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并没有给“温”或“良”下一断语，更未对“温良”有所诠说，不过从《论语》等传世的文献来看，大致或可勾勒出其间的基本意涵。
一是友善爱人。
众所周知，孔子倡仁学，其核心是“爱人”，所以马厩失火，他问人不问马；而且孔子的“爱人”还具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之情，对人的处境常怀有悲悯的同情和包容，“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子张》）。曾子所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也映现了孔子的这一仁爱情怀。
由爱人而生的温情，自然就会凝结出对他人的友善。其中一层含意是孔子所反复主张的“成人之美”。“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所谓“成”者，诚如朱熹所注解：“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6]其要旨即乐见他人的成功，且愿为他人的成就作出贡献。其间既有一种宽厚的胸怀，又有一种先人后己的道德考量。而“成人之恶”正与此相反，是极端的利己，是损人的倾轧，是落井下石的陷害，是无视他人的自我中心，故是一种道德上的刻薄。所以孔子不仅强调“不成人之恶”，而且还“恶称人之恶者”（《阳货》）。“成人之美”与“恶称人之恶”，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出一种包容的仁爱以及他人优先的伦理取向。
另一层含意是责己严待人宽。此即如孔子所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这里所谓的“厚”，突出的是自觉的责任担当，事事求责于己，而非诿过于人，亦即“反求诸己”，即所谓“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从中不难看出，“躬自厚”的实质是主动与自觉的严以律己。而所谓的“薄”，即要求宽以待人，“无求备于一人”（《阳货》），对他人还应富有同情心与包容心，宽容他人的过错，即“不念旧恶”（《公冶长》），并时时处处考虑他人的处境与感受，“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7]。
无论是“躬自厚”，还是“成人之美”，都展现出一种“仁者爱人”的和蔼，“与人为善”[8]的厚道。
二是低调内敛。
孔子甚为反感骄横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泰伯》）。众所周知，周公为一代名相，不仅辅佐周成王度过“兄弟阋墙”的危机，而且建章立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周代礼乐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一段时间做梦没有梦到周公都深感失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为人“骄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样的“才美”，那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见，孔子是多么排斥自大虚狂。
与“骄”相反，孔子竭力主张平实低调。其一是力主自抑的克己。“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从文意可以看出，孔子所言“克己”范围甚为广泛，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从孔子的其他论述来看，甚至人的一生时时刻刻都需要自我约制：“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所谓“克己”，所谓“三戒”，都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控制，意在“幅欲”，即不让欲望越界，意在“养性”，即不让情失控，意在“中庸”，即达致安身立命的最佳状态，最终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的圆融之境。
其二是赞许“不伐善”的谦虚。“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雍也》）文中的“伐”，意指自夸，“孟之反不伐”，显然是赞扬他不居功自傲，能够谦逊自持。相类于此，对于弟子的谦虚言行，孔子也都予以首肯。有一次，“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旧注“吾斯之未能信”为“不欲仕进”，“不汲汲于荣禄”[9]，故孔子闻之喜悦。其实孔子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而且夫子也不反对“取之有道”的财富，旧注过于道德化的解读，不仅误解原意，而且还遮蔽了其间孔子对谦逊的嘉许。引文中所谓的“吾斯之未能信”，应是指漆雕开对老师的提携，感觉自己还未学好本领，对出仕还不怎么自信。这里弟子透露的其实是一种不自足、不自满的谦谦心态，对于嘉许“不自伐”的孔子来说，闻之自然很高兴。与此类似，一次师徒闲聊，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公冶长》）。子路的意愿显然有博爱之趣，基调也是高雅的；而颜子的则无疑直言低调，其“无伐善”显示了一种虚怀若谷的境界，而且也显然是深得夫子之同然的。虽然对话中未揭明孔子对此的态度，但从夫子深爱颜子不难推测，他的“无伐善”品格是获得孔子好感的一个因素。
其三是称道不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所谓“矜”，字面的意思是端庄持重，这里的内涵大概有两层：一是克己守礼，勇于放弃利益和机会，不急不躁，先人后己；二是摈弃好勇斗狠，贪婪咾利，损人利己。故而所谓“矜而不争”，即主张放下身段，礼让他人。如果实在免不了争，孔子也认为应行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文中所言的“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古时射礼，自有其一套礼仪之规[10]，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间的谦和精神，实显现了一种“谦卑自牧，无所竞争”[11]的君子之风，故孔子称引之为“君子之争”。
其四是宣扬礼让。史称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让王位，与其弟南奔荆蛮。孔子于此极其叹赏，赞誉之为天底下无以复加的美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文中“至德”一说，实生动体现了孔子对“让”的价值肯定和人格表扬。孔子甚至还认为让也是治国理政的要津。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文意是说以礼让治国，则不难实现政通人和，相反，如忽视礼让，那礼仪就更难施行了。孔子曾多次表达过这一观点。据《论语》记载，一次众多弟子聚谈，孔子问他们的政治理想：“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先进》）事后弟子曾皙问孔子，为何听了子路的话觉得好笑？“子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www.xing528.com)
在价值取向上，克己、不伐善、不争与让是一致的，都有屈己伸人的取向，意味着主动放弃、甚至让渡自己的权利，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谦下的低调哲学。诚如老子所形容：“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12]这一哲学与骄横、暴戾显然是截然对立的，显现出一种敦厚与温和。
三是坦荡真诚。
孔子的“温良”，并非无立场的混沌，相反，他拒绝城府与圆滑，浸润着一种磊落的晶莹。这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孔子对坦荡的推崇：“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还有对虚伪造作的鄙视：“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所谓“巧言”，就是故作善言美语，所谓“令色”，就是故作和颜悦色，所谓“足恭”，就是善作谦逊之姿态，所谓“匿怨”，就是掩藏内心的怨恨而表面装作亲切。简言之，这些表现的共同特征就是作假、作秀和蓄意的欺骗，而文中“丘亦耻之”一语，直白地道出孔子对这类伪善的蔑视与唾弃。
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还似乎对君子的坦荡有一种绝对化追求的趋向。鲁国有一位名人微生高，大概人们一直视他为正直之士。一次有人找微生高借点醋（醯），碰巧他没有，但他未明说，而是向邻居借醋来满足人家。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孔子却以为其间有异常之处，就是微生高没有如实地回应乞醋者，而是采取了一种曲线迂回的做法，显得用意委曲。孔子以为这种委曲，非为磊落诚实，亦难言正直之人：“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冶长》）
可能基于这种追求“直人”的情怀，孔子反复强调君子应不护短，不掩过，应坦诚地面对一切。“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所谓“阙如”，大概就是反对强不知为知，实质就是反对虚骄和虚佞。孔子坚决拒绝那种“死要面子”的虚伪态度：“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孔子不仅这样教子路（由），他自己也坦称有“不知”之处：“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八佾》）坦荡不仅体现在不护短，还表现在不掩过。有一次陈国大夫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知不知礼？“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述而》）原来，鲁昭公曾娶吴国女子[13]，吴国与鲁国同姓，俱姬姓，而按同姓不婚的礼则，鲁昭公此举是不当的。故陈大夫对孔子“知礼”的回答甚为不满，以为孔子虽然为著名“君子”，但仍囿于朋党之见，为尊者讳。他将此批评意见告诉了孔子的弟子巫马期，后者转告了孔子，“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孔子如此表白或许有些无奈，但在弟子面前他还是诚心地接受了这一批评。其实，孔子并不讳称自己的过失，“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言下之意，他是有过不少过错的人。可能受先生的影响，弟子都认为坦荡是君子的风范，只有小人会文过饰非，“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但君子绝不遮掩过错，“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
可以说，真诚质朴，光明磊落，是孔子“温良”的底色，也是其间“温良”之精髓。
四是“求达不求闻”。
孔子的“温良”意蕴里，还蕴有一种追求本质而淡漠表象的“务本”意涵，即所谓士“求达不求闻”。“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从文意来分析，“闻”指名声、令誉，而“达”则涵摄道德的成熟和品格的完善之意，诚如朱熹所注：“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14]显然，“达”是向内的，追求的是自我的成长与“成人”，故朱熹又说，“达”是“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之事”[15]。与此相对，“闻”则是向外的，务求人知，博取名声，其间难免务虚矫饰，正如朱熹所揭示：“善其颜色以取于仁，而行实皆背之，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16]
“达”求仁求义，“质直好义”，而“闻”则耽于虚誉浮名，故孔子舍“闻”而取“达”。他认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不应汲汲于求知于他人，不要在意所谓“名声”的有无和大小，“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又如：“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孔子甚至认为不被人知而不怒，才是真正的君子：“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显然在孔子看来，求“达”的君子，是内在自足的，无须外求干誉；求“达”的君子也是内向务实的，故也无意于虚名，“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文中“知我者其天乎”的感叹，不仅表达了孔子不做“乡愿”的独立人格，而且也显示了他所崇尚的德立于内的务实人生态度。
总之，如果说“求闻”是向外的扩张的话，那么“求达”则是向内的“务本”。“求闻”意在获取社会的认同和奖赏，是“功”的证成，是外在量的展现；“求达”则更重“闻道”求义，关切修身养性，倾心立身成仁，是一种追求“内圣”的内在超越。如果说前者是喧嚣的、竞取的、张扬的，那么后者则是宁静的、自省的、淡泊的，不骄不躁，不怨不佞，敦柔润泽，行不犯物，是为“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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