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云南大学成功由省立改为国立，成为国民政府宣布设立的第17所国立大学。通过几年的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末，国立云南大学已然在国内外小有名气，还被《不列颠百科全书》作为一个词条，列为当时中国主要大学之一向世界介绍，成为世界主要大学。我们要问：为什么云南大学能够被列入《不列颠百科全书》，它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今天我们来回顾它、研究它又有什么意义呢？笔者在校办曾工作过三十多年，接触过一些人、事，听老领导、老同事们谈论过一些过去的事情，也看过一些文件、材料，感觉确有意义，熊庆来的思想、做法，至少值得我们深思、借鉴。所以，在我做档案工作以后，对此比较留心，也零星地做过一些研究。现将一些想法、体会提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敬请指正。
我认为，云大在上世纪40年代就能成为世界知名大学，有以下原因。
第一，云大办学时间早，起点高，目标明确，从一开始就是一所按现代模式举办的高等教育学府，且从未中断；熊庆来长校以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利用天时地利，使云大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
中国创办大学，最早的是1895年的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继有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创办大学之风在中国一时兴起，有如雨后春笋，几乎每年都有，盖因鸦片战争后，国人惊醒，纷纷检讨中国战败的原因，认为国之式弱，乃因智识落后，闭关自守，科技、武器不如西方，故各地军阀、巨商、知识界均主张发展教育，振兴实业，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云大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一伙留美学人酝酿提议，国内知识界请愿敦促，唐继尧鼓励、支持创办起来的。其时在1922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创办最早的一所大学。
云大创办既早，起点也高，于1922年12月8日便宣告正式成立，翌年招生上课。为打好基础，它开始只招了两班预科生进行补习，至1925年始升入本科学习。云大招收本科生与清华大学同年，是中国较早设本科的大学之一。
云南大学起点高，在教育理念上比较接近现代，又不失对东方文化的传承。唐继尧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学生，在日本曾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参与该会云南支部机关刊物《云南》的组织工作。辛亥后，唐继尧又参加了蔡锷领导的护国起义。他在私立东陆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就竭力要求学校要“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他说：“欧战以还，思潮勃兴，至理名言，阐发无遗。但各处环境不同，主张亦因之有异，适此者，未必尽适于彼。研究所得虽多，但取材能力殊弱，削足适履，致旧文化无由发扬。拟以固有文化精神，吸收新文化，成一折衷适于国情者。”（见《云南大学志·大事记》第13页）唐的讲话颇有希望云大今后在教学中接受（“研究”）西方文化，批判继承“东方文明”，办好现代大学之意。很为时尚。此后，在董泽、华秀升、何瑶等主持下，学校经常邀请名家来校演讲新文化、新思想、新理念，宣传不断。
及至30年代中期，虽然中国社会不稳，战乱频仍，许多内地学校因此中辍，但云大由于地理环境独隅西南，未受太大干扰，又得历届省府及其领导者的重视、支持，坚持了下来，保持了它的元气。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龙云的强力支持，聘来熊庆来担任校长，体制上由省立改为国立，得到中央政府进一步的力挺；熊庆来借北校南迁之机，聘得大批一流专家，大捭大阖，大展宏图，重组云大资源，增扩院系、专业，使学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第二，云大规模宏大，组织完备，学科齐全，又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建校之初，云大就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及办学模式。首任校长董泽在《东陆大学创办纪略》中说道：“学制方面，则取有系统之组织，分文、理、法、工、农、商、医七科，科中分系，系有主任，借收互助之实效。”
截至1947年，云大已有文法、理、工、医、农5个学院，涵盖文、史、政、经、法律、社会、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学、林学、医学、蚕桑、农艺、土木、矿冶、铁道、航空、机械、电讯等18个系、数十个专业，还有附属医院、天文台、农场、疗养院、实习工厂等附属机构及若干研究所、室，出版多种学术刊物、学报、丛书及学生刊物。当时教职工人数达378人，其中专任教师240人，学生858人（1947年）。这在当时，与其他相同的中国高等院校相比，已不算小。
教职工队伍。建校之初，学生只有一百多名，教职工只有24名（许多职员由教师兼任）时，在教师队伍中，就有留美学人6人、留日学人2人、留法学人2人、留比利时学人1人、留香港学人1人、外籍教师1人，先留日后又留美的2人，国内大专院校毕业的7人。教师队伍中不乏如清末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国学造诣甚深的龚自知等学术大家。职员，如编辑部长、秘书长、庶务长、会计长、预科主任、建筑工程事务所工程师等，均由这些有高学历的教师分别兼任，可谓管理队伍也是极专业的、极高水平的。
截至1946年，教师队伍更是阵容强大。笔者曾作过一次粗略的统计，自1937年至1949年熊庆来长校的12年间，云大先后聘请了224位教授（我的统计标准是：在国外获得过硕士以上学位；在国外或国内如清华、北大、复旦、南京大学等几所一流大学任过正教授，其他则不在我的统计之列；但因为我是作校史展览之用，所以在统计时便适当增选了几位虽然没有留过学、当时资历也不太深，却长期在云大任教、后来又取得了较大成绩、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知名教授，如吴晗、方国瑜等少数几位）。
在熊庆来校长所聘的教授中，有姜亮夫、刘文典、顾颉刚、钱穆、方国瑜、吴晗、白寿彝、冯友兰、汤用彤、林同济、王赣愚、朱驭欧、潘大逵、肖蘧、秦瓒、梅远谋、吴文藻、费孝通、杨堃、何衍璿、何鲁、庄圻泰、陈省身、华罗庚、王士魁、赵忠尧、彭桓武、严济慈、曾昭抡、朱彦丞、秦仁昌、严楚江、吴征镒、汤惠荪、金善宝、冯景兰、徐仁、范秉哲、杜棻、张正平、蒋导江、顾宜荪、王绍曾等学术大家、名家。1948年国民政府第一次在全国评选院士时，提名150人，当选81人，而在当选的81位院士中就有9位在云大任过教，占当选院士的11%强。1994年中国大陆再次评选院士，又有6位曾在云大任过教的教师当选院士。这不可不谓当时云大教师队伍的强大。（以上材料见云南大学档案馆藏《云南大学一览》及《云南大学志》中的《大事记》《教学志》《科研志》及《云南大学档案工作通讯》总第99期拙著《云南大学校史展览提纲》有关章节）
“师高弟子强”。云大的教学水平不容小觑。据档案记载，那时这些著名专家都上了教学第一线，亲自为学生上课。如熊庆来，虽身为校长，行政事务繁杂，但仍自己编写讲义，亲自给学生上课，讲基础课；又如地质学家冯景兰教授，亲自上“普通地质学”；社会学家吴文藻上“社会学”；明史专家吴晗上“中国通史”；中国文史专家、翻译家楚图南上大一“国文”“历代文选”；植物学家严楚江、陈植上“植物学”，并亲自上实验课、带实验；政治学家林同济上“政治学”；动物学家崔之兰上“动物学”，并上实验课、带实验；翻译家赵诏熊、吴富恒、兰克斯顿（英籍）上大一“英语”；文字学家闻在宥上“文字学概要”；历史学家白寿彝上“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作家、文学家、史学家吴晗、胡小石、施蛰存等上“作文”；数学家华罗庚上“数论”；庄圻泰上“高等算学分析”“函数论”，等等，不胜枚举（同前注，见拙作《校史展览提纲》）。笔者曾亲耳听中国社科院民族学家刘尧汉先生讲他当时听费孝通教授的课和费先生指导他做民族调查的过程，他至今感佩良深，觉得受益匪浅。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一流专家亲赴第一线给学生上基础课，甚至带实验、教作文，亲自指导实践，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实在是很少有的。其教学质量之高、学生基础之厚，已不难想象。
第三，重视科研，思想自由，学术活跃，产生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
云大从一建校开始就很重视科研，这不仅体现在创办者唐继尧的思想上，也体现在首任校长董泽及继任者华秀升、何瑶等任上，更体现在熊庆来任上。唐继尧在云大（私立东陆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就提出“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的口号。之后在《组织大纲》中又改为“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俾中西真理融会贯通，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我们看到，云大刚刚成立两个月，董泽就给唐继尧写信，呈请“办滇边调查部”，开展滇边调查。函云：“窃维滇省西界西藏，东南界安南，西南界缅甸，缅甸之东南又界暹罗，边务之重要，关系于时局、前途者非浅。而吾滇尤唇齿相依，际此强邻窥伺之秋，设不注重边防，何以攘外而戢内？”云云（见云南大学、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大学史料丛书》之《学术卷》第3页）。
华秀升继任校长后更“主张学术自由，聘请教师不问学派，只重才学”（见《云南大学志》之《科研志》第3页）等。所以学校成立不久一些师生便参与了云南经济建设若干问题的研究及工作，如公路、铁路修建、勘测（见云南大学档案馆藏《云南大学一览》）等；而教师们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同时展开科学研究，也形成了一批科研成果，如袁嘉谷的《滇绎》《读淮南子》《读庄子》《读老子》以及《卧雪堂诗话》等就是在那时形成或翻印出版的（见《云南大学志》之《科研志》第3页）。
“九一八”事变后，全校师生同仇敌忾，结合现实，撰写论文，编辑出版《东陆特刊（对日问题专号）》8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揭露日本侵华和抗日的文章（云南大学档案馆藏）。之后，1934年出版的《云南省立东陆大学校刊第六届毕业纪念号》（云南大学档案馆藏），学生的文章已初步显露了他们的独立见解和科研能力。1934年冬云大还与省教育厅、云南教育经费委员会、云南通志馆、昆明一得测候所共同发起，用较先进的60度等高仪、无线电收音等技术，在我校网球场（现水塔西侧）复测了昆明的精确地理位置。这一成果至今为科学界所公认，其纪念碑已成云南省级文物（见实物碑文）。
到了熊庆来时期，科研更为活跃，成果更为显著。这不仅得益于他相较于前几任校长更高的学术思想境界、领导能力以及更好的客观环境，也得益于他本人的学术成就及威望。我们知道，熊庆来本身就是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家，他1931年就代表中国数学会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世界数学会议；1933年又在法国发表了博士论文《关于无穷级的整函数和亚函数》，他研究的成果被世界数学界称作“熊氏无穷极”，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学术大家的地位。
熊庆来校长（云大档案馆藏）
熊庆来到校后，提出了他治理云大的一系列主张，强调“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他说：“云南虽处边陲，但就物产、气候、国防等方面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他主张以“研究所能罗致之人才为中心”，“宜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需要，将学科集中，设置讲座，提高地位，聘请专家教授负责领导，以期造就专门人才”。又主张云大应“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
他还提出：“勿论教者与学者，均一本重质不重量。”他援引巴黎大学名教授亚贝尔的话说：“大学如无思想上之贡献，其所传必枯燥而寡味。”他说，与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哥廷根等大学相比，“不是我们的校舍不如他们的宏伟，人数不如他们众多，乃是内容不如，精神不如”。等等（以上见《云南大学志·大事记》1937、1938年熊庆来的谈话）。在熊庆来领导下，云大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据笔者统计，在1938至1949年12年间，云大出版专著、丛书有：
刘文典：《说苑斠补》《庄子补正》《淮南鸿烈集解》《杜甫年谱》；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张印堂：《滇西经济地理》；
方国瑜：《滇西边区考察记》；
徐嘉瑞：《云南农村戏曲史》；
李意田、叶圣、曹鸿照：《缅甸史纲》；
陈修和：《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
张镜秋：《僰民唱词集》；(www.xing528.com)
李拂一：《泐史》《车里宣慰史司世系考订》；
费孝通：《禄村农田》；
费孝通：《Earth bound China》（英文版）；
史国衡：《昆厂劳工》《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个旧矿工》；
谷 苞：《化城镇的基层行政》；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
胡庆钧：《呈贡基层权力结构》；
费孝通：《生育制度》《美国人的性格》《重访美国》《重访英伦》《内地农村》《乡土中国》《民主人权宪法》；
刘文典：《玄奘法师传教注》；
陈复光：《中苏轴心与世界和平》；
向 达：《蛮书校注》；
方国瑜：《广韵声谱》；
潘大逵：《欧洲政治思想史》；
姜亮夫：《屈赋校注》；
刘尧民：《词与音乐》；
张永立：《矢算初步》《相对论导论》。
西南文化研究室出版的著作（武有福摄）
还出版了云南大学学报第一类（文史版）、云南大学学报第二类（数理版），其中刊载了冯友兰的《原杂家》，张荫麟的《陆学发微》，刘朝阳的《左传与三正》，李家瑞的《苏汉五花爨弄图论》，方国瑜的《王仁煦刊谬缺跋》《宣光经幢跋》，吴晗的《元明两代之匠户》《明代之粮长及其他》，姜亮夫的《大英博物馆藏唐写本切韵研究之一》，徐嘉瑞的《诗与井田》《中国上古职业诗人》，楚图南的《纬书导论》，王逊的《六朝画论与人物认鉴之关系》，方瞿仙的《王思训传》，陈省身的《两类仿射联络》，王士魁的《积分方程的运用：“空间中光的扩散问题”》，李国平的《关于一类循环正序亚纯函数的波雷尔点集的统一性理论》，赵忠尧、傅承义的《银原子核中不同能量中子的共振吸收》，赵雁来的《在明极真空中碳蒸馏的研究》；发表在其他刊物、丛书上的论文有杨堃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云南农村》，熊庆来的《无穷级之整函数》《可求知之散级数》，庄圻泰的《逊函数中之波莱尔方向》，王士魁的《银河系之漫光》《异核积分方程》《不变曲率之曲率》《星光统计》，黄子卿的《水与有机溶剂的混合溶液中某些有机脂类的其他动力学的研究》，孙承谔的《原子半径与密度的关系》《原子半径与临界温度的关系》，张青莲的《重水最大密度时的温度》，曾昭抡的《醋酸水溶液加有机溶剂的脱水研究》，徐绍龄的《水在不同温度时特鲁顿规律的修正》等。而这些“其他刊物、丛书”大多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级学术刊物，如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国化学会会志等。这些，足以说明那段时间我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极其显著的，其水平之高已崭露于世界。（见拙著《云南大学校史展览提纲》）。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先后由吴文藻、费孝通主持的云大社会系及社会学研究室。在他们主持下，云大培养了大批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社会学的成绩尤为显著。吴文藻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就觉得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很多交叉、重合的地方，应该合起来研究；另外，他觉得人类学和社会学不应该只搞纯理论研究，应该与现实结合，为改造社会服务。回国后，吴文藻还感到，在中国讲人类学和社会学尽用西方的教材、案例不行，脱离中国实际，所以他主张在中国做社会调查，要有中国自己的东西。吴文藻将他的这些思想传授给了他的学生费孝通。费孝通继承了这些思想，又带领一批学生在中国展开社会调查。为了拓展思路，汲取其他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吴文藻将费孝通介绍到英国去学习，师从社会学功能派的创始人马林诺斯基。费孝通学成后，正值“七七事变”，承先到云大任教的他的老师吴文藻的介绍和熊庆来校长的邀请，也来到云大教书。在吴文藻、费孝通的带领下，一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学子围绕在他们周围，组成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社会学研究室为避日机轰炸，由学校迁到呈贡大古城魁星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田野调查，形成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成果，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玉村土地和商业》《易村手工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等。1943年6月，中国政府应美国政府之邀，派遣十位教授前往美国进行文化交流，云大指派费孝通前往，费孝通将这批成果带往美国。在美期间，他把这批成果编译成书在美国出版。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著作在西方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高度重视，被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誉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后来，这些书被收入美国太平洋学会报告，在美国分别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又被英国Keganbanl书局收入其国际社会学丛书，这样，云大的知名度、影响力便扩及世界。
在熊庆来校长时期，云大的学术思想自由，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活动频繁、活跃。在熊庆来的推动下，教师们成立了“宪政研究会”“西南文化研究会”“云南民族学研究会”等学术研究组织，同时学校也建立了一批学术研究机构，如云南农林研究所（农学院与静生植物所合办），航空研究所（原清华航空所五呎风洞及设备）、凤凰山天文台（与国立北平研究院合办）以及社会经济研究室（政治经济系办）、西南文化研究室（文史系办）、社会学研究室（社会系办），此外还有附属医院、实习工厂等供师生研究、实习之用。熊庆来积极带头并推动教师参加“中国科学研究会”的各种学术活动。那时，西南联大由于环境、条件较差，云大则还有一个像样的礼堂——至公堂可供集体活动，举行大型会议，又有一批知名的教授，所以，许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多在云大举行。有人统计，那时中国哲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物理学会、新中国数学会、中国天文学会、新中国农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以及这些学会的分会经常在至公堂举行年会或学术报告会或演讲。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梅贻琦、叶企荪、查良钊、陈遵妫、陈达、吴泽霖、姜亮夫、杨石先、肖蘧、陈序经、贺麟、陈铨、吴有训、王赣愚、林同济、费孝通、冯至、田汉、光未然、雷海宗、潘光旦、吴宓、陈省身、吴大猷、华罗庚、庄圻泰、吴学周、严济慈、殷章宏、蒋导江、沈同、赵雁来、王树勋等近百名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常在这里做学术报告或演讲。至公堂俨然成了当时中国的学术活动中心，实现了熊庆来所企盼的“蔚为西南学术重心”的梦。（见《感悟云大文化》毕学军著《至公堂》）
第四，熊庆来治校，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措施有力，成效显著。
熊庆来治校，目标明确。他一接到龙云、龚自知的邀请便有很多考虑。他热爱家乡、恭敬桑梓，早想为家乡做些事；他也知道家乡的困难和需要；他更了解要为家乡做事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到昆明之前就向龙云提出了一些要求，例如扩充设备，把教授的薪金提高到与国立大学教授相等的水平等。到了昆明，他更进一步细化了他对办好云大的设想，例如“宜就其学校历史及环境需要，将学科集中，设置讲座，提高地位，聘请专家教授负责领导”；“就本省天然物产加以研究，如采矿、冶金、植物学等，以期蔚为西南学术重心”；“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等。在管理方面，他更具体提出了五条措施，即慎选师资，提高学术地位；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整饬校纪；充实设备；培养学术风气。
在熊庆来领导下，大捭大阖，调整院系，增加专业设置，云大从1934年只有文理、工、教育3个学院和1个医学专修科共5个系1个专修科，调整、扩充到1948年具有文法、理、工、农、医5个学院（教育系并入西南联大成立师范学院），含文史、外语、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土木、矿冶、机械、铁道、航空、农艺、森林18个系和医学生物化学及药理学、病理学、生理生化学、外科学4个学科（医学院为适应医学教学的需要而不分系，只设科，但从行政上来说，科相当于系），以及采矿、电讯、蚕桑3个专修科，还有附属农场、工厂、医院、天文台、疗养院、附属中学等机构的具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模式的西方式大学。
除了机构的调整、扩充外，熊庆来加强了制度、管理建设。在这一时期，我们看到，他拟订了《国立云南大学组织大纲》，完善了组织及管理系统，制定了各级、各种委员会的会议如教务会议、训导会议以及各学院的院务会议、各系的会议制度。此外学校还设立了课外作业指导委员会、招生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奖学基金委员会、奖助学金及公费免费名额审查委员会等，明确了各级组织的岗位职责，使整个学校的管理职责分明、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从省立变国立以后，云大的经费，由教育部与云南省政府协商，每年给经常费国币50万元，教育部和省政府各出一半。但熊庆来到校恰值“七七事变”，战事开端，国库吃紧，教育部的钱往往难以到位，例如1938年下半年（改国立的第一年），教育部就只给了云大经常费7.5万元，省库则如数给了12.5万元。其他专款，教育部只给了设备费10万元。这当然远远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学校不得不另想办法，争取社会的支持。
熊庆来以其崇高的学术威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联合云南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专家学者，多次向社会呼吁，求社会募捐。其间，西山矿冶系校舍的建筑、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建设、附属医院免费病床及医药费的支付、校内学生宿舍的建设等均得到了社会的支持。
此外，为添置图书设备，解决科研、出版困难，以及解决贫困学生的生活困难等，在熊庆来等的呼吁下，学校也得到了较多的社会支持。对云大给予捐助的，除一些社会组织、企业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法基金会、罗氏基金会（美国）、中国农民银行、中英庚款、滇越铁路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等外，还有一些私人捐款、捐物、捐地，如董澄农、顾映秋、龙泽清等，包括一些家长也给了云大不少支持。澄农馆、映秋院、泽清堂就是那时兴建的。龙云则自掏腰包来捐助云大设置讲座、出版教师科研成果。
总之，在熊庆来的领导下，云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不仅扩大了规模，在师资队伍、教育理念上也完全变得崭新、现代，充满了朝气；在教学、科研上硕果累累，展现了她极高的水平，增强了她的影响力，可以说她已跻身世界大学之林。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非常突出的、了不起的。云大能进入《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为世界名校，实至名归，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应当珍惜这段历史。
1999年8月初稿，2013年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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