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南征北伐失败，川西地区防守岷江青衣江嘉定九顶山

大夏国虽然从明玉珍称帝开始，但是它的创建历程却是从明玉珍举兵入川、占领重庆就正式拉开序幕的。明玉珍的称帝立国，正是以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作为基础的。

在天完红巾举兵入川、占领重庆之后一段时间里，明玉珍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形势。当时四川政治军事格局大致是这样的：

当明玉珍从湖北举兵占领重庆之时，元朝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从重庆逃往果州（今南充市），其心未死，还在继续纠集力量，准备随时向重庆发动反扑，表明此刻以果州为中心的川中和川东北一带地区仍在元朝的统治之下。明玉珍所属的西系红巾军所能控制的地方，仅仅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沿江流域地区，上及叙州，下达三峡。

不久，李喜喜所部的青巾军于当年九月从川西北退入四川，乘其不备，沿途攻陷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汉州、灌县、雅州、天全、名山等“数十城”，迫使四川行省官员退守嘉定。表明此刻元朝已丧失了对川西北和川西地区的控制权，仅仅依托于岷江与青衣江交汇的嘉定九顶山凭险据守。

明玉珍不仅要直接面对四川境内以完者都、李喜喜为代表的强敌，而且更要应付来自四川境外的威胁。一方面，元王朝对于进据四川的明玉珍一直耿耿于怀。明玉珍举兵入蜀，元王朝鞭长莫及，错过了派兵进剿的机会。当元廷集中力量击溃了刘福通对汴梁的攻势，分地区消灭了西进、北上的红巾军余部之后，便可以及时部署力量，消灭这支远在巴蜀的起义军了。但鉴于长江中游、川峡地区已为天完红巾军所控制，元王朝力所能做的，只能是任命在陕西的李思奇担任四川行省左丞，寄望他以陕南的汉中、凤翔和甘肃的巩昌作为据点，在四川北部构建起对明玉珍的军事威胁，并不断催促他尽快出兵攻打明玉珍。另一方面，明玉珍举兵入川，其军事行动仍须听命天完政权的节制，接受来自于长江中游的军事首领的指挥。然而，随着天完红巾政权内部斗争的日趋激烈，据守四川的明玉珍难以置身世外，这也必然会分散和牵制他的注意力，使之陷入首尾难以兼顾的被动处境。

为了缓解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明玉珍在占领重庆之后，不得不把军事斗争摆在首位。明玉珍入川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按时间先后和用兵形势，可以归纳为以下方向：

（一）击溃青巾军主力

由刘桢所撰写的《玄宫之碑》的碑文中，在叙述明玉珍的生平事迹时，提到了在至正二十年（1360）之前所开展的几次关键性战役：

明年（至正十八年，1358）六月，击亳人李仲贤于普州，败还成都。

明年（至正十九年，1359）春，李仲贤、王虎、郭成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夏，擒李君诚于五面山，袭舒家寨，田成、傅（友）德错愕败走。

图2-1　玄宫之碑图（重庆市博物馆绘制）

图2-2　玄宫之碑拓片（重庆市博物馆藏）

由于两段碑文中所记述的战役均有“李仲贤”其人，可见与明玉珍交战的对手属于同一支队伍。至于李仲贤为何人的问题，目前有两说：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李喜喜，“或称李二，仲贤应为其字或号”，其部就是青巾军^[1]；另一种意见认为，他就是元朝驻守在陕南的四川行省左丞李思齐的弟弟，其部是元朝政府调遣入川的官军^[2]。据研究，明玉珍在这两次战役中交战的对手，正是李喜喜所率的青巾军。

有史料证明，碑文中提到的“王虎”就是属于青巾军的部将。据《大明一统志》载：“侯彦直，雅州人，仕为忠翊校尉副千户。至（元）［正］间。王虎寇州。彦直引兵力战于名山县二日，兵少力弱，为贼所擒。义不屈，骂不绝口，为贼所杀。”^[3]按：文中的“至元间”当为“至正间”之误。前文已经揭示，至正十七年（1357），青巾军攻破成都之后，川西周边州县无不所向披靡。位于成都西面的雅州境内的天全县既遭残破，作为雅州门户的名山必然首当其冲。另据《明史》记载，碑文中的“傅德”，是“傅友德”之误，其间漏了一个“友”字。原来，《明史》明确记载，明代开国功臣、征蜀平夏先锋傅友德，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也曾经是李喜喜的手下部将，“（傅友德）元末从刘福通党李喜喜入蜀。喜喜败，从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从陈友谅，无所知名。太祖攻江州，至小孤山，友德帅所部降”^[4]。

明玉珍军与青巾军于至正十八年（1358）六月首先交战于普州（今安岳县）。其背景是：攻陷成都的青巾军，鉴于北有元军驻守陕、甘，南有四川行省兵力在嘉州集聚，四川西部生存空间有限，唯一可行的，便是向东发展，伺机把触角伸向川中乃至川东地区。而这对于在重庆立足、以川东为活动据点的明玉珍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明玉珍必然出兵制止，当两军在成都与重庆之间的普州相遇时，一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这次战役中，青巾军惨遭失利，于是“败还成都”。

明玉珍接着又于至正十九年（1359）春与青巾军再次发生激战，青巾军“奔平元”，“数十万兵一朝解散”。其背景是：明玉珍在这年春天同青巾军的关键性决战中，给了青巾军以重创，致使这支号称拥有“数十万兵”的青巾军损失惨重，顷刻间土崩瓦解了。青巾军在明玉珍军的追击之下，一再遭受失败，又得不到四川百姓的支持，故无法在川西立足。于是，李喜喜只好带着这支队伍从蜀境撤走。

当初李喜喜从甘南巩昌入蜀，是沿着陇蜀古道进川的。其用兵路线推知是：巩昌—宕昌（今甘肃岷县南）—阶州（甘肃武都县东南）—文州（甘肃文县西）—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南坝），然后出绵州（今绵阳市）、汉州（今广汉市）与金牛道相连接^[5]。所以在这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汉州、成都均发现有李喜喜的攻掠行动。青巾军攻入四川后，原本没有在蜀境作长期坚持的打算，到处流动，沿途杀掠，当在军事上遭遇失败，必然通过其所能控制的通道迅速撤退。青巾军最后奔走的“平元”，必定是位于逃窜路上的一个战略要地。有人解释为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有人推测是广元（今四川广元市），均不恰当。实际上，此处的“平元”，原意本当为“平武”，如果不是碑刻之误，就是碑文作者刘桢玩弄的文字游戏。

最后，在至正十九年（1359）夏，明玉珍的军队给了李喜喜余部以最后一击，先在五面山擒获其部将李君诚，接着又奇袭舒家寨，致使田成、傅友德部“错愕败走”。此处的五面山疑为三面山之误。三面山，宋属石泉军，元属安州（今安县），位于明代石泉县（今北川县境）北60里^[6]。此山“三面内向，上有龙湫，径不及四寸，而水流不竭”^[7]，是易守难攻的。北川与江油、平武互为邻县，同属龙州，按地理方位推之，三面山、舒家寨当在距龙州治地江油关（今平武县南坝）不远的地方。由于其地正位于由川西北通往甘南的要道上，表明青巾军在遭到一系列军事失败之后，正是沿着当年入蜀的路线向甘南撤退的，不意却在此处突然遭遇到明玉珍军队的奇袭，致使田成、傅友德部惊慌失措，狼狈败逃。此后，青巾军不是逃向省外，就是被明玉珍所收编。根据《明史·傅友德传》可知，遭败之后的青巾军兵士，能为其所用者则被明玉珍用之，傅友德不能为其所用，只好再转走武昌，东投到陈友谅部下去了。明玉珍通过吸收和改变青巾军，不仅化敌为友，减少了对立面，而且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增强了对元朝军队的作战力量。由此可见，击败青巾军，从青巾军手中夺取其所控制的地盘，对于实现明玉珍据蜀称帝的战略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https://www.xing528.com)

（二）肃清元朝在川残余势力

根据刘桢《玄宫之碑》记载，明玉珍进围嘉定九顶山（今乐山凌云山、青衣山），发生在陈友谅杀徐寿辉之后的当年“冬十一月”，即至正二十年（1360）冬。当时，明玉珍已经成功消除了青巾军的威胁，正可以全力对付元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正因为残害川西一方的青巾军已被明玉珍横扫出蜀境，所以元朝残余势力又得以重新恢复在成都的统治。文献记载说，当时“（成都）城中窘迫，惟都事薛元帅署省事。守城兵皆新募者”^[8]，所描述的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成都城的状况。

而这时对于明玉珍来说，他刚刚解除了来自青巾军的威胁，故能倾其全力对付元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于是，从至正十九年（1359）冬开始，明玉珍这才下达了围攻嘉定的命令。同时，他也有能力出兵川西，夺取青巾军在川西所留下的地盘。在围攻嘉定期间，明玉珍派部将明三率精锐部队奇袭成都，冲进省衙之中，一举把赵资妻、儿等四川行省要员的家属俘获，并将其押来嘉定。明玉珍待赵资妻以礼，对她说：“夫人能招使降，当裂土以赠。”次日，两军交战，赵资妻临阵对赵资说：“妾与锁儿受擒于此，明公甚以礼待。参政念结发之情，救子母之命。”赵资不听，明玉珍遂与万胜军左右二翼袭击之，元兵大溃，遂生擒完者都、朗革歹和赵资等人至重庆，并将其在十字街处决^[9]。事后，元朝统治阶级还将他们合称为“三忠”^[10]。

接着，明玉珍趁势挥兵北上，扩大战果，不仅连下成都以及川西诸城，而且，还将川中地区的大庆（待考）、潼川（今三台县），以及川东的铁檠城（今云阳县北）收入囊中。至是“西土悉平”，元王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终于被肃清了。

（三）会兵三峡讨伐陈友谅

在川东、川西、川南、川中均为明玉珍所据的形势下，明玉珍这才决定举兵东向，移檄四方，准备“会兵三峡”，议讨宿敌陈友谅。

原来，在至正二十年（1360）春，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汉帝，并要明玉珍撤出四川，领兵帮助自己攻打建康的朱元璋。明玉珍拒不从命，派部将莫仁寿领兵守夔门，从此断绝了与陈友谅政权的关系。由于当时最紧要的任务是消灭元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所以，明玉珍暂时集中兵力西向，围攻嘉定九顶山。待到这年冬，明玉珍生擒并处决完者都、朗革歹和赵资，同时又扫平成都，稳定了川西局势之后，才把矛头指向陈友谅。明玉珍为讨伐陈友谅，采取了以下行动：

其一，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春秋奉祀，表现出对徐寿辉的怀念，宣示要继承天完政权的大业。

其二，以陇蜀王的名义传檄四方，做好讨伐陈友谅的宣传舆论准备。《明氏实录》载录了明玉珍的檄文内容：

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

其三，“会兵三峡”，做好率兵讨伐的准备。明玉珍从至正十七年（1357）进入三峡，到这时与陈友谅绝交，并准备出峡讨伐陈友谅。由于地处四川与湘鄂西交界的土家族地区一直处于明玉珍与元军和陈友谅军对抗的前沿阵地，鉴于陈友谅政权对湘鄂西土司的拉拢，明玉珍为了稳定在重庆的统治地盘，也针锋相对地采取武力争夺与封官许爵拉拢的措施，积极予以争取。其中，对施州地区（湖北恩施）的用兵就属于武力争夺的典型。而对鄂西地区土司的设置，则属于招抚利用的表现（详见本书第五章）。

其四，设置军事机构“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便作为进取陈友谅的前线指挥部。

（四）出兵汉中攻取陕右

据《元史》记载，至正二十一年（1361）九月，“四川贼兵陷川东郡县，李思齐调兵击之”^[11]。在这以后的几个月中，元顺帝多次下诏，催促李思齐从凤翔进讨四川，证明其间四川形势相当危急。《玄宫之碑》说，明玉珍逾月“克巴州，俘熊文弼于牛头寨，克长宁州”。结合《元史》记载，明玉珍“分兵寇龙州、青州，犯兴元、巩昌等路”。文中所提到的巴州，即今川东北巴中市，与元军驻守的陕南重镇汉中相邻。牛头寨，在今梁平县西，又名赤牛山或赤牛城，原系南宋末年四川抗元山城之一。长宁州，是指位于剑阁县东南与苍溪县西北之间的长宁山城，也是南宋末年四川抗元山城之一，当年蒙哥汗曾率军攻拔过此城。龙州在今江油市，青州即今青川县境。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用兵形势原来是这样的：明玉珍打着讨伐陈友谅的名义，在“会兵三峡”的军事行动的同时，不仅乘机出兵攻占了川东地区的不少地盘，而且还把兵锋扩大到川北和川西北一线。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明玉珍在四川的统治地位，“由是蜀中郡县相继下，玉珍尽有川蜀之地”^[12]。以巴州为中心的川东北基地的建立，不仅有效地构筑了防止陕甘元军南下的屏障，而且，也为主动出击元军，把防线推向陕南一侧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玉珍后来才有可能派遣万胜领兵出汉中，设立“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以取陕右。万胜所率之军的这次北伐行动，在剌踏坎截获元朝陕西平章普颜达失，并趁势进攻兴元，围城三日。虽然不克而还，但却有效地把元朝的势力阻挡在蜀境之外。

（五）出征云南拓展生存空间

明玉珍出兵远征云南的行动，发生在他称帝后的天统二年（1664）。当时，明玉珍割据四川已成事实，鉴于立国规模粗具，其所控制的蜀中地盘境土狭窄，并处于元朝和陈友谅的侧翼包围之下，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他只得效法诸葛亮治蜀之策，向南发展。于是，他派遣万胜领兵号称三万，分兵三路，万胜由界首、邹兴由建昌、芝麻李由宁番入，一举攻入云南境。是年二月，万胜屯兵金马山。元朝梁王孛罗帖木儿、云南行省等官员弃城，皆奔楚雄，诸将悉乱。万胜随即遣使四方，告谕抚定，降者不可枚举。明玉珍在云南还发布了一封由邹兴所撰的告谕，其文中历数元朝对云南的残暴统治的罪恶，叙述了此次进兵云南的经过与沿途百姓归附的情形：“初临乌撒，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口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文告最后还宣称，他之所以“深入不毛”，偶与当年诸葛亮同道，无不效法于古代圣贤帝王的作为。告谕中宣称大夏军入滇，沿途“一毫不犯，万里皆安”，显然是溢美之词、官样文章。实际上，这一次入滇行动，部将失去控制，沿途多所暴掠，朱元璋在致明玉珍的一封书信中，针对取滇过程中所出现的“兵之所过，郊圻之内，民舍一空”的情况，曾经表达了对他的忧虑。这也从旁证实，明玉珍此次出兵征云南，并未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是根本无法同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四月，原本与梁王有矛盾的大理国总管段氏这时看到明玉珍入滇对自身的威胁，遂捐弃前嫌，与梁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大夏军。在侦得万胜实际只有8000兵士，所约的援兵不至的情报后，遂进兵至吕关，与万胜军交战。两军首战于关滩江，继战于回蹬关，大夏军连遭败绩，在孤军深入、寡不敌众的形势下，万胜只得率部从云南撤退回到重庆。

图2-3　明玉珍分兵攻云南，丧师大理。图为大理白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