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广泛传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十五讲

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遭受的屈辱中，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的实质；在五四运动结束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又从苏维埃俄国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得到欢喜，感知到了“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1]；再结合之前由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发的对中国出路的反思和醒悟，中国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地投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确认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这是中国人第一篇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作品。在此前后，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他轮值编辑《新青年》时将其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3]1920年3月，他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团结一批进步青年，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批评各种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初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这篇文章体现了陈独秀经过比较、求证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一些留学海外、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也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秋到1920年夏，留日学生李达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三部著作，从日本寄回国内出版；还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发表。从1919年11月至12月，留日归来的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李汉俊也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4]在美国留学的张闻天，发表了《社会问题》一文。[5](https://www.xing528.com)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的推动下，五四运动中的左翼骨干积极学习和宣扬马克思主义。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认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罗斯民族大联合的胜利，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学习这一成功经验、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他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学习和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同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郭隆真成立觉悟社，学习和研究新思想。恽代英、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等也都积极参与创办刊物或建立社团，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是一帆风顺、没有障碍的。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中，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陆中国、各逞其能地表现自己，试图影响甚至主宰中国革命的出路和中国社会的走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开始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流派的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列杂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突破繁杂淆乱的思想困境。其中，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突破各种社会思潮重围的著名事件。1919年7月，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字面上并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其立意却正如他后来所说：“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俄国革命的道路。[6]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以书信体直接回应胡适，明确提出：其一，研究实际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其二，因为假冒牌号的主义流传愈发应该宣传理想的主义；其三，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其四，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和李大钊坚定地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确主张，吸引和推动更多的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场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产生的社会反响，也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各种思想进行比较、推究从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