7]该文写于1980年冬，1983年编入《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是书于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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