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其着重点在于师法坚船利炮。大约20年之后才兴起的洋务运动，虽然突破了把坚船利炮视为奇技淫巧的思想束缚，却在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上依旧停滞于坚船利炮。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观，是对“师夷长技”之如何师法的一种解答。这个解答，是对夷之长技的有限师法，即仅限于坚船利炮之物质器物层面，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这两个层面维持不变。这表明，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只把军事强大这个表现之一看作其强大的原因。早期维新派人士都不同程度地思考、分析了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
郭嵩焘在1875年筹议兴办洋务方略的《条陈海防事宜》中明确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坚船利炮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于光绪元年（1875年）上奏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1]对于西方军事强大的原因，曾纪泽认识到：“盖其规模，亦合通国人士之智力，积数十年之历练，耗无数之财赋而后成焉。故闳博精微，兼擅其胜也。”[2]一语道明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强大是“合通国人士之智力”。至于西方列强为什么能做到利用全国的智慧和力量造就如此强大的军事机器，曾纪泽虽然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答案，却已经认识到了军事强大是西方强盛的表现而非原因。郭嵩焘精通中国文化，又了解洋务，还曾出任驻英公使，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使得他能对中西文化作出整体评价和对比研究。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整体上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3]郭嵩焘大胆地承认了中国文化问题对中国发展的深刻牵制，曾纪泽和其他早期维新派人士，也都有大体相似的认知与体验。这个认知与体验，表现在主动接受西方列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外交理念、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变革科举教育和对西方政治民主的感知，等等。他们分别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而且要在外交、工商、教育、政治和社会很多方面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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