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传霖：清廉贤臣的四川秘史

|人物简介|

鹿传霖（1836—1910），字润万，号迂叟。直隶（今河北）定兴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初入清军胜保部，对抗捻军。历任广西兴安知县、桂林知府，广东惠潮嘉道道员、福建按察使、河南巡抚、陕西巡抚等。

光绪二十一年（1895），鹿传霖调任四川总督，整顿吏治、创建文学馆和算学馆。因为得罪恭亲王奕䜣被罢职。戊戌政变后由荣禄推荐任广东巡抚，次年调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鹿传霖曾募兵三营赴山西随护慈禧、光绪帝到西安，被授两广总督，旋升军机大臣。宣统嗣立，鹿传霖与摄政醇亲王同受遗诏，历任体仁阁、 东阁大学士，兼经筵讲官、德宗实录总纂。宣统二年（1910） 七月二十二日（8月26日）逝世，赠太保，谥文端。

“蚯蚓爱上了明亮的星星，而当星星在高处闪耀时，蚯蚓却在底层悄然泯灭。”雨果在《吕意·布拉斯》中对西班牙王室的隐喻，如同中国晚清的暗流之中，涌动的某种巨大能量。

西学东渐，革故鼎新。晚清四川总督鹿传霖，断然做了一只沃土中的蚯蚓，于疏密处织就教育的繁茂。

闪耀的四川中西学堂，就此应运而生，这是中国西部第一所近现代高等学堂，即四川大学前身。

上书光绪

大雨过后，通常有两种人。

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

晚清四川总督鹿传霖，站在“成都教案”的泥泞里，依然看到的是新学的“蔚蓝”。

2017年9月28日，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前。

荷叶深绿，秋意渐浓，依然有“闲听荷雨、一洗衣尘”之感。

午后的阳光，微微热烈，校史展览馆前一块青色大石镌刻着“感悟历史感动川大”八个大字。

此为鹿传霖曾孙鹿耀世所题写，以感谢四川大学对先祖的追崇。

2017年11月10日，电话联系上在北京的鹿耀世，这位七十五岁老人，谈起先祖，语音厚重，声音洪亮。

关于先祖对四川的贡献，他认为，鸿爪雪泥取其二。除了著作《筹瞻疏稿》，首推的还是四川中西学堂。

一个能让秀才变学霸的人，确实该景仰。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鹿传霖出任四川总督。

甲午战败的痛楚，让他反思如何缩小与列强的差距，“中国落后外国的是科技知识、先进人才”。

鹿传霖

童生与皓首同堂，迂腐与落寞相伴，他深感旧式书院没有明确学制，延误人才。

鹿传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明确提出：“中外通商交涉日多，非得通达时务之才，不足以言富强之本。”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光绪朝奏折》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十二日，四川总督鹿传霖在经过充分的酝酿后，向光绪皇帝奏报了四川中西学堂的筹建和试办情况，请求予以立案。“讲求西学，兴设学堂，实为今日力图富强之基。川省僻在西南，囿于闻见，尤宜创兴学习，以开风气”。

考虑到四川地区学习“西文西艺”在师资、教材和经费等方面的困难，在亲自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物色张罗后，鹿传霖奏报：“咨请总理衙门先派熟谙英法语言文字者各一员咨送来川充当教习，并向南北洋咨取应用书籍，派委员赴上海添购各种洋书以备肄习，购觅地基建修学堂房舍，饬成绵道于土厘项下先筹拨银五万两作创办经费。”

最后，他请求光绪皇帝，“仰悬天恩敕下总理衙门立案，议定章程，饬行遵照”。

光绪对鹿传霖奏折的御批是：“该衙门议奏”。

鹿传霖办事一向谨慎，在办学方面讲求循序渐进，他强调“学堂虽讲求西法，仍以经史之学为本”。这一办学理念恰好体现了“中体西用”的原则。

他恳请清廷为四川中西学堂立案，得到了光绪的肯定。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底，清廷还肯定了御史陈其璋的奏折，陈其璋的奏折与鹿传霖的办学意向相同。清廷的决心很大，命各地总督、巡抚与当地士绅一同在其省会兴办大学堂，限期六个月内完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十八日，四川中西学堂在成都铁板桥正式开学，校址紧邻以奉祀三国人物刘、关、张而知名的三圣祠。试用知县何维棣被鹿传霖委任为第一任管理中西学堂委员。

追缴费用

中江诸生林有庆精于算学，所聘为华文教习；北京选派的英文教习长德、法文记名副教习恩禧，已在开学前携洋书入川。

四川大学校史办公室副主任王金玉，最推崇的是鹿传霖审订的《四川中西学堂章程》。

《四川中西学堂章程》二十条，校规如军规，鹿传霖就办学宗旨、培养目标、班级划分、课程设置、校务管理等作了具体规定。

选材求精，堂中学生，宜选口齿灵便、质性聪明、会读书、自十二岁至十五岁子弟，至大莫过二十岁。“先定额三十名，十五名学英文，十五名学法文。其饭食茶水、书籍笔墨纸张、剃头洗衣，均由堂中供给。正额外酌量挑选备用若干名，以备遇缺，一次替补。”

对作息时间严格规定：三、四、五、六、七、八月，早上六点吃粥，饭毕，学习洋文。十点早饭，饭毕学习算学、舆地、国史策。十二点放午学，略休息一小时。下午一点开始习字及经史策论，至六点放学。冬天略有时间调整。

在优越的环境下，学生的压力来自于每年三、六、九月的小考，腊月的期终考试，还有三年的大考。学习进步大、优生给予奖励，连连排名最后的，分别记过开除，想进学堂在外排队的有几百人。

苏联杰出的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

鹿传霖深谙其理，“学堂上下人等，均不准吸食洋烟、洋酒、赌钱、宿娼等事”。学生不堪造就、不受约束随时可撤换。

不仅如此，鹿传霖对待学生的严苛，几乎达到“不讲人情”的程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川东部一带达州、渠县、平昌遭遇大水。算学官肄业生李善祥，接到家中水淹的消息已值次日深夜，因牵挂家中父母姐妹，遂告知同乡廖先凯、苏肇眉。三人商议决定，连夜赶回家乡察看灾情。给看门守夜人打了招呼后，三人带上简单的行李，匆匆东去。

十天后，家事料理完毕，三人回学堂一看，傻眼了：已被除名。

七月三十日，三人心有不甘，上书总督鹿传霖：因灾告假，请求原谅。

八月初三，鹿传霖回书，短短一百二十余字，回复三位学生并未向委员教习请假，算学馆查无假条，显然是私自外出，应当除名。同时准许三人在外堂学习，等候下次季度考试再核查办理。

所谓播种性格，收获命运。奢者狼藉俭者安，鹿传霖一生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的后人曾经保留过鹿传霖当年用过的手绢，上边有很深的折皱，连洗脸的面巾，都是如夫人缝制的。每次退朝后，唯手执一卷，危坐竟日。

这样的节俭、勤勉，贯穿于其办学理念之中。因不惜巨款修建学堂，鹿传霖明确规定学生不得半途而废，专门出台了《川督鹿严禁中西学堂学生任意告退示》，一年内告退者，追缴费用五十两，两年者一百五十两，三年二百五十两，四年三百两。有父兄，唯父兄是问，无父兄者，找保人追讨。

加薪十两

四川中西学堂采纳了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公车上书”中的主张，改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七科之学，分科立学和分科治学。

开设英法文科和算学科三科，开出了十类二十六门具有现代自然科学性质的课程，采用了学年学分制，并且按照学生所获学分的多少颁发不同的毕业执照即毕业文凭。其中，凡修满应修学分的六分之五及其以上者，将由鹿传霖本人签发毕业执照。

鹿传霖独具慧眼，在闭塞的中国西部四川成都，居然办成了得新式教育风气之先，与京津沪等发达地区学校并驾齐驱的四川中西学堂。

他提出“中西学堂之设，原期培植人材，讲求实学，博通时务，不可少涉虚浮”，要求“一切有用之书，使之兼营并习，互相发明，期成有用之材”。

鹿氏家族历代进士题名碑

在学制和课程方面，学制上仿照西方的教学制度，学生的编班定级根据科类、分学识程度，学制两年。课程上标榜“分科治学”，英文科、法文科期初以各自的语言文学课程为主，算学科建立后，鹿传霖指示，学生必须学一两门外语，这样就把多门课程合在一起上了。

学生除了学习公共外语、国学课程外，还需学习十类二十六门课程。学堂中，除有身着长袍马褂的清廷鸿儒长声悠悠讲授《四书五经》外，也有了西装革履的海归教习讲授现代学科：化学、物理、英文、法文。

师资由清廷的总理衙门选派，大都从留学英国、法国、日本等归来的人员中挑选，作为学堂的教习。鹿传霖还从沿海、本省选拔高素质人才充当教习，并给予优厚的待遇。

做得好的教习，特别申请涨工资。算学馆内堂教习苏映魁，七年来教算法和测绘，穷微尽数，探奥勾源。“一介寒儒，远道来川，家口繁重，但其只重教学，口不言钱。”鹿传霖下令，苏映魁每月薪金加十两，达到六十两，与英文、法文教习月薪相当。

也有干得不好的，算学馆外堂教习徐树勋因不敬业被辞退，拟由内堂学长高寿恺就近兼任。

这份得到总督签字许可的加薪文告，还要抄送给布政使、候补道、文案委员、稽核委员、日行所委员。

当时生源主要来自老式书院、高等私塾，不限于本省，其他省份的人员也可以进入学堂读书，这样就扩大了招生范围，各式各样的人才云集四川中西学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川中西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考得3／6学分者发给三等执照（文凭），考得4／6学分者发给二等执照，考得5／6学分者发给头等执照。获二等、三等毕业执照的学生，原则上可到原籍当中学堂的教习，也可自费出洋留学。获头等执照者，经严格考核，公费派送出洋留学或授以功名。

鹿传霖等人办学有成，两年后，清廷军机处以火票形式，点名表彰了包括四川在内的一些省份，要求各省督抚“已设学堂者量为拓展，未设学堂者择要仿行”。

光绪二十五年（1899），谭嗣同等发起、熊希龄任提调即校长的湖南时务学堂，其办学章程即《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的学制和学生管理条款中，明确指出：“照四川中西学堂例。”

古今交辉，文脉相承。有了鹿传霖的“兴设学堂，力图富强”之始，才有张澜倡导的“培养社会骨干、国家栋梁”，方能造就今日川大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气度。

宠辱不惊

“也许是天生懦弱的关系，我对所有的喜悦都掺杂着不祥的预感。”

用三岛由纪夫的忧郁，镜鉴晚清总督鹿传霖的人生，更容易体会一个改革者对未来的忧患。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北京的傍晚。霞光躲进云层时，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刚结束与清廷重臣荣禄的会谈。

李提摩太告别时，荣禄突然问：“你想不想见见鹿传霖？”

对于印象中“这个严肃而又顽固的绅士”，李提摩太沉吟之后答应了。

“中国比以前差多了，并且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坏。”见面后，鹿传霖的第一句话，让李提摩太大为讶异。

两个人，就此热烈探讨起晚清的时局与变革。不同的是，李提摩太更像一个改革的投机者，鹿传霖则像一个老实的投注者。

河北定兴县，人口五十万，距离北京一百零二公里。

定兴的名气，来源于荆轲、高渐离、祖逖，也来自晚清名臣鹿传霖。(www.xing528.com)

2007年1月19日，四川大学教授党跃武一行，造访定兴，这是对四川大学创始人鹿传霖的首次寻根之旅。

鹿传霖故居位于定兴县城东南隅，始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后经几次扩建而成。

当年的鹿氏祠堂规模宏大，旁边还有花木兰祠和穆桂英祠，可惜毁于“十年动乱”。剩下一座四合院，却已在风雨飘零之中。

裸露的青砖，或许是与鹿传霖一同承载过的历史信物，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与峥嵘。

鹿传霖为官五十余年，恰逢晚清贪风日盛，他则“所至廉约率下，尤恶贪吏”，对贪污受贿者一律黜革。

他做事不推诿拖沓，当天的事必须当天办结，因此被誉为“朴忠”。

追根溯源，鹿传霖是明末清初理学大师鹿善继的第七代传人，他继承了家族为官、为学的精髓。

他曾向小舅子张之洞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这也是鹿传霖宠辱不惊、进退自如的写照。

悲情身世

良将不怯死以荀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

定兴县方志办主任耿超认为，鹿传霖一生坚毅，因他早年父母双亡造就。

鹿传霖的父亲鹿丕宗，1832年任贵州镇远府施秉县知县，后升迁至都匀府知府。

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鹿传霖出生在贵州郎岱厅署实，为鹿丕宗的第五子。

幼年鹿传霖“体质素强，性尤敦敏”。五岁拜师学习，八岁就开始学习六经。鹿家的家教甚严，鹿传霖本人也十分上进，“八岁时，母萧太夫人戒勿妄语，持守终身”。

鹿传霖童年时，就熟识其父的同僚张瑛，即张之洞的父亲。鹿、张两家关系密切，童年时期的鹿传霖与张之洞是同学。鹿传霖还与张之洞的二姐定下姻亲，这些关联是以后张之洞与鹿传霖交往甚密的原因所在。

咸丰六年（1856）九月，黔境内苗人起义。贵州的尤里、贵定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合攻贵州都匀府。年少的鹿传霖奉命在城外，听到城危的消息，急忙回城，助父督战。与农民起义军相持十个月后，鹿丕宗坚持“城亡与亡之义”。鹿传霖要求“侍父誓从死”，被鹿丕宗拒绝，并命人强掖鹿传霖逃出都匀城，以求援兵。鹿丕宗和其夫人萧氏自焚于都匀城。

鹿传霖随众冲出都匀城，投奔到贵州总督府，后随大军收复都匀城。鹿传霖背负其父母的遗骸，穿过动乱地区，北归原籍定兴，使其父母灵归故里。

当时他只有二十岁，由此知名。

为了表彰鹿丕宗的忠义之举，清廷下旨照二品例从优议恤。御赐恤赏祭葬银两，建专祠，入祀京师昭忠祠，国史立传，予谥壮节。鹿传霖的继母萧氏陪同鹿丕宗自焚都匀城，清廷降旨族表祀专祠，晋赠一品夫人。

父母的义烈，使年轻的鹿传霖承受着痛苦，也承袭着勇毅。咸丰九年（1859），二十三岁的鹿传霖乡试中举，随后他以举人的身份跟随钦差大臣胜保，收降了淮州的捻军，以功授同知，从此步入仕途。

清光绪二十年（1894），身为陕西巡抚的鹿传霖兼摄西安将军。

次年，鹿传霖奉旨赴四川接任总督，上任就接办“成都教案”。

他召集所有下属研究事态及解决方案，经过讨论，得出如此判断：此次教案虽然起于英国，但英国在省城内外被毁的教堂仅七处，美国被毁三处，赔款不至过巨，并且英国有迷害幼孩一事，理屈词穷。而法国一方最难办理，法国教堂被毁达二十余所，丢失存款二十万，却谎称丢失七八十万。

鹿传霖上书朝廷，主张各个击破。经过反复据理力争、软磨硬泡，四个月后，法方赔款大体议妥。然而由于属下交涉不利，英美方面迟迟不能确定。此时清廷高层担心久拖不决，恐生变故，急命鹿传霖尽快结案。鹿传霖只得遵旨办理。

为了避免之后再出现同样的缺憾，他事后特意提出三条建议：第一，今后地方大员必须督率下属，遵从政府的规章制度，凡遇有与洋人交涉事宜，地方官员一定持平迅速办理。第二，对洋人的教堂、医馆必须加以保护，不许再疏忽大意。第三，及时开导民众，消除民众的疑惑，不许造谣生事，以保和平。

光绪二十一年（1895），鹿传霖因洋务日多，奏准专门设立四川洋务总局，局址驻成都永兴巷。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底，在川外国人中仅外籍传教士就上升为一百八十九人，教徒及皈依者七千八百八十九人，重要城镇都有了福音堂。1904年，为了培养洋务及翻译人才，洋务局还创办了英法文官学堂，学制三年。

洋人在四川的骤增以及有序管理，都证明了鹿传霖的远见卓识。

罢官归乡

处理完“成都教案”，鹿传霖面临的还有最麻烦的边疆困局：瞻对之乱。

瞻对，今四川省新龙县。位于四川省西部，靠近西藏东界，是四川与西藏相通的关键纽带，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瞻对本来分为上、中、下三土司，随着各土司势力的扩张，至道光年间，中瞻对的实力最为强大，其首领贡布朗加尚武力，逐渐吞并其他两土司。之后，贡布朗加不断侵扰周边各土司，造成这一地区长期动荡不安。同治十年（1865），川军在藏军的协助下，用时三个月，才将贡布朗加之乱平息。

鹿传霖到任时，政治环境愈加复杂。当时英国和俄国都凯觑西藏，并且西藏当政者倚仗俄国的势力，阻梗西藏与英属印度勘定边界，局部矛盾渐有上升为川藏冲突的趋势。

鹿传霖上奏清廷，主张平定瞻乱、改土归流。得到清廷的同意后，鹿派遣军队前往镇压，用兵仅两月余，三瞻一律肃清。

平叛之后，鹿传霖决心采取改土归流的方式，先把瞻对收回四川，再以瞻对为关节点，逐步实现对其他各土司的整顿治理，最终达到保川图藏的目的。

他主张派汉官在此屯田，开垦荒地，并建立通讯设施等。但其支持者李鸿藻不久逝世，成都将军恭寿、驻藏办事大臣文海从中设阻，朝廷摇摆不定。

西藏当政者立即上疏并贿赂恭亲王爱新觉罗·奕，鹿传霖就此被罢官免职。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在其所著的《瞻对》一书中也考证了这段历史，鹿传霖进击瞻对藏军得胜后，曾委派张继处理过德格土司家族内部夺权的纠纷，当时鹿传霖有意在瞻对和德格实行改土归流，便借机将老土司切麦打比多吉夫妇和两个儿子，先解往打箭炉，再后又解往成都软禁。鹿传霖改土归流未成，德格土司一家释放回本土。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回到定兴的鹿传霖，忧郁惆怅，以勤练书法排解心中苦闷。

忠有愚忠，孝有愚孝，可知忠孝二字，不是伶俐人做得来。

鹿传霖对清廷的愚忠，早已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叹息：“偏见误导了他，使他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

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王学斌撰写的《名臣名将鹿传霖》一文详细披露了鹿传霖的起复之路。

戊戌政变后，荣禄全面掌权。很快，荣便举荐在家蛰伏三年之久的鹿传霖复出，担任广东巡抚。鹿传霖同荣禄的关系可不一般。当鹿还是陕西巡抚时，曾收到直隶同乡、当朝大佬李鸿藻的书信。信中李向鹿推荐新任西安将军荣禄，希望二人能和衷共济。此前荣禄与李鸿藻同为京官，交谊匪浅，已结拜为金兰。所以，荣禄若想在陕站稳脚跟，就须同当地官员搞好关系，他借助李鸿藻这层关系来向鹿传霖示好，也再自然不过。况且荣禄确实才略过人，鹿传霖对其钦佩有加，二人由此在西安结下了深厚的交情。正是在好友荣禄的力挺下，本来有“不良记录”的鹿传霖，两年内连连升职，官拜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义和团蜂起，八国联军侵华，两宫逃往西安，北方地区一片狼藉。此时南方各省督抚为了维护地方稳定，纷纷倡议东南各省联合自保运动，史称“东南互保”。

此时仍署理江苏巡抚的鹿传霖，面对两宫生死未卜的情形，再也按捺不住，迅速招募三营兵力，亲自统领北上勤王。鹿传霖的忠心换来了慈禧的赏识，在西行途中，命其以候补尚书入值军机。护送两宫至西安时，“擢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改授户部”。

当慈禧驻跸山西之际，鹿传霖上呈了一份轰动一时的奏折——分析了当时所处形势，认为不可草率回京，以免受制于洋人。他还陈述了西安地利、人和、历史沿革等诸因素，再加上其本人曾在陕西任巡抚多年，经营筹划已见成效。基于此，鹿传霖恳请两宫“择期启銮，前赴西安，早定迁都大计”。鹿的这一建议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引来士林一片哗然。

虽然最终两宫没有在西安建立新都，但还是采纳了将西安设为行在的建议，鹿的主张实际影响了清廷主政者的决策。这也说明慈禧已将其视作心腹和股肱之臣。

鹿氏家族墓全景

一抹残阳

因勤王奇勋，鹿传霖授两广总督，入值军机。后升左都御史，迁礼部尚书，兼署工部尚书。光绪二十七年（1901）掌户部，兼督办政务大臣。实行新官制后，被罢值军机，专治部事。宣统元年（1909）与摄政醇亲王同授遗诏，加封太子少保，历任体仁阁大学士等。

但年过七旬的鹿传霖身体一直不好，并长期患有痔病，起居办公非常困难。

河北省博物馆藏《鹿传霖日记》两册，该馆副馆长何直刚1964年出差到定兴，偶然在路旁杂货摊发现并征集。

甲册始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初十，至十一月初七止；乙册始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止。两册均用“清秘阁”八行红格本竖书。乙册首页有鹿传霖自题“钦派赴归绥查办事件日记”。

这两册日记均写于军机大臣任上，记下了大量政务处置和日常公事往来。其中，也多次记录痔疮带给他的痛苦和折磨：

（三月）十三日晴

后坠，出恭不解。

解初三家信，午发家信。未刻贻送公司文卷，各件查多补造掩饰。云门会胡公度，又询姚学镜。

（六月）初五日

连日张中堂差人问病。

仍泄。老邓来诊，服其方。朱恩绂、荫午楼均未见。朱桥笙送羊毡、皮褥、韭菜，其弟带来。夜竹生来，张仲元亦诊。

（九月）廿八日雨

胀极，晚服补丸二丸。梧生、四女均来。

早起腹胀、强入直，已回。饭罢即出恭，不解，卧时许再出，仍不解。直、东、苏三省黄、李、田、王、赵、王鹤田、史七因铁路强见，吕镜宇亦会。

为此，他四次上疏，要求解职归养，但均被清廷“温谕慰留”。

病痛折磨，让鹿传霖骨瘦形销，但他仍为改革而歌。宣统二年（1910）八月，病危中的鹿传霖向清廷上遗折，言词恳切：“方今时局陆危，列强环伺，民穷财尽，灾异迭乘……愿监国摄政王辅导我皇上，励精图治，及时自强，举凡用人、理财、练兵、兴学诸大政，力求实际，痛除积弊，但能忧勤惕励，终必转危为安！”

当年八月二十六日，鹿传霖病逝京城，享年七十五岁。

一位贤臣离去，这个王朝迎来最后一抹残阳。

残阳是什么呢？如三岛由纪夫在《丰饶之海》里的描述：“每当看到晚霞的灿烂辉煌，看到火烧云翻卷奔涌，就觉得‘更美好的未来’之类的呓语黯然失色。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切，空气里充满了色彩的毒素。它预示着什么即将开始呢？什么也没有开始，只有终结。”

（本文原载于2017年11月16日、11月23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定兴县方志办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