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东巡有各地刻石遗存，可知历史记载基本可信。《史记会注考证》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有关秦二世刻石的记载之后引卢文弨曰：“今石刻犹有可见者，信与此合。前后皆称‘二世’，此称‘皇帝’，其非别发端可见。”陈直指出：
秦权后段，有补刻秦二世元年诏书者，文云：“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秦始皇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与本文前段相同，而峄山、琅邪两石刻，后段与本文完全相同（之罘刻石今所摹存者为二世补刻之诏书，泰山刻石，今所摹存者，亦有二世补刻之诏书）。知太史公所记，本于秦纪，完全正确。[8]
马非百也曾经指出：
至二世时，始皇原刻石后面皆加刻有二世诏书及大臣从者名。今传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碣石刻石拓本皆有“皇帝曰”与大臣从者名，即其明证。[9](www.xing528.com)
以文物遗存证史籍记录，可以得到正确无疑的历史认识。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于是才有“（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的政变。[10]可以说，秦二世的地位是随从秦始皇出巡方得以确立的。而秦二世即位之后，东巡也成为他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由于有随从秦始皇出巡的经历，秦二世元年东巡于是有轻车熟路的便利。而李斯曾经多次随秦始皇出巡，当然也可以使秦二世东巡路线的选择更为合理，日程安排和行旅组织也表现出更高的效率。[11]
对秦二世出巡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在于对秦汉交通事业的发达程度缺乏了解。宋人孔平仲曾批评汉武帝巡行的交通效率：“《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12]这当然也透露出宋代文士与秦汉时人交通理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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