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郊区活动空间：基于空间与人

空间是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传统，空间位置提供了一种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理解途径，将在其他学科视角下相互独立的现象整合起来（Berry，1964；Harvey，1969）。就像托布勒在地理学第一定律中描述的，所有的事物都相互关联，然而它们的关系随相互间距离的增大而逐渐疏远（Tobler，1970）。人文地理学的空间思想曾出现过多次重大转向，从早期康德、哈特向的绝对空间观，到舍费尔与计量学派的空间几何学，再到人文主义的空间、激进主义的空间、后现代主义的空间，空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石崧，宁越敏，2005；叶超，2012）。而空间研究在地理学，尤其在人文地理学中，一直保持着稳固而重要的地位，不断壮大的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也进一步巩固了其核心地位（Miller，2007）。尤其在中国，“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地”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社区、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等各个尺度层面进行基于空间的分析仍然占据着研究主流（汤茂林，2009）。

1960年代后，出于对计量革命下空间分析学派对人地关系中人的作用的贬低，以及实证主义模型中无差异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不满，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Tuan，1976）。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行为主义、人文主义地理学开始了对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正面关注，发展出了强调个体和微观过程的行为主义地理学、时间地理学、活动分析法等行为论方法。其中，时间地理学出于对区域科学中的人的思考，提供了一种在时空间中从人的角度关注个体活动的视角，而时空路径、时空棱柱等一系列在时空间中对微观个体表达的方法，也为其日后与GIS的结合打下了基础。这些关注微观个体的理论与方法，为地理学提供了基于人的视角与方法论，一方面非汇总的研究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地理学基于空间汇总的范式，使得在时空间中基于人的汇总成为可能。

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人类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移动能力不断增强；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虚拟空间中能够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时空制约，整个地球处于“时空压缩”的状态（Harvey，1991）。在人的行为与活动模式方面，现代生活方式使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更加破碎化，在时间利用方面多个任务同时发生也成为可能，移动性、连通性以及活动的时空破碎化使得人们的行为更加复杂化；同时，人类行为在与空间要素相关之外，还与其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属性等因素相关，即使拥有相同的家和工作地住址的人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人类行为更加个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以距离衰减定律为基础的空间理论面临巨大的挑战，而过去相对固定的人、地方与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复杂（Miller，2007）。因此，关注微观个体的理论、技术与方法就显得更加重要。(www.xing528.com)

时间地理学等行为论方法的不断完善，个人数据可获取性的增加，微观模拟与基于智能体模型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基于人的研究范式逐渐被应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在交通领域，传统的基于交通小区的汇总分析无法揭示人类出行行为的复杂性，以及在出行中人们的相互作用，基于人的交通调查以及出行行为分析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讨（Timmermans et al，2003）。在健康地理学领域，医院、健身房等与健康有关的设施在空间上分布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基于人的在空气污染中的暴露、在日常活动中接触的传染病源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Richardson et al，2013；Kwan，2014）。在设施配置与可达性研究方面，不仅需要考虑设施在空间上的接近程度，更需要考虑个体的日程安排，进行基于人的时空可达性研究（Kwan，1999）；在社会隔离与社会排斥研究方面，从人的日常活动和行为模式出发，而不是仅考虑居住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隔离与社会排斥问题（Wong and Shaw，2011；Wang et al，2012）。

可见，不同于传统的基于空间的、汇总的研究范式，基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研究（包括汇总与非汇总）已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而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空间与时空间行为的互动关系研究中既需要基于空间的研究视角，也需要基于人的研究视角。若不对人的时空间行为在空间上进行汇总，则无法有效地理解和透视城市空间；而若不从人的角度出发，则无法认识城市空间对人的影响。而面临中国当前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空间与人都是重要的方面，需要加以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