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魁阁精神：纪念费孝通百年诞辰

1938年夏，费孝通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迅即返回中国。那时中国正战火纷飞，东北、华北、华东、华南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北方乃至华东、华南的大学大多数都迁往内地。费孝通受云南大学之聘，拟到云南大学任社会学系教授，并利用庚款作社会学研究。这一切都是他的老师吴文藻先生事先安排好的。吴文藻先生则早在“七七事变”后即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邀，来云南大学组建社会学系，并进行社会学研究工作。

1939年，云大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

1940年10月，云大再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会泽院中弹；附近的翠湖、文化巷等地也遭轰炸。费孝通兄弟在文化巷的住所亦被炸毁，幸好费孝通兄弟当时不在家，才幸免于难。学校奉命迁移，社会学研究室遂迁至呈贡。这时，由于庚款补助受到干扰，吴文藻先生离开云大前往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便交给了费孝通。

1944年费孝通在魁阁（云大档案馆藏）

费孝通1938年10月底来到昆明，11月15日，不到半月他就到禄丰县的乡下去做社会调查。为什么他要这么急呢？他说：“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重要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他所说的“那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费孝通、张之毅《序》，《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在呈贡，他们在离县城龙街不远的一个叫大古城的地方找到一座古庙，便租了下来，作为社会学研究室的研究基地。这座古庙叫作魁星阁。

魁星阁建于1818年，三重檐，四角攒尖，砖木结构，高约19.25米，内设护栏木楼梯，辗转至顶层，最顶层塑有魁星神像。（晓竹，《魁阁，一颗闪亮的星》，《云大故事》，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魁星阁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破旧，摇摇欲坠。田汝康回忆说：“魁星阁已经很陈旧，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碰击，晚上睡眠常常被这种碰击声所惊醒。楼面不大，研究人员挤在一起。另有三个书架，有的书和资料在箱子里。晚上点的灯，自己用棉纱做灯芯。条件十分艰苦。”（谢泳《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经费紧张，他们只能把厨房、睡觉、工作都安排在一起了。厨房在一层，二层、三层用于睡觉、工作。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夫妇1945年曾去看过他们。费正清夫人曾写道：“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谢泳《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一群学者，有的是“留洋”归来的学者，为什么能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工作呢？费孝通回忆说：“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这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真理的那一片真性。以客观形势来说，那正是强敌压境，家乡沦陷之时，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情深，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不会忘记的。”（费孝通、张之毅《序》，《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到了40年代，他们的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比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更穷”。（大卫·阿吉什《从禄村到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许烺光回忆说：“我记得自己当教授的薪水比不上一个黄包车夫。”（许烺光《我在“魁阁”的日子》，《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但青年学者们的精神是愉快的、充实的，成果是丰富的。在悼念陶云逵先生的文章里，费孝通深情地回忆道：“云逵是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大师门下出身的。德国学派和英国学派有很多地方刚刚是针锋相对，前者注重历史、形式、传播，从各文化的相异之处入手；后者注重现代、功能、结构，从各文化的相同之处入手。德国学者不肯相信文化不过是满足凡夫俗子平常生活的工具；英国学者却不愿相信文化是有它内在发展的规律，是天地精华的不住外现——我并不想在这里申引两派文化论的差别，只是想说云逵和我两人师承不同，因之见解也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基本出发点上有些不同，所以讨论时也更显得有趣味。有人误解魁阁，以为它是抄袭某某学派，其实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各学派的混合体；而且在经常的讨论中，谁都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我们在讨论中，谁也不让人一点，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申引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云逵住在龙街，我在古城，离魁阁都有一点路程，可是不论天雨泥泞，我们谁也没有缺席过。云逵常和我说：‘我们不是没有辩得不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我也和他说同样的话。”（费孝通《物伤其类——哀云逵》，《逝者如斯》，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页）陶云逵在离开云大的时候还曾经给费孝通说：“我确有很多时候气你，但是我们的交情也就在这上边建筑起来。”（引同前）而费孝通也认为，正是“在我和云逵相处的四年中，我实在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引同前）这是多么可贵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多么可贵的友情，多么宽大的襟怀，多么可贵的人格力量啊！正是这群学术精英用他们追求真理的精神、宽大的襟怀和人格力量培养造就了更年轻的、来自中国各地的青年学人，使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形成了许多成果。据云大档案的记载，仅在当时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出版的丛书就有：

费孝通《禄村农田》；

张之毅《玉村土地和商业》《易村手工业》；

费孝通《Earth bound china》（英文版）；

史国衡《昆厂劳工》《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个旧矿工》；(www.xing528.com)

谷　苞《化城镇的基层行政》；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

胡庆钧《呈贡基层权力结构》；

费孝通《生育制度》《美国人的性格》《重访美国》《重访英伦》《乡土中国》《民主·人权·宪法》。

其实，就笔者所见，在云南大学图书馆里，还有当年云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室编撰刊印的许多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如《边政学刊》等，以及许多油印的包括费孝通等亲手刻钢板油印的材料。

费孝通称自己是“魁阁的总助手”，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下乡调查研究，同时还是魁阁这个学术团体的组织者、领导人。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评价费孝通说：“费孝通是个头儿和灵魂，他……似乎有把朝气蓬勃的青年吸收到周围的天才。……他的创造性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他们同志友爱的热情，生气勃勃的讨论，证实了他们对他的信任与爱戴。”（王铭铭《魁阁的过客》，《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北京大学谢泳教授说：“费孝通的个人魅力不仅表现在他的性格和学术水平上，还与他个人的道德水准密切相关。他始终将魁阁作为一个共同的学术团体，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从没有以老大自居。”（谢泳《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的确，费孝通不仅身先士卒，自己带头下乡做研究，还做着大量组织工作，管理繁杂事务，甚至帮助青年同事们刻蜡版、搞油印，而且连青年同事们的调查研究也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

费孝通、张之毅、王康在魁阁研讨（云大档案馆藏）

在指导、培养青年上，费孝通的教学工作也是值得一提的。作为云大社会学系教授，他还需要坚持给学生讲课。他的教育思想、讲授方法也与一般教授不同。他说：“当时因为我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接触的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村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费孝通《重刊序言》，《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费孝通的讲课是很有吸引力的，也很有效果，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首先在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态度，他敢于把自己当作学生的朋友，当作知识的探索者。他的这种思想和态度能够深深地吸引学生，亲近学生，使学生敢于和他共同探讨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活力，一起工作。所以，他的学生张之毅说，“他是到联大来代课的，立刻我对他的讲授感受到特殊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跟他做研究。”（谢泳《魁阁》，《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笔者1993年曾采访当年费孝通的学生、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彝族学者刘尧汉先生。刘先生说：“费先生的讲课是很有吸引力的，生动、活泼、灵活，很受学生欢迎。”刘先生说他当年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正在为选题苦恼，去请教费先生，费先生知道他是彝族，还知道他家是小土司，便建议他“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去观察、理解、解释你那个家庭，回去收集资料，调查研究，弄明白了，写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刘尧汉照费先生的指示去做了，回来写成论文，得到费先生很高的评价。对于像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这样的论文，连费孝通自己也说：“这样的论文是出于大学毕业后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费孝通、张之毅《序》，《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科研工作贵在创新，敢于创新，敢于去认识前人没有认识的事物，去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费孝通就是以这样的胸怀和勇气去带领着一帮青年学生们披荆斩棘，大胆地去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

费孝通做田野调查（云大档案馆藏）

魁阁的历史是短暂的，自1940年至1945年，前后不过6年的时间；魁阁的人物也不多，总共就十几位，有的还是兼职的。但魁阁的成就是巨大的，其影响是深远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对魁阁的成就和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主张“在学科建设中用‘魁阁精神’来激励新一代学者”。（王铭铭《前言》，《重归“魁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下面就我这些年来的感受，谈谈我对“魁阁”精神的认识。

我以为“魁阁精神”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