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垣：实践中的君子典范探析

《论语》中“君子”一词有多重含义，单就训诂而言有两种不同的词义。一是指有道德的人，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6]一是指在高位的人，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27]。而就文本内容与历史上的思想实际而言，《论语》中“君子”的词义内涵更为丰富，不能以单一的视角限定与解读。从儒家的“君子”人格来说，显然，“君子”应该是有道德的人。广义来说，是普遍意义上有道德的人；具体来说，应该是具有儒家道德理想的人。但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性特征在于，儒家致力于培养现实中“君子”的典范。这就不止于普遍性的教化，而是有重点地培养民众的领导者，培养有道德而在高位的人，以之为民众效法的榜样，从而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8]。以上率下，天下大同。

因此，实践中“君子”的典范就应该是践行道德理想的当政者，孔子称许的这位“君子”是子产。子产虽然不是儒家人物，但在孔子看来，子产具有实践某些儒家道德理想的特质。客观上使民众生活得更好，这与儒家济世仁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故而称许子产为“君子”。《论语》记载：“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29]孔子评价子产做到了四种“君子”的德行，说明子产并没有达到完全理想的“君子”标准。行己恭、事上敬是修身，恭敬是礼，修身行礼才能立身处世，维护好政治社会秩序。养民惠、使民义是“安百姓”，是治国平天下。作为在位的有德“君子”，实现济世仁民的理想是终极追求，这也是孔子称赞子产为“君子”的关键所在。虽然子产不是儒家人物，孔子也不苛求前贤，认为子产具备了“君子”的某些德行，对其评价很高。这里，孔子评价子产为“君子”的关键因素是“其养民也惠”。惠民是一种很高的政治理想，给百姓以恩惠利益，是惠民利民，在物质层面上达到了大治，但没达到大化。要达到大化还要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使民“兴于仁”，这才是“君子”的最高境界。子产做到了“惠民”，但没有“化民”，这是其与儒家的分野所在，但作为执政者能践行为民的理念，这与儒家的道德理想相合，故孔子赞许子产为“君子”，以之作为理想统治者的楷模。

惠民是子产为政的根本特征。《论语》记载：“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30]施恩惠于民，使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家给人足，则国家大治。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31]可见惠民是“君子”的重要职责，是“君子”为政的基础性工作。《左传·昭公二十年》：“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32]可见孔子对子产的爱民之举是十分肯定的。《尚书》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33]使民众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保证其基本生活，百姓才能心安，心安才能进一步接受教化。《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4]亦是此意。“惠民”与“化民”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两步，而子产只停留在第一步的物质层面，《礼记》云：“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35]正反映了儒家对子产的批评。但作为春秋乱世的执政者，肯定子产具有“君子”的品行，显然对现实更具引导与实践意义。

由“惠民”到“化民”的治理路径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36]当民众生活有保障，才会有精力也有志趣去学习道德。同样，有物质基础的民众也会较轻松地由“君子”引导而走向道德的自觉。孔子也明确说过教化的思路：“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7]儒家理想的“君子”应是既能使民众物质生活富足，又能引导民众达到道德的自觉，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执政者。当然，这样的“君子”也过于理想化，为使儒家“君子”人格有现实的载体，孔子选择子产作为实践中“君子”的典范。孔子要确立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接近儒家政治理想的执政者，为统治者学习的榜样，从而减轻民众的苦难。虽然这样可能对“君子”标准的理想性有所减弱，但无疑大大加强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实践性，并从纯粹的道德人格走向现实政治，使儒家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2页。后文引用版本同。

[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4页。

[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5页。

[4]张荣明：《儒释道三教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7页。

[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5页。

[6]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

[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5页。

[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5页。

[9]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8页。

[10]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3页。

[11]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01页。

[1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98页。

[1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2页。

[1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4页。

[1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1页。

[16]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0页。(www.xing528.com)

[17]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0页。

[1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4页。

[19]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20]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1页。

[21]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61页。

[22]杨伯峻：《论语译注》，第81页。

[23]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9页。

[2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7页。

[2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1页。

[26]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页。

[2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7页。

[28]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页。

[29]杨伯峻：《论语译注》，第46页。

[30]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6页。

[31]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08页。

[3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22页。

[33]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34]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

[35]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62—663页。

[36]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7页。

[37]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