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投敌的“先锋官”，叫梅思平。这次他到上海日本租界，是代表汪精卫来与日本方面进行谈判的。
这个梅思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凭什么能代表汪精卫与日方进行谈判呢？
1896年，梅思平出生在浙江永嘉。中学时代在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成绩骄人，中学毕业后就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是个标准的社会精英。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有人说梅思平曾经火烧赵家楼，痛打大汉奸章宗祥，有这么一段光荣的历史。但笔者查看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的汉奸档案，没有发现梅思平参加五四运动的情况。而且火烧赵家楼的人中没有一个姓梅的。
自北大毕业后，梅思平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因为不满足现状，便想尽办法削尖脑袋要钻入官场。因此，他先后到南京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做了几年教授，加入“CC系”。1933年，国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创立全国第一个自治试验县，以期获取经验推广到全国。该县直隶于江苏省政府。在陈立夫等人力荐下，梅思平成为江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江宁试验县县长，花了三年时间，就把江宁建成一个全国的模范县。梅思平有理论有实践的不俗表现，受到各方瞩目，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应该说，梅思平是蒋介石的人，那他为什么又转向汪精卫了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梅思平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专门委员，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一些民主人士慷慨激昂的“焦土抗战”呼声，很不以为然，认为以中国的国力，抵抗日本必败。“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南京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梅思平为躲警报，就住在周佛海西流湾的家里。因为周家花坛下有个防空洞，因此，他与高宗武、胡适、陶希圣、罗君强等一样，也是主张中日和谈的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核心成员之一。南京失守后，梅思平任蒋介石大本营第二部专员，负责政治谋略。
1938年春，梅思平以中央驻港特派员的身份去香港，任国际专门研究所委员，主编《国际丛书》，实际是搞对日情报工作。6月下旬，回汉口领经费的梅思平见到周佛海，告诉了他一个绝密消息：“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蒋介石）很高兴，批了经费，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听说还要到香港去。”
一心主和的周佛海即请梅思平邀高宗武来谈谈，探个究竟。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一下高宗武其人。高宗武（1905—1994），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背景的《外交评论》刊物上，一口气发表了14篇关于日本方面的文章，号称日本通。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素孚众望的社会著名人士出任专员。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一举跻身名流之列。1934年，29岁的高宗武进入外交部，担任亚洲司司长，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交代的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并与日方人员私下接触，试图找到解决中日战争的途径，蒋介石每月特批给他八千元经费。高宗武也担心将在外，掌握不了谈判的尺度，搞砸了就会惹出大麻烦，于是，反过来请周佛海出主意，说：“老头子出了个难题，叫我相机行事，而无具体指示。这怎么办呢？”
周佛海担心此事知道的人多了会坏事，于是说：“你只有快走，这事外面知道得多了，你是要负责的。好事成功，大家高兴，万一不顺手，老头子会代你负责吗？”结果，高、周约定：高宗武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佛海做中间人，将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
7月2日，有周佛海的撑腰，高宗武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登上日本“皇后”号客轮，秘密去了日本东京，直接与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议员犬养健等分别会谈。探悉近卫内阁对华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返回香港后，高宗武派周隆庠将与日方会谈记录、个人观感写成报告交与周佛海，让周转呈蒋介石。
周佛海看到报告后没有交给蒋介石，反而拿着报告去见汪精卫，为什么呢？周佛海知道现在蒋介石专门负责军事，而政略方面应该先告诉汪精卫。况且，周本来要将此报告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其中有“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万一蒋介石看后引起副作用，不妨把“汪先生”三个字抹去为妙。
汪精卫看到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虽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兴的。不过汪精卫优柔寡断的性格，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的决心，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想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先生。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
周佛海多了个心眼，将报告请老友陈布雷转呈蒋介石。果然，蒋介石看后大怒，大骂高宗武荒唐，胆大妄为！并停发了高宗武的每月八千元经费。
高宗武害怕了，声称自己因肺病吐血而在香港住院治疗，先闪了。而汪精卫得知日本方面对自己的态度后，决心跳火坑，与周佛海商量，既然高宗武害怕了，不如派梅思平去代替高宗武与日方谈判。这样，与日方秘密谈判的代表就由高宗武换成梅思平了。
梅思平还真敢担当，8月29日，在香港酒家与同盟通讯社上海分部部长松本重治首次会面，以后即连续会谈5次。会谈地点经常变换，以求隐蔽，防止消息外泄。(www.xing528.com)
这次香港会谈，双方都是有备而来。松本表示，他所提出的各项基础条件，特别是有关日本撤兵的条款，并非他个人的主张，而是事先与首相近卫文麿、陆军中将影佐祯昭等人商讨后归纳出来的。梅思平所谈各项意见，则是依照汪精卫的旨意，与周佛海等密商确定的。所以这次会谈，实际上为之后日汪双方的正式谈判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框架，开启了日汪之间秘密勾结的大门。
10月22日，梅思平从香港返回重庆，先与周佛海等人会商，决定推行“以汪代蒋”的计划，并将与日方商谈的结果向汪精卫作了汇报。
这时，武汉会战失败，武汉和广州即将陷落，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都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此时，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感到绝望，降日之意乃更为坚决。他对梅思平带来的信息感到振奋，与周佛海、梅思平等密谋，决定以梅思平为主、高宗武为辅，正式与日本方面开始交涉。实际上梅思平也不是没考虑过，他说，这件事搞得好，对国家有利；搞不好，汪先生三十多年的英名就一笔勾销了。
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携带汪与周佛海等人议定的“和平方案”，于11月9日回到香港，与高宗武会合。为了避人耳目，梅、高二人分别乘坐法国“道尔曼”号和意大利“戈善特亚”号轮船，先后于11月12日和13日到达上海。
经日本方面的精心安排，日汪之间正式会谈的地点选择在上海一个偏僻的地方。它地处日军占领下的上海市区东北部的虹口公园附近，是一幢孤立的西式二层楼住宅，周围林木森森。这里曾经是土肥原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所在地，取名“重光堂”。周围环境甚为幽静，附近又驻有日军部队，很适合日汪双方代表进行密谈。
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堂”立即与今井武夫等举行预备会议。双方的会谈从11月12日晚上开始，一直延续到14日晚上。日方要争取在谈判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而梅思平等要尽量争回一些面子，因此谈得很艰苦。由于重大问题在预备会议中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正式会谈反而进行得比较简单，仅对协议文本的词句作简单修改。20日晚上7点钟，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代表日本方面，梅思平、高宗武代表中国方面正式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上签字盖章。同时还达成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
11月21日，今井武夫与影佐祯昭飞回东京，向陆军省部汇报谈判内容。22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带着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两人前往首相官邸，向首相近卫文麿及其他内阁成员直接报告，并征求意见。日本内阁同意军方的意见，同时又商定，把《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的基本精神作为近卫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的具体内容。今井等人在协议方案得到政府批准后，立即于11月26日返回上海，焦急地等待汪精卫方面的消息。
“重光堂协议”内容：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古为特别防共区。
（二）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
（四）在平等互惠下，日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在华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
（六）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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