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好礼”出自《论语·学而》，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19]
子贡擅长经商获利，“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对孔子多有物质支持，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治学为人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认为，“贫而无怨，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作为经常侍坐于师父左右的七十二贤之一，子贡果然一点就透，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看到自己的学生如此好学甚或举一反三，孔子很是欣慰，说可以和他一起师徒纵论《诗经》了！
对此，朱熹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多恃、故易骄。在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而好礼则安于处善、乐于循理，更是难能可贵。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20]，但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地方志、碑铭中，却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如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更是扶危济困。在地方，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诚然，官方方志尤其是个人碑铭的“盖棺定论”中不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整体上与日常行为应当差别不大。普通百姓可能认为是受佛教因果观“善有善报”的影响，但无论是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精英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广泛而深远的儒家“富而好礼”价值导向。(www.xing528.com)
在官方告示禁约中，也多有倡导士绅“富而好礼”的事例。如清代《福建省例》中，督抚大员禁止民间靡费银钱闹丧，对家境富裕、愿意寄托哀思的素封之家，积极引导他们乐善好施：
一件严禁闹丧、冥寿、火化、洗骸之恶习，以正民俗事。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奉前巡抚部院吴宪示：照得人子不幸亲丧，唯当尽诚尽哀。乃闻闽俗，亲丧之后自敛及葬，鼓乐喧闹，宾客盈门，食必盛馔，酒必佳酿。哀戚之中，俨如庆贺之举，名曰“闹丧”……违礼伤教，莫此为甚。至于火化亲柩、开墓洗筋，更属不孝之极，罪应骈斩。《记》曰：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凡越礼者举有罪。念此无知之民，狃于习俗，自蹈刑戮，殊为可悯。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属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切勿焚化亲柩、开墓洗筋，自干斩绞重罪，并累地师亦干大辟。……倘谓家本素封，孝思不展，不妨省此无益之费，力行善事，如周贫济困、养老育婴、修桥补路之类，随力行之，亦足为父母资冥寿，绵世泽也。思之，勿贻后悔等因。[21]
这里引导殷实素封之家，与其靡费于闹丧、冥寿等有悖于礼乐的陋习，不如多行善事，如周贫济困、养老育婴、修桥补路等，以资考妣冥寿，而这些善行正是孔孟乐见并积极倡导的“富而好礼”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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