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票证
◎陈云一度对大豆的营养问题进行研究
◎耿颷回忆“渔猎”生活
从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中国人与各种各样的票证结下了不解之缘。
买食用油，要油票。
买肉类，要肉票（肥肉比瘦肉难买，因为肥肉可以炼油炒菜）。
买衣服或布匹，要布票（最困难的时期，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只有3尺布票，只够做一条裤子）。
买糖，要糖票。
买鸡蛋，要鸡蛋票。
豆腐票、香烟票、自行车票、收音机票、手表票、火柴票……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必须凭票购买。
人们缺钱，更缺各种票证！一些有钱的以前的资本家，甚至请求政府取消定息，因为有钱没票也照样买不到东西。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币的地位并不高，在人民币之上，还有数不清的各种票证！
票证的出现，是短缺经济的一种突出表现，是政府控制有限的商品分配方式的一种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实物配给制。在经济正常运行、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法定货币起着唯一中介物的作用。但是，不论政府怎样干预或控制经济，价值规律仍然顽强地发挥作用，只不过是以隐蔽的方式起作用。各种实物票证实质上是与法定货币具有类似功能的变种的“货币”。在黑市中，各种票证都能用货币买到，从而变相地抬高了商品的价格。
各种票证中，最重要的是粮票。“民以食为天”，到国营粮店买米面或熟食，都得用粮票。粮票面值从20斤一直到半两，分为粗粮票和细粮票、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一度对大豆的营养问题进行研究，看看是否可以让中国老百姓多吃一点大豆，以代替极其匮乏的粮食。
科研部门受命对各种野菜野果进行研究，从中寻找“代食品”。
各机关纷纷到乡村“开荒”、“借地”。为了让大家吃饱，外交部副部长耿颷到处作揖向军队的老战友求援，同时又派外交部枪法好的复转军人，到荒无人烟的大草原用自动步枪打黄羊，派来自海边的机关工作人员到大连近海捕鱼，运回来后分发给饥肠辘辘的外交官。这样，连中央政府的大机关也开始了近乎原始的“渔猎”生活。关于这一段历史，耿颷在《耿颷回忆录》中有生动的回忆：
我作为副外长，除分管地区业务司外，还分工领导总务司。总务司负责全部的后勤供应，对外交业务起着保障作用，工作很重要，但也很繁杂。
当时，我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严重失误，使生产力受到破坏，生产下降，物资匮乏，导致全国经济陷入困境。当然，一些地方连年发生自然灾害，也加重了经济困难的程度。而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的正确意见的批判，使得经济领域中“左”的错误进一步滋长，从而使经济困难变成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危机，以致社会上普遍发生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自然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有许多人因食品不足、营养不良而浮肿、生病。
为了保障全部工作人员的健康，以便不影响外交业务，我找总务司司长、副司长等商议，能不能开辟一些食品来源。
有的同志连连摇头说：“困难啊！现在粮食、油、糖、肉、蛋等都凭票供应，不凭票的蔬菜市场上也很稀少，到哪里去搞到食物呢？”(https://www.xing528.com)
我说：“多想些办法，能否到外地去采购，或者组织一些人自己动手搞生产，就像当年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运动？”
听我这么一说，有的同志就提出，别的单位都自办农场，还有的到东北和内蒙古去打黄羊，我们可否也这样做？
我说：“好啊，等我向部党委请示一下，如果同意，我们就搞。”
在外交部党委同意了这个想法后，我就和总务司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拟订了一个具体方案，设想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生产和增加食品供应：一是组织一个垦荒队，到北大荒去开垦荒地种黄豆；二是组织一个捕鱼队，到渤海之滨去捕鱼，或建鱼池养鱼；三是组织一个打猎队，到大兴安岭地区去打黄羊。
在将这个方案付诸实施时，总务司的同志向我提出了几个要求：种黄豆要有土地和豆种，打黄羊要有枪支弹药和汽车，捕鱼或养鱼要有鱼池和资金，最后还得有火车车皮把收获的农副产品运回北京，而这些总务司都无法办到，希望部领导加以解决。我将上述情况报告外交部党委后，部党委授权我解决这些问题。我就去找当时担任有关部门领导的老战友，请他们大力协助。
首先，我找了王震同志……他批准拨给我们400亩地，还借给我们25吨黄豆。我们将一部分黄豆作为种子，一部分运回北京磨豆浆，放在食堂供应，使全部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可以喝到热气腾腾的豆浆。接着，我们组织了几十个人开赴北大荒去垦种，当然少不得向当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借用些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农具。经过艰苦劳动，同志们洒下的汗水，变成了丰硕成果。获得丰收后，我们马上还清了所借的25吨黄豆。
与此同时，我又给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李聚奎同志打电话、发公函，请他帮助提供打黄羊所需的装备。李聚奎同我在红三军九师时就一起战斗过，我很熟悉他那豪爽、直率的性格。此刻他听了我的要求后，毫不犹豫地说：“你们要什么，我们尽量提供。”
那时候社会上尚无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国家也没有颁布保护黄羊等野生动物的法律法令，李聚奎同志一听我说为了保障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健康而要去打黄羊，便欣然支持。他和王震同志一样，并不是仅仅出于对我这个老战友个人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支援我国的外交事业。
打黄羊，首先要有枪支。那么要什么枪呢？我考虑，如用步枪，只能单发射击，遇到成群的黄羊，打中一只，其余的都跑了，因此便说：“除了步枪外，最好再能借几挺轻机枪。”
“还要什么？”
“还借几辆吉普车。”
我考虑到冬天在野外打猎，需要保暖，所以补充说：“还借些皮衣皮帽和大头鞋……”
“行！”李聚奎同志爽快地答允，他告诉我：吉普车和皮衣鞋帽等可由总后拨给，至于枪支，最好通过总参谋部向沈阳军区要。
于是，我又分别给罗瑞卿总长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同志打电话及写信。经罗总长同意后，陈锡联同志不仅命军区后勤部拨给我们几挺机枪、一些步枪和子弹，还给了几个探照灯准备安装在吉普车上。这是因为军区的同志对于打黄羊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知道，在夜间打黄羊时，要打开探照灯，黄羊就会睁圆两个眼睛，傻乎乎地盯着探照灯看，不跑也不动，直到被击中。
有了车辆、装备和枪械弹药，我便叫总务司组织打黄羊的队伍。不久，由总务司副司长陈仰山同志带领一支十多人的队伍，开赴东北和内蒙古交界处，打猎三个月，共猎获数千只黄羊。
陈仰山他们用汽车把猎获物陆续拉到沈阳。但是，这么多黄羊怎么运回北京呢？总务司又来找我想办法。我给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同志挂了电话，要了两节车皮，把几千只黄羊全部运到北京。
总务司到内蒙古去请了一些会做皮衣的师傅到北京来，将黄羊皮做成皮夹克，给年老体弱的工作人员每人发一件。给每位病号的家里送半只黄羊，其余的黄羊肉，一部分分给工作人员，大部分放在部内食堂改善集体伙食。
第三件事是捕鱼。说是捕鱼，其实是“抽”鱼。当时某部在天津附近有几个大盐场下马停办。我们得知后，决定将这些已经报废的盐田变成鱼池。经外交部党委同意，筹措了一笔钱将盐田要过来，加以修建。然后组织了一批人来到这渤海之滨，用管口似圆桌那么粗的抽水机，将海水抽到盐田里。有趣的是，正在海岸边觅食的鱼群也连同海水一起被抽了上来，其中有不少二尺来长的大鱼。我们买了网和防水衣靴，到这些由盐田变成的大鱼池里拉网打鱼。一网可拉数千斤，甚至万把斤。我们把鱼运回北京，将一部分鱼卖给商业部门供应市场，其余的鱼就放在食堂供应全部工作人员。
这种情况在多数党政机关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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