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论：小说之美的发展史

小说是指与诗歌、散文、戏曲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小说重在塑造人物、叙述故事，以此来表达作者的社会价值观念。由于小说中的人物数量多少、故事情节长短、相关社会背景的广狭以及小说本身篇幅的大小均不受限制，因此作者可以营造恢宏且波澜壮阔的矛盾关系，这是其他体裁做不到的。

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一书中，其《外物》篇说：“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举着钓竿钓绳，在沟渠之中，只能钓到泥鳅之类的小鱼，要想钓到大鱼是很难的。同样，用修饰琐屑的言论来说明大道理也很难。战国时期的士人喜欢在自己的辩词里杜撰一些小故事来帮助说明大道理，与大道理相比，这些小故事就是“小说”了。小说不能讲大道理是往后很长时间人们的一种共识。“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庄子的话代表了最初人们对小说的基本看法。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曾对小说的社会功能有过评价：“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其中“小道”说的就是后来的小说。孔子认为也可以借鉴其中所讲的道理，只是这些“小道”多来自道听途说罢了，并不正规。因为小说所记之事或太久远、或混乱矛盾，说不清楚，所以以传播大道为己任的士人们不屑去写小说。

到了战国，小说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流派。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其实小说的渊源并非仅仅来自“道听途说”的稗官所记，比如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一类神话传说，以《左传》为代表的一类的史传散文中的英雄事迹，先秦诸子的寓言故事，以及文人笔记中记载的典故轶事，都是后来小说的重要来源。但是来自民间的传说、街头巷尾的话资以及道听途说，可能是小说的主要来源。遗憾的是，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十五家小说，已经散失，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传文学和诸子文学中为我们保存了许多接近小说体裁的短文。史传文学中如《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石碏大义灭亲”等，《战国策》中的“唐睢不辱使命”、“画蛇添足”等，另外，先秦诸子中的很多寓言故事，比如《列子·汤问》中的“愚公移山”、《孟子·公孙丑》中的“揠苗助长”、《庄子·养生》中的“庖丁解牛”、《韩非子》中的“棘刺母猴”、《吕氏春秋》中“打井得人”等等，无论是人物性格的刻画还是情节设计，均不乏小说的关键因素，均可以作小说来读。这些短文对后来小说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史记》作为一部优秀的史传文学作品，在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较之《左传》和《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史记》在人物塑造上更为丰满和立体，故事情节上更为复杂多变，环境气氛的渲染上也更为浓烈铺张。在忠实于历史的原则下，充分利用小说擅长的虚构、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展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像从西楚霸王到乌江自刎的项羽，从贪婪酒色、负债不偿到登上皇帝宝座的刘邦，从一生戎马、功高震主到死无葬身之地的韩信，乃至《刺客列传》中刺秦王的荆轲等，人物刻画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场面描写惊心动魄，其写作手法多为后来的小说家借鉴，为后来小说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艺术经验。

东汉末三国初，是我国小说艺术快速成熟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燕丹子》、《汉武故事》、《越绝书》、《吴越春秋》、《列异传》等，已经近乎标准的小说了。《燕丹子》大概成书于东汉末年，描写的是燕太子旦邀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故事讲述了燕太子旦在秦国为人质，秦王对他无礼，又阻止他回国，燕太子旦回国后收养勇士，意欲谋杀秦王，最后得到侠士荆轲。燕太子旦对荆轲礼遇甚厚，“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荆轲感动至极。经过各种准备，燕太子旦派荆轲与其好友秦舞阳以献地图和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为名，去面见秦王，借机刺杀秦王，最后由于助手秦舞阳胆怯色变以及秦王的机智多谋功亏一篑，荆轲行刺失败。荆轲刺秦王之事，《史记》中有记载，足见不虚，但是在描述此事的手法上，《燕丹子》与《史记》迥然不同。正史记载据实而言少有夸张，作为小说，则多有夸张虚构，比如写燕太子丹要求秦王允许他出秦归国一段，“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太子丹感动了上天，让乌白了头、马生了角，秦王只能将他放还，显然这是荒诞杜撰的，即便民间有此传说，也为正史所不取，而这正是小说家所必需的。太子丹的人物塑造十分成功，除了荆轲本身，此外如秦国叛将樊於期，为了给家人报仇，自然也是为了荆轲刺杀秦王成功，自愿断掉头颅，让荆轲拿着他的首级去接近秦王，以期刺杀成功。“轲曰：‘今愿得将军之首，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轲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雠，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于期起，扼腕执刀曰：‘是于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刭。头坠背后，两目不瞑。太子闻之，自驾驰往，伏于期尸而哭，悲不自胜。良久，无奈何，遂函盛于期首与燕督亢地图以献秦，武阳为副。”樊於期之死，何等壮烈，也使得即将赴秦的荆轲以及送行的人愈加悲壮。“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此后对于荆轲刺秦王的描述更是扣人心弦、惊心动魄。人物性格鲜明、故事层层递进，结局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实际上《燕丹子》已经是一篇很经典的短篇小说了。

《越绝书》为东汉袁康所撰，过去被称作野史。该书记述了吴越两国的一些史事，着重描述了伍子胥、范蠡、文仲等人的活动，民间传说成分较重，富有小说色彩。

《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撰，也是属于野史，该书叙事记吴自太伯至夫差，记越自扶余至勾践，多采轶事传闻，虚构与夸张并用，史料与传奇结合，同样富有强烈的文学色彩。例如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中写“伍子胥奔吴”一事，情境与对白融于一体，是典型的小说艺术手法。“（伍子胥）至江中，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溯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寖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浸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寻之津。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值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曰：‘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

而《史记》中的《伍子胥传》记载此事却十分简单：“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

写史贵在简约，小说则以虚构想象制胜，这也就是正史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该时期的《汉武内传》和《飞燕外传》都是大篇幅写汉武故事的作品，均有着较高的文学艺术成就。

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是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代文化的整体繁荣促进了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尤其是传统史学与诗散文学的发展。从史学上看，前四史中的《三国志》和《后汉书》出现在这一时期，作者也因此“名扬海内”，这就大大激发了士人撰写历史题材作品的兴趣。但是此类正史的局限性是不仅不能更形象地反映历史，而且所反映的主要是帝王将相史，于一般民众的生活少有反映，所以便有人力图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现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同时，由于诗散文学也无法展示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表现更为深刻的社会价值观念，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选择小说这种不受限制的文学形式。另外，这一时期佛道文化的急剧发展也是直接推动小说艺术创作的重要动力。崇信佛教的人都相信彼岸世界和灵魂不死，被杜撰出来的鬼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从“证鬼怪神道而不污”的主观愿望出发，他们假托过去的名人之名，对道听途说的故事，加以想象虚构，这就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其中，志怪的占主流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文化形势决定的。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多是文人随笔记下来的奇人怪事，形式多是野史杂体，由于他们大量地使用了小说的创作手段，自然也就成了小说。直到唐代传奇的出现，小说才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创作转变，但不自觉的小说创作并不影响小说能够表达的思想观念。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小说同样有着一定的思想深度。

《列异传》可能是这一时期最早的志怪小说集，其作者或曰魏文帝或曰晋张华，大致成书于魏晋之交。《列异传》表面上是写鬼写怪，实质上是对当时社会现实以及世俗鬼怪观念的深刻批判。魏末晋初，政治黑暗，九品中正制已经演变成了门阀世族把持国家政治权力的工具，做官需看门第高低，又需结拉关系，否则难以出仕。在《列异传》的《蒋济儿》篇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阳间有人情交易，人死之后去阴间也是如此。蒋济，历经明帝和齐王芳两朝，曾官至太尉，其妻梦见死去的儿子哭泣说：“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孙阿，今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属阿令转我得乐处。”其子希望蒋济去拜访死期将至要去阴间做泰岭太庙的歌者孙阿，让他将来在阴间给自己调换一个好一些的工作。蒋济不信，其子又三番五次地托梦给母亲，并描述了孙阿的相貌。蒋济无奈之下去太庙寻找那个叫孙阿的歌者，果真找到了那个人，而且和儿子梦中描述的长相一模一样，蒋济方才相信了儿子的话，感叹差点辜负了儿子的期望。于是，蒋济找到孙阿，把事情的原委讲给孙阿听。孙阿一听要去当泰山令，虽然要去阴间，但非常高兴，连死都不怕了。“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唯恐济言不信也。”之后，便是权钱交易，孙阿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第二天，孙阿真的死了。一个月后，蒋济的儿子又托梦给她的母亲，说自己已经不做官员出行时的仪仗兵了，调去做官员的秘书了。小说对现实生活中那些要官不要命的人给予了莫大的讽刺，也对权钱交易的丑恶现象做了无情的批判，也对朝中有人好办事的社会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但是这一切，作者于小说之中没有一点主观性的评判，但是读者读来确实深有感触，小说的用意不说自明。

同样是写鬼，《列异传》写的也是与众不同。其中“宋定伯捉鬼”早已是家喻户晓的鬼故事。南阳的宋定伯年少时曾夜行逢鬼，他胆大心细，骗鬼说自己也是鬼，因为都是去宛市赶集，就同意与鬼相互背着走。鬼先背宋定伯，感到他很沉，不像鬼。宋定伯机智地回答说“我是新鬼，所以重”。过河的时候，宋定伯发出了哗啦的水声，鬼认为他不是鬼，宋定伯又机灵地回答说“新死的鬼不习水性”。鬼信了。宋定伯问鬼最怕什么，鬼还实实在在地告诉他：鬼最怕人用唾沫吐他。在别人的笔下都是鬼比人聪明，鬼捉弄人，在《列异传》中是人比鬼聪明。故事往下发展，更是让信鬼信神的人大跌眼镜：宋定伯居然把鬼卖掉了，换成了钱。《列异传》写到：“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百五，乃去。”这篇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故事情节生动曲折，悬念迭起，结尾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宋定伯的机智勇敢在鬼的愚蠢可笑的强烈的对比下，形象鲜明，与众不同。

西晋时，重要的杂体小说有张华的《博物志》、郭璞的《玄中记》、王浮的《神异记》、荀氏的《荀氏灵鬼志》、王嘉的《拾遗记》、葛洪的《西京杂记》和《神仙传》以及干宝的《搜神记》等。

《西京杂记》传为葛洪所撰，书中所记多是西汉王公贵族们的琐事，属于志人小说，但是用笔清秀，善写男女爱情，《司马相如》和《王嫱》两篇即是其中的佳篇。《神仙传》同是葛洪所撰，原书为十卷，《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都有著录，但是原书已佚，今人所见为明毛晋所刊汲古阁本，所录凡84人；另一版本为明何允中《汉魏丛书》本，所录92人。两版本文字大同小异，均为后人辑录而成。《神仙传》多记神仙灵异事迹，即信道之人的许多神迹，旨在宣传神仙之说，属于志人小说，其中《魏伯阳》和《李阿》最为经典。《魏伯阳》讲的是吴人魏伯阳与其弟子入山做神丹，神丹做成之后，魏伯阳知道弟子俗心未尽，决定试探他们一下。他将神丹喂狗，狗吃了以后死了。自己又当着弟子的面把神丹吃下去，自己也倒地而亡。其中一位弟子坚决相信师父的话，跟着吃下了神丹，也倒地而亡。剩余的两位弟子认为吃神丹是为了长生不老，如今吃神丹不能长生反而速死，那还吃它干吗？如若不吃，还能在世间多待几年，于是就放弃吃神丹转而下山去为师父和师兄弟找棺材去了。二人走后，奇迹发生了，魏伯阳即起，将所服神丹放入弟子及白犬口中，弟子及白犬都活了过来，他们准备一起仙去。此时恰逢有人入山伐木，魏伯阳乃作书托人寄谢二弟子，二人方乃懊悔不已。信师傅的，跟随师父一道得道升天了；不信师父的，差一步没能得道升天，悔恨终生。魏伯阳是在宣传道术的神迹，同时也是在有意的宣传“心诚则灵”的宗教理论。

干宝的《搜神记》是西晋时期最重要的杂体小说集。干宝写《搜神记》是为了说明“发明神道之不诬”，宣扬的虽然多是宗教迷信，但是由于不少故事来自民间，故为我们保留了很多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搜神记》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水平，对后世的小说和戏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搜神记》中最感人的一篇是《韩凭妻》。战国康王时有一青年叫韩凭，娶妻何氏，何氏貌美，被昏君康王霸占，还将韩凭罚为城旦。何氏思念韩凭，托人捎信给韩凭，诉说自己的思念之情，并暗示自己会以死抗争。韩凭看后因绝望而自杀。何氏暗中腐蚀了自己的衣服，在与康王登上巡礼台观兵时，从观礼台上纵身跳下，康王左右抓其衣服，无奈衣服已经腐蚀，抓将不住，何氏摔死。康王在衣袋中发现了何氏的遗书，遗书中恳求康王能将她与韩凭合葬。康王妒忌韩凭夫妇的爱情，故意将两人的坟墓分开，并使两座坟墓相望而不相连，并蔑视地说：“若你们夫妇还是那么相爱，有本事自己将两个坟冢合在起来。”于是，奇迹出现了。“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韩凭夫妇的爱情感动了上天，相爱的人活着不能在一起，死了又不能合葬，他们的爱情终于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相拥在一起；变成了一对鸳鸯，厮守在一起。韩凭夫妇用他们不朽的爱情对抗封建统治者的权力淫威。

《搜神记》中最壮烈的一篇是《三王墓》。楚国的干将夫妇为楚王铸造雌雄二剑，三年然后成，楚王怒，要杀干将。干将将其中雄剑藏在了南山生着松树的石头后面，并嘱咐怀孕的妻子莫邪，若生男就告诉他藏剑的地方，让儿子为自己报仇。果然，楚王借口干将只贡献了雌剑而没有交出另一把剑，将干将杀害。后来，莫邪生子赤比，赤比找到了雄剑并誓言为父报仇。楚王听说后悬赏千金买赤比的人头，赤比被迫逃入山中，却碰上了素不相识的侠客。侠客知道赤比的身世后，愿意帮助他报杀父之仇。但是侠客提出要用赤比的头颅和剑，“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之后，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坠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坠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之后，人们“乃分其汤肉葬之”，名为“三王墓”。《三王墓》成功地塑造了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匡扶正义的侠客形象，感人至深。

《搜神记》中最让人悲愤的一篇是《老狐》。门阀氏族利用自己的血缘关系把持政权，嫉贤妒能，晋惠帝时的司空张华即为这类人物的代表。当时在燕昭王的墓前，有一只成精的狐狸变成了一介书生，要拜见张华。斑狐咨询墓前已经成精的华表，华表认为张华才高气粗，不好接近甚至会自取其辱，更严重的是怕是易去难归。但是斑狐还是坚持前去拜访张华。双方见面后，张华见斑狐懂三史、包十圣、贯三才，无不知晓，认为天下不会有如此才分的少年，斑狐不是鬼魅就是狐狸。于是张华故意挽留，暗中严加防守。斑狐虽屡次要求回家，但是张华不答，反而防守更严，并找来丰城令雷焕帮他辨别斑狐的真实身份。雷焕用猎犬冲着斑狐狂叫，斑狐不仅面无畏色，而且慨然陈词：“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千试万虑，岂能为患乎？”张华更加气愤，决定取来燕昭王墓前的万年华表木，以对斑狐“照之”，以求“形立见”。于是张华便差人去砍华表木。华表木感叹斑狐不听自己的劝告，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还给别人招来了杀身之祸。最后华表木被砍伐，其木血流不止。张华焚烧华表木，用以照射斑狐，斑狐被现了狐狸的原型。张华希望一千年也不要有这样聪明斑狐出现，于是就将斑狐活生生地煮死了。其实斑狐就是一位满腹经纶、好学上进、希望有所作为的庶族地主的缩影。《老狐》对当时扼杀人才的门阀世族制度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搜神记》中最英雄的一篇是《李寄》。封建社会本来就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你懦弱，他就强硬，你强硬他就后退。比如东越闽中一个叫庸岭的地方，其西北山谷中有条大蛇，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向它贡献女童一名让它吃，否则它就会祸害当地的百姓。几年下来，大蛇已经吃掉了九个女孩。又到了向大蛇贡献的时候了，地方官到处找合适的女孩结果没找到。正碰上乐县李诞家有6个女孩，最幼的叫李寄，李寄不听父母的劝告，认为自己是个女孩，长大了也不能供养自己的父母，活着也没有多少意义，不如卖了自己换点钱帮助父母。李寄偷偷地跑出去，把自己卖给了政府，由政府拿她去喂蛇。其实李寄早已胸有成竹，她做好了充分准备，决定借此杀死那条已经背负了九条人命的大蛇。小说往下写李寄斩杀大蛇的过程，步步惊心。“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一介弱女子，打败了一条让多少人恐惧不安的残暴的大蛇，完成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不仅仅因为李寄勇敢多智，而本来这条大蛇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只是过去那些被吃掉的女孩没有李寄勇敢，才使得大蛇一而再、再而三地残害生灵。所以，当李寄进了蛇穴，将9个女孩子的骷髅拿出来时，感叹道：“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当大家还在面对这场惊天动地的人蛇大战目瞪口呆的时候，英雄的李寄“缓步而归”。“缓步而归”四个字将李寄从容不迫、镇定自若、浑身正义、威严豪迈的英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小说有着巨大的艺术冲击力，让李寄的高大形象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脑海之中。这也正是诗歌、散文做不到而小说又特别擅长的艺术表现手段。

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集有刘义庆的《幽冥录》和《世说新语》、殷芸的《殷芸小说》、吴均的《续齐谐记》、王琰的《冥祥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冤魂记》等。《世说新语》原本是八卷，今存只有三卷，是宋人晏殊拾纂而成，内容分36门，记汉末至东晋的逸闻轶事，属志人小说，可以由此管窥这一时期的士流思想及生活风貌。其中《魏武三则》写出了曹操的阴险足智；而《过江诸人》描写的是东晋宰相王导善于逢场作戏；《刘伶》一篇则把一个嗜酒如命的刘伶刻画的既入木三分又体态可掬。《交斩美人》、《石崇厕》以及《王恺》，对以石崇、王恺为代表的门阀世族的腐朽生活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体现了小说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殷芸小说》认为鬼怪是存在的，又认为鬼怪都是自私的，并对人具有侵略性，而人类又似乎对他们无可奈何，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人怪相争，失败的多是人而非怪，表现了作者既痛恨鬼怪又拿鬼怪没办法的矛盾心理。《冥祥记》所记多是善恶报应的故事，旨在劝人崇信佛教，应是一部自神其教的小说集，其中《赵泰》一篇最典型。故事写的是晋人赵泰，因心脏病猝死，刚死，便被人带入地狱。在地狱，他看到很多人在惨遭针舌、杖击、火烧、蒸煮、碎尸等酷刑。后又被引入一处叫“开光大吉”的大殿，此处却是珍宝周饰，精光耀眼。有一位神人在讲经，众多沙门在听讲修行。七天之中，若修行有果，便可以脱离地狱，投胎成人。出了“开光大吉”大殿便是受变形城，人人都要在这里接受审判，杀生的，在这里要变成浮游，朝生暮死；劫盗的，在这里要变成猪牛马，受人宰割；淫乱的，在这里要变成鹤獐鹜麋等；欠债的，还要变成驴马骡，被小鬼役使。受变形城城主告诉赵泰，只有生前信佛奉法的弟子，在这里才能得到快乐的生活，没有惩罚。赵泰生前未有恶行，现在只是假死，尚有30年的生命，故被送出受变形城，再还人间。临别之时，城主对他说：“已见地狱罪报如是，当告世人，皆令做善。善恶随人，其犹影响，可不慎乎？”赵泰终于返回了人间，他把在地狱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并展示给人们看，还命令子孙改意奉法，课劝精进。当时的人知道赵泰死而复生，各欠罪福，都前来拜访他，其中有很多的社会名流，他们听了赵泰的经历后，都很害怕，最后都信了佛教，遵经守法。《洛阳伽蓝记》虽是一部专门记述北魏佛寺建筑的历史著作，对北魏时期的政治、人物、地理以及风俗传说多有涉及但也运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记载其中的轶闻典故。作者文笔华丽，所写人物都极有个性，小说气息很浓。

此外，尚有颜之推的《冤魂记》，又叫做《还冤志》，所记几乎全是因果报应之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其中《徐铁臼》一篇写的极为逼真精彩。宋时东海徐甲，前妻生有男孩铁臼，许氏亡后，徐甲又娶陈氏，并产有一子。陈氏妒恨铁臼，给其子取名叫铁杵，欲要其子捣死铁臼。陈氏对铁臼饥不给食，寒不给衣，最后帮助铁杵将16岁的铁臼活活打死。铁臼死后月余，变作了厉鬼返回家中，跳到陈氏的床上，诉说自己无罪却被陈氏夺去了生命，今天就是带着阴曹地府的命令来取铁杵的性命的。回去的日期已定，铁臼说这段时间我就坐在你的床上了。之后，陈氏无奈，只得下跪扇自己的耳光，还送上好吃的祭奠铁臼。铁臼根本不领陈氏的情，并大声喝道：“不许如此，饿死我，岂是一餐所能酬谢！”夜里，陈氏私下谈论铁臼，被铁臼听见了，铁臼又大声呵斥道：“何敢道我，今当断汝屋栋！”于是陈氏就听见锯木声，木屑也从房梁上落下来。然后就是房梁折断的声音。全家人吓得跑出屋去，点上灯照着看，却什么动静也没有了，与往常一样。全家回到屋，一会儿铁臼又大骂起铁杵：“汝铁杀我，安坐宅上，以为快也？当烧汝屋！”于是，就有火着起来，火越烧越大，屋里的人吓得狼狈逃窜，不一会，火自动熄灭了，屋子里也没看出和往常不一样。鬼不仅天天在陈氏的屋子里骂大街，还时不时地唱歌：“桃李花，严霜落奈何！桃李花，严霜落早已！”声音非常悲痛，似乎是铁臼在自叹自己年轻轻就被害而没有长大成人。不久之后，6岁的铁杵生病不治，而且屡遭鬼打，身上有多处青淤，一个月后就死了。铁臼的鬼魂随之也就消失了。一个厉鬼，怒从怨生，恨从悲起，疯狂地对害死他的陈氏进行精神折磨，最后夺走了铁杵的性命，报仇雪恨。故事旨在宣传因果报应，同时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执意复仇、敢同邪恶一决生死的英雄汉的形象。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虽然多由野史、笔记、杂记而产生，并非是小说的主动创作，但作品已属小说的范畴。隋唐五代是小说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潮。小说内容由原来的志怪为主转变成了志人为主。因晚唐裴铏所著《传奇》一书，宋代以后的人遂概称唐代的小说为传奇。唐代的传奇创作空前繁荣，其原因是唐代的城市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城市市民文化的高度发展。唐贞观以后，国内外贸易大增，城市手工业发达，城市经济高度繁荣。京城长安、扬州、广陵、广州等，都是商贾云集市民众多，尤其是长安。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达百万之众，并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丰富的社会活动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主题与素材，同时，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丰富性、娱乐性的追求也对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较之诗歌、散文更为通俗而且娱乐性更强的小说创作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力。小说取材于市民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市民生活。唐代传奇小说在当时称为“说话”，也即讲故事，很多民间艺人的“说话”很受欢迎，说话不仅可以帮助市民们解闷，市民们还可以从艺人的说话中得到情操的陶冶。因为“说话”多取材于古今中外的好人好事，有着强烈的抑恶扬善的思想意识在里面。出于同样的目的，因佛教盛行，许多佛教徒也利用这种通俗的艺术形式来讲解佛经故事，宣传佛法，这些被称为“变文”，其实就是传奇小说，只是比因“说话”而成文的小说虚构的成分要大得多而已。借用传统文学长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艺术成果和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经验，唐代传奇不仅篇幅长，所叙述的故事情节更为复杂，而且描写的更细致，包含了后期文学创作使用的全部艺术手段。

唐代的传奇小说发展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唐初与盛唐是由六朝志怪到成熟的唐传奇之间的过渡期，作品少，佳作也少。唐初的传奇代表作是《古镜记》、《白猿》。《古镜记》的作者是王度。王度在隋朝大业初年任御史，后为著作郎，曾奉诏撰修北周国史。《古镜记》中王度记述他从一名叫侯生的人那里得到了一面镜子，据说那面镜子出自黄帝之手，能辟邪镇妖，还能帮人祛除病魔。王度住在长乐城程雄家时，将其家中的婢女用古镜照出了老狸的原形，后又在芮城县府院中照死了大枣树里的蛇精。当时芮城一代闹瘟疫，生病的人被古镜一照，就会痊愈。王度命令属下带上古镜到百姓家巡视，很快就消灭了当地的瘟疫。但是古镜也托梦给王度属下叫张子驹的人，说自己因为救人已经感到很疲倦了。后来，王度的弟弟王决心去游历山河，并要带上王度的古镜。王一路上也用古镜照出了很多想害人的妖怪的原形，也用古镜救活了很多被妖精附体而病入膏肓的病人。当时天下大乱，古镜知道自己也无力拯救这个世界，而且已经感到十分疲惫。古镜在王的梦中敦促他回家，要与待他很好的王度作别，准备离开人间而远去。王带着古镜赶回了家乡，将古镜交给了王度。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放置古镜的木匣子发出了痛苦的呜咽之声，那声音由远而近，由小而大，最后如龙咆虎哮，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当再打开木匣子看时，古镜已经消失了。在《古镜记》中，古镜是一种正义与力量的象征，也是王度及弟携带古镜斩妖除魔的一段斗争历程。所以看上去，《古镜记》是志人而非志怪。

中唐是传奇小说创作的黄金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例如《离魂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冯燕传》、《霍小玉传》、《李娃传》、《柳氏传》、《柳毅传》、《莺莺传》、《无双传》、《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虬髯客传》等。短篇小说集则有《玄怪录》、《河东记》、《博异志》、《集异记》等。在这些作品中，描写男女爱情的居多，例如陈玄祐的《离魂记》。王宙喜欢上了自己的表妹倩娘，但是舅父张镒将倩娘许配给了一位幕僚。倩娘闻而抑郁，王宙也悲愤地请辞赴京，但是就在王宙乘船北上途中，倩娘徒步顺岸追来。王宙随即藏起倩娘，二人连夜逃至蜀地。他们在蜀地生活了五年，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因为倩娘思念父母，二人又回到了衡州。王宙先去张镒家诉说其事，张镒大吃一惊，说自己的女儿五年以来一直病在闺中，没有出过门。张镒派人到船中查看，发现王宙的妻子就是倩娘，还向来人询问家人情况。就在张镒与家人十分惊奇之际，“室中女闻，喜而起，饰装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离魂记》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歌颂了王宙和倩娘的爱情故事。在中唐的传奇中，以这种手法描写爱情故事的还有《柳毅传》。《柳毅传》的作者是李朝威，讲述的是刘毅仗义为半人半神的龙女传递消息，最终两心相悦的刘毅和小龙女成了眷属的故事。元明清时，有人不时地据此演绎成戏曲杂剧，影响很大。刘毅爱小龙女却又不为洞庭君的蛮横所折腰；小龙女为了报答刘毅的搭救之恩，费尽周折最后嫁与刘毅。男女主人公性格鲜明，故事曲折感人。在中唐的爱情小说中，以喜剧结尾的还有《任氏传》和《李娃传》。在唐代的传奇中最为感人的当属《李娃传》。天宝年间，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小公子背负着父亲的莫大希望前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暂住在布政里，几天后在去拜访一位朋友途中，经过鸣珂曲，无意中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姑娘，顿生爱慕之情。后来经打听才知道她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李娃。小公子甘心花掉一百万也要结识李娃。后来，小公子借租住房子的名义，在李娃家的院子里住了下来，并和李娃互道自邂逅之后彼此怀念的心情。李娃的母亲也认了这位相貌英俊又有钱财的公子哥为女婿。二人很快住在了一起。从此，小公子和京城中的优伶及社会名流聚会玩乐，夜夜与李娃尽情欢愉，全把进京赶考的事儿放在了脑后，而且，袋子里的钱也很快用光了。为了维持这种生活，他又卖掉了马匹、车辆和家僮，变成了一个穷光蛋。李娃的母亲对他越来越冷淡，只有李娃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没想到的是，几天以后，李娃的母亲胁迫李娃用计将小公子骗出门去，等小公子回到李娃家的时候，却发现人去楼空，不仅大门紧闭，而且还用泥巴封了起来。小公子向邻居打听，才知道这根本就不是李娃的家，是她母亲租的院子，租期已满，人都搬走了两天了。小公子不能理解，而且愤怒至极，但是只能回到布政里旧宅住下，一夜没有合眼，三天没有进食，然后就病倒了。旧宅的主人怕他死在自己的家里，就把他搬到了办丧事的店铺里去，店铺的人可怜他，给他喂水喂饭，他才慢慢地好起来。于是，他就在店铺里帮人家记账、干杂活，每当听到有死者的家属唱挽歌，他就情不自禁，自叹自己还不如死了的人，还跟着唱起了挽歌。小公子很聪明，无意之中挽歌唱得越来越好，好到全长安城没人能与他相比。后来，长安城中东西两家的店铺搞促销，比试谁家的丧事用具好，谁家的挽歌唱得好。东店铺里的老板，花了两万钱雇佣小公子替他出场唱挽歌。结果是小公子打败了西店铺请来的大胡子歌者。只见他整整衣服、清清喉咙，唱的是“韮露”，唱得周围林木都同时颤抖起来。挽歌还没唱完，听歌的人都哭得一塌糊涂了。没想到的是，碰巧小公子的父亲作为一个地方官来京城向朝廷进行一年一度的“入计”，也想看看比赛。他家的老仆人居然认出了小公子。他的父亲不胜其忿，骂他堕落到这个样子有辱家门，剥掉他的衣服，把他打得皮开肉绽。小公子昏死过去，他的父亲也愤然离去。东店铺的师傅找人用床褥子把小公子的尸体包裹起来抬到河边，准备把他埋葬了，不料发现公子还有一丝气息，又把他抬回了店铺，用芦苇给他喂水。小公子一天之后才醒过来，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他的身上多处伤口开始溃烂，很脏。人们开始讨厌他，最后把他丢弃在了路边。过路的人可怜他，常丢些东西给他吃。三个月后，才勉强拄着棍子站起来，从此他穿着满是补丁的棉袄，手持一个破罐子，走在大街小巷，以乞讨为生。有一年的冬天，天下起了大雪，好多人家都大门紧闭，公子没讨到饭，饿极了，就冲着一家半开着门的人家大喊：“饿死了，饿死了！”声音凄惨。正巧这家人家是李娃家。李娃听出是小公子的声音，赶快将他接到屋里，抱住小公子，用绣花的短袄把他包裹起来，扶他到西厢房，失声痛哭。李娃埋怨自己，说都是自己的错。李娃的母亲坚持赶小公子出门，李娃十分坚定地加以拒绝，对她说：“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之后，李娃向母亲支付了一大笔赎金后赎出了自己，然后在不远处租了个空院子，照顾公子，给他洗了澡，做了新衣服。经过几个月的悉心照顾，小公子恢复了原来的容颜。李娃对小公子说：“体已康矣，志已壮矣。渊思寂虑，默想曩昔之艺业，可温习乎？”小公子思之曰：“十得二三耳。”于是李娃又叫上车子带小公子去书市买书，“令生拣而市之，计费百金，尽载以归。因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矻矻。”而李娃总是陪坐在小公子的身边，直到深夜才睡。两年之后，小公子再次应考，而且中了甲科，名声传遍了京城，文学前辈看了他的文章赞叹不已。权贵之家总想把女儿嫁给他，瞅着没有机会。李娃告诉他不要满足现状，要不断地进取才能有结交更多的社会名流的机会，在名利场上称雄。所以，小公子又积极努力参加了科举考试的大比，小公子在直言极谏科中得了第一，被授予成都府参军。三公以下的官员，都成了他的朋友。当小公子将要赴任的时候，李娃却对他说：“如今恢复了您的本来面目，我也不再有负于你了，我愿意用自己的余年，回去赡养我的老妈妈。你应当娶高门大户的女儿结婚，让她主持你的家政。你自己要自珍自爱，我从此就要离开你了。”公子说：“你若离开我，我就自杀而死。”而李娃却坚持不从。公子苦苦哀求，李娃才答应只能送他到剑门。刚到剑门，就接到时任剑南采访使的荥阳公的任命书，任命小公子为成都尹。待公子将名片递给荥阳公，荥阳公这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自己认为已经死去的儿子。公子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荥阳公问李娃在哪里？公子说：“她送我到这里，我正打算让她回去。”父亲说：“不能这样。”于是满怀惭愧地接受了这位儿媳妇，在剑门租了一间房子，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李娃遵守妇道，治家有方，很受公婆的喜爱。几年以后，公婆去世，李娃和小公子在父母的坟前庐墓守孝。他们住的草庐边长满了灵芝。后来小公子十年当中，做过好几个郡的长官，李娃还被皇帝赏封为汧国夫人。他为小公子生了四个儿子，也都做了大官。京城内外的王族没有能比得过他们的。《李娃传》的作者在故事的最后，慨然写道：“嗟乎，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

与《李娃传》不同的是另一类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例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大历年间有位书生叫李益，20岁考中进士，次年参加拔萃考试。李益出身高门，风流才情，希望得一佳偶，便借在京城逗留之际，寻访名妓，但是未能如愿，于是便委托媒婆鲍十一姐为他寻找。鲍十一姐收了李益的钱财，自然很努力地帮忙。由鲍十一姐牵线，李益认识了霍王的小女儿小玉。由于小玉的母亲是霍王的婢女，所以众兄弟姊妹嫌弃她，将她逼出了霍王府，霍小玉改姓郑氏。霍小玉天性聪慧，知书达理，样样精通，资质艳美，也想嫁个上进的好郎君。李益在见霍小玉之前精心打扮，非常高兴，一夜无眠，见到霍小玉时更是喜出望外。霍小玉一出场，在李益的眼里便是满堂生辉，光彩照人，再一唱歌，更是曲调惊奇，似若天音。等二人轻解罗裳，更让李益认为连宋玉提到的巫山女神、曹植遇到的洛水女神也比不过她。欢乐之后，霍小玉担心由于门第不同，李益会最终抛弃她。李益则取霍小玉的三尺白绢写下盟誓，表示即使粉身碎骨也不会抛弃她，还让霍小玉将白绢藏于珍宝箱内。这样过了两年，李益被授予郑县主簿，在离京赴官之前，霍小玉担心李益会在家乡寻访门当户对者成亲，过去双方的盟誓成为空谈，提出李益娶她为妻，给她8年的时间，到了30岁，将自己一辈子的欢爱在这8年之中享受完毕，然后，李益再去另寻门当户对者结婚生子，自己则剃度为尼，了却一生。李益非常感动，答应一到华州就派人来接她。可是，李益上任才几天，清河卢氏是当时的高门大户，太夫人就替他和表妹卢氏定亲。李益要娶卢氏，也是要花大钱的。李益家境一般，只得四处借钱。李益觉得无法回应霍小玉，就什么消息也不给她，希望她忘记过去那段感情。但是霍小玉因为爱上了李益，屡次托人打听李益的消息，均无回音，自己的积蓄也为此花光了，连自己心爱的紫玉钗也当掉了。而李益凑足了钱之后，便在郑县和卢氏成了亲，然后迁到京城，找了处幽静的地方住了下来，不让人知道。但是李益的好友崔允明将此事告诉了霍小玉。霍小玉千方百计的叫李益去她家，李益就是躲避不见。霍小玉受到打击，病情越来越重，倒床不起。而李益却在阳春之日与一帮友人出去春游，吟诗作画，无限浪漫。李益的好友韦夏卿当面责怪李益对不起霍小玉。之后更有一位自称老家是山东的豪士，骗李益到自己的府上一玩，说那里既有美女又有骏马。李益一行欣然前往，不料经过霍小玉住的胜业坊时，豪士将李益强行推进了霍小玉的宅中。本来久病在床的霍小玉连起床都需要别人搀扶，当一听到李益来了，飞快地爬起来，换好衣服，去见李益。她面对李益，含泪怒视，周围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山东豪士叫人送来了酒菜，摆上桌子，大家一起坐下来。霍小玉转过身来，斜看着李益好久，随即举起一杯酒，浇在地上，说：“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霍小玉左手揽住李益的胳膊，右手将杯子摔在地上，高声恸哭几声然后气绝身亡。霍小玉的母亲将霍小玉放在李益的怀里，让他呼唤她，可是，霍小玉再也没有醒过来。后来李益与卢氏家不断地有怪事发生，导致李益对卢氏产生怀疑，最后两人离了婚。李益又再娶，仍然是不断地有怪事发生，搞得李益疑心重重，最终导致婚姻破裂。李益出身世族大家，又少年得志，依据当时的风俗，多喜欢结交妓女名媛，但是他想要取其为妻则为当时的门阀婚姻规则所不允许，也就是说李益结识霍小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和她结婚。为了达到占有霍小玉的目的，李益的甜言蜜语也无所谓就是信口开河而已，而霍小玉却当了真，最后是李益欺骗了霍小玉而另与望族卢氏成婚。后来有黄衫豪士打抱不平，挟持李益与霍小玉相见，让霍小玉在临死前痛斥李益忘恩负义的鄙劣行为。霍小玉的控诉和死，不仅是对李益个人的血泪控诉，也是对当时门阀士族婚姻制度的控诉。因为李益的自私和负心是这一制度的必然产物，霍小玉的悲惨结局是门阀士族制度制造的人间悲剧。(www.xing528.com)

中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另一个主题是揭露官宦沉浮的，例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枕中记》的作者是沈既济，沈既济博采经学，有学问，德宗时曾官至左拾遗。贞元中，他因言获罪，被贬为处州参军，对仕途中的人情炎凉有着切身的体会。《枕中记》写的是开元年间，有一年轻的卢生自认为应建功树名，出将入相，结果年过三十，犹勤田亩，时逢道者吕翁，给了他一个枕头，让卢生枕着，一会儿，卢生便进入了梦乡。梦中的卢生娶了清河崔氏的女儿，次年又中了进士，官职也从校书郎渐次升为陕州刺史。卢生在当地开河挖渠，深受百姓的赞扬，后神武皇帝又命令他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奉命大破戎虏，为国家开地九百余里，然后回朝做了吏部侍郎。因为他人气旺，为当时的宰相所嫉妒，被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后回朝，官至宰相，有政绩，号为贤相。但是很快又遭到同列的诬陷，被打入大牢。卢生对自己的妻子说：“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要拔刀自刎，被妻子救了下来，后因朝中有人相救，才幸免于难。几年后，皇帝知道了他的冤屈，再起用他为中书令，封赵国公，其子孙也升官封侯。五十余年，崇盛赫奕，一时没人可比。卢生“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来年老，屡乞骸骨，皇帝不许。反复祈求，也未获得同意，以至于病死于朝中未能叶落归根。……一个时辰之后，卢生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还是躺在原来的地方，身边坐着的还是吕翁，而主人蒸的黄粱还没有熟。卢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卢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中唐时期的传奇小说的另一类主题是仗义行侠、助弱抗暴，其代表作是杜光庭所著的《虬髯客传》。与薛调的《无双传》一样，《虬髯客传》的虬髯客赤髯如虬，本有争夺天下之志，见李世民气宇不凡，知不能匹敌，遂倾其家财资助李靖，以辅佐李世民成就功业。《无双传》中的塞鸿、古生用苦肉计将无双从古押衙中解救出来，最成全了王仙客与无双的爱情。为了保守无双死而复生的秘密，侠士古生先杀塞鸿，然后又自杀，才让无双和王仙客白头到老，男女成群。小说歌颂了王仙客与无双的忠贞爱情。

此外尚有李功佐的《谢小娥传》。谢小娥14岁时就嫁给了历阳侠士段居贞。同年其父与夫在做买卖的船中被杀，谢小娥在得知仇人是申兰、申春时，她女扮男装，隐姓埋名，到浔阳郡申兰家做了“男佣”，并在申兰家看到了自家那些被抢劫的财物。申兰最终趁机杀了申兰、申春二凶及其党羽十余人。谢小娥为父与夫报仇之后，回到了家乡，乡里的好多豪族争相娶她为妻，谢小娥誓不嫁人，最后剪发披褐，去牛头山做了尼姑，并以小娥为法号，表明自己不忘其本。谢小娥的事迹在《新唐书·列女传》中有记载，可以断定并非虚构，但是《谢小娥传》在具体故事情节的描写中，显然又有着夸张虚构的成分，这样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又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机智、沉着、勇敢，有血有肉的巾帼英雄的形象。作者在小说中虽然强调谢小娥是贞妇孝女，但是和封建社会其他作者笔下的贞妇孝女显著不同。

晚唐及五代，传奇小说的创作日趋平淡，单篇小说很少，短篇小说集居多，其中裴铏的《传奇》影响最大。有学者认为《传奇》是裴铏参加科举考试前投献给高骈用于“行卷”的。《传奇》现存三十余篇，小说内容涉猎甚广，其中写人与鬼妖婚恋的最多。人与鬼妖相恋是小说中永恒的主题，作者总喜欢用鬼妖的善良美丽来拷问现实生活中的丑恶和残暴。传奇小说除了《传奇》之外，还有皇甫枚的《三水小牍》、冯翊子的《桂苑丛谈》、张读的《宣室志》以及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该时期属于志人小说的较少，刘肃的《大唐新语》算是影响最大的。《大唐新语》模仿《世说新语》，记事起于武德初年，迄于大历末年，分匡赞、规谏等30余门，记载了这段漫长的历史之中政治要人的传闻轶事，既可将其看做是旧唐书之外的野史，又可作为小说阅读，所讲其人其事难论真假，但是叙述手段不乏夸张，有着浓重的文学色彩。

降至宋元，由于文言小说在娱乐活动中不如白话故事易用，文人们的文言小说创作热情在减弱，故宋元时期的文言小说，尤其是单篇的小说创作较少，而且，作品大多远离实际，并热衷于历史题材。影响较大的有《杨太真外传》、《绿珠传》、《李师师传》等。

《杨太真外传》的作者乐史，是仁宗时的太常博士，著有《太平寰宇记》等重要地理著作。历史上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迹写故事的并非少数，但是《杨太真外传》写得更显大气，矛盾纠葛更复杂，历史背景更广阔。《杨太真外传》与其他类似小说不同的是对当下宫廷的腐朽生活、杨国忠的擅权误国、安史之乱、杨氏集团的被铲除，以及对这一时期大唐帝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缘由都有着艺术化的展现与探究。在写玄宗和杨贵妃的个人感情一事上，作者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对玄宗真心喜欢杨贵妃，小说有着简练而生动的描述。因为杨贵妃任性忤旨，被玄宗强行逐出宫中送回杨府，唐玄宗由此心情低落，看谁都不顺眼，“上思之不食，举动发怒……上无聊，中官趋过者，或笞打之，至有惊怖而亡者”。在这里，唐玄宗没有任何语言的表达，一个简单的动作，刻画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因暂时分手而十分郁闷暴躁的心态。实际上，每次短暂的分手不仅没有疏远二人的关系，反而更加增添了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马嵬驿杨贵妃被杀后，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更是真挚动人，在一路去四川的途中，不管是见景还是见物，玄宗都会触之生情，泪流满面。虽然作者诉说的是玄宗和杨贵妃的二人世界，但是因为玄宗迷恋贵妃而荒于朝政，最后让奸臣当国，最后导致安史之乱，山河破碎，作者还是在小说的结尾，从以资政治的角度进行了有力地评点：“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误，贻天下之羞。所以安禄山之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贵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

《绿珠传》写的是才貌双全的绿珠得到了石崇的宠爱，石崇与绿珠在一起吟诗作画，颇为知己。后来赵王伦知道了绿珠，命令其手下人孙秀带人去石崇处索要绿珠，遭到石崇断然拒绝，孙秀便唆使赵王伦派兵去石崇处抢夺绿珠。绿珠不愿意落入赵王伦之手，也是抱着对石崇忠贞不二的坚定信念，表示“愿效死于君前”，石崇制止不迭，绿珠跳楼而亡，石崇随之也被赵王伦杀死于东市。历史上历来有女人是祸水之说，《绿珠传》的作者是想通过绿珠的故事说明石崇之死也是缘于绿珠，但是同时又强调石崇之死，也不仅仅是缘于绿珠。石崇杀商贾、斩美人、腐朽无比，也为自己最终死于非命埋下了伏笔。所谓“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没到，绿珠的出现只是加快了石崇的死亡而已。但是，小说也不自觉地歌颂了石崇与绿珠的爱情。历史上不乏士为知己者死，更不乏女为悦己者死，绿珠便是一例。

《李师师外传》，是少有的取材于当朝的传奇小说，写的是宋徽宗和汴京名妓李师师的爱情故事。李师师自幼父母双亡，被娼妓李姥姥收养，长大后色艺绝伦，名冠坊曲。宋徽宗内押班首领张迪常混迹于诸坊曲，知李师师之名，乘宋徽宗不理朝政、耽于声色之际，领宋徽宗私访李姥姥家，以窥见李师师的绝世容颜。小说写李师师出场，足足占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李姥姥先是领宋徽宗在堂户等待，宋徽宗“延伫以待”，后又移至小轩，宋徽宗“翛然兀坐”，也未见李师师出侍，后又转至后堂，与李姥姥“款语移时”，还是未见李师师的影子。迫不及待的宋徽宗质疑李姥姥，李姥姥却又让宋徽宗洗澡，说李师师爱干净。宋徽宗不得已又随李姥姥到浴室洗澡，然后去后堂等待，但是还是没有见到李师师的影子。后又被引至一房屋内，灯光明亮，又待了良久，才见李师师姗姗而来。李师师虽然“淡妆不施粉黛，衣素绢，无艳服”，但“新浴方罢，娇艳如出水芙蓉”。李师师虽然知道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很有钱的赵姓商人，纵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见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为礼。姥与帝耳语曰：‘儿性颇愎，勿怪。’帝于灯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韵，闪烁惊眸。问其年，不答，复强之，乃迁至于他所。姥复附帝耳曰：‘儿性好静坐，唐突勿罪。’遂为下帷而出。”尔后，李师师才“乃起，解玄绢褐袄，衣轻绨，卷右袂，援壁间琴，隐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轻拢漫捻，流韵淡远”。宋徽宗“不觉为之倾耳，遂忘倦”。之后，宋徽宗多次微服镇安坊私会李师师，并多次将大量钱物赐给镇安坊。因皇后反对他与李师师来往，宋徽宗私下修了一条自离宫直接到达镇安坊的潜道，以方便会面李师师。宋徽宗完全被李师师的气质所吸引。就是这样一个李师师，当金人挑战河北，河北军情告急时，她将自己过去所得的全部赏钱悉数捐给了国家做军饷，并弃家为尼。金人主帅闼懒得知李师师之名，欲强行占有，但是寻找不得，汉人张邦昌却暗中绑架李师师，并将她送至金营。面对卖国求荣的张邦昌，李师师破口大骂，自寻短剑而死。李师师之死，不仅死于对一个人的感情追求，更与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关；不仅足以让张邦昌之流蒙羞，也应该让奢侈无度卒招北辕之祸的宋徽宗无地自容。所以当宋徽宗在北国收到李师师死讯的时候，“犹不自禁其涕泣之汍澜也”。

宋代还出现了前代小说的汇编之作，如《太平广记》、《夷坚志》、《琇萤集》、《东山笔林》、《绿窗新话》、《青琐高议》等，这六部小说集也成为小说家说话题材的重要来源。《琇萤集》和《东山笔林》遗失，其余几部尚存。这些小说集为我们保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传奇小说，例如《夷坚志》中的《侠妇人》、《蓝姐》等；《青琐高议》中的《王幼玉记》、《李莺莺》等，都值得一读。

唐代传奇小说发展至宋代，分成了两条道：一条是作为文言小说的形式，继续往前发展，但是形势是江河日下；一条是话本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宋元时期不仅唐代的坊市界限被打破，晚间店铺打烊和市民日落前需归家的规定也被取消，市民的夜生活时间延长，而且越来越丰富。“瓦肆”里的看客对唐代的“说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代的传奇小说便发展成了唐代的“话本”小说。“话本”是“说话”艺术表演所用的底本，宋代“话本”完全刻意于娱乐场所听众的要求而创作。话本小说一般有入话、正话、结尾三个部分组成，较之唐代传奇，篇幅更长，容量更大，故事情节更曲折，而故事内容也多是浪漫的或悲壮的爱情故事、官宦生活的沉浮、善恶因果报应之事等。有的采自历史并加以虚构，有的取自现实并加以渲染。话本小说与一般文言小说另一个重要区别是使用大量大众能理解的白话，以生活化的语言代替文言书面语言。话本小说的出现是小说文体上的重大变化，对明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碾玉观音》是宋代话本的佳作。故事讲的是出身贫寒的璩秀秀练就了一手绝妙的刺绣活。无奈家贫，其父将其卖给了咸安郡王，咸安郡王曾戏言将其许配给碾玉匠崔宁。后来秀秀与崔宁果真相爱，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两人私奔至衢州，后又转至信州，最后落脚在潭州。两人在潭州开了个玉石馆，小日子过得不错，一年后却被咸安郡王的手下叫王排军的撞见，崔宁夫妇虽然盛情招待，并嘱咐他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咸安郡王，王排军也满口答应，不料王排军还是将此事告诉了咸安郡王。咸安郡王不容许崔宁与秀秀的私奔，便派人将二人抓回，后来崔宁被发配，秀秀也被杖打而死。秀秀的父母悲痛欲绝，跳河而亡。后秀秀的魂魄变成了人形，又与崔宁生活在了一起，并设计借咸安郡王之手打了王排军五十大棒。报仇雪恨之后，秀秀又带着崔宁到另一个世界里做了自由夫妻。《碾玉观音》描写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婚姻无自由的悲惨命运。

另一篇也是以崔宁为主人公的《错斩崔宁》则揭露了封建官吏的昏聩和司法制度的腐败。《错斩崔宁》，又名《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故事写的是刘贵有一妻一妾，有一天带着妻子去丈人家，丈人见他生活拮据，就借给他十五贯做本钱，让他开店挣钱养家糊口。刘贵拿着十五贯回家，对其妾陈二姐戏言说这十五贯是将她卖给别人换来的钱。陈二姐信以为真，连夜出逃，路遇后生崔宁，两人结伴而行，不料此时家中有贼闯入，杀了刘贵，抢走了十五贯。待刘贵的妻子从娘家回家，发现刘贵被杀，十五贯被盗，陈二姐又离家出走，便告诉了亲戚，亲戚们追上了陈二姐，并将陈二姐以及与她结伴而行的崔宁送至官府。恰好崔宁用贩卖蚕丝得来的十五贯钱放在身上，尽管崔宁努力解释，但是府尹老爷依照他自己的逻辑推理，两人被屈打成招。一年之后，刘贵之妻被接回娘家居住，不料路上被一位叫静山大王的掳去并强与之成亲。后来，刘贵之妻无意中从这位静山大王口中得知他才是杀害刘贵并盗走十五贯的人。静山大王自觉杀了刘贵，又霸占了刘贵的妻子，还冤枉了崔宁和陈二姐，罪恶深重，便将事情告诉了刘贵之妻，刘贵之妻将此事上报官府。时值新府尹上任，也想做出点政绩，便派人捉拿了静山大王，依然采用严刑拷打的方式，将静山大王定为死罪，还对陈二姐与崔宁的家人给予抚恤，并将原问官削职为民。刘贵之妻亲自观看斩杀静山大王，并取其头颅祭献亡夫、陈二姐和崔宁。虽然小说最后告诉人们“劝君出语需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但是，错斩崔宁的字里行间里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社会混乱、司法腐败和草菅人命进行了血泪控诉。小说构思巧妙，写得曲折生动，并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也属于宋代后期话本小说中的佳作。

贬恶扬善和因果报应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宋元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就是此类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一个蒋姓女子，她生性水性杨花，未出嫁即与隔壁阿巧私通，后来被人发现，阿巧受惊而死。女子后来又嫁与某二郎，因女子与私塾先生有染，某二郎因气愤不过，病发而死。后又嫁商人张二官，因张二官在外经商时常不归，她又恋上了开店的朱小二哥，两人很快勾搭成奸。后来张二官有所觉察，设计捉奸。张二官对着二人举刀劈过，“一对人头落地，两腔鲜血冲天”，荒唐女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小说思想姑且不论，其人物性格的塑造、故事的陈述，都很艺术。

在宋元话本中也有些完全是为在娱乐场所插科打诨取笑博乐用的，比如《快嘴李翠莲记》。快嘴李翠莲自幼快嘴快舌，出口成诗，性格开朗，能言善辩，对不顺心的人和事，趁机嘲讽。后来嫁与京城中张员外的儿子张狼，新婚之夜，新郎要上床，也被李翠莲数落一顿。“堪笑乔才你好差，端的是个野庄家。你是男儿我是女，尔自尔来咱自咱。你道我是你媳妇，莫言就是你浑家。那个媒人那个主？行甚么财礼下甚么茶？多少猪羊鸡鹅酒？甚么花红到我家？多少宝石金头面？几匹绫罗几匹纱？镯缠冠钗有几付？将甚插戴我奴家？黄昏半夜三更鼓，来我床前做甚么？及早出去连忙走，休要恼了我们家！若是恼咱性儿起，揪住耳朵采头发，扯破了衣裳抓破了脸，漏风的巴掌顺脸括，扯碎了网巾你休要怪，擒了你四鬓怨不得咱。这里不是烟花巷，又不是小娘儿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一顿拳头打得你满地爬。”读来真叫人忍俊不禁。由于李翠莲冲谁都是多嘴多舌，就被夫家休回了娘家。父母哥嫂认为李翠莲让他们蒙羞，李翠莲一怒之下卸了妆，换上粗布衣服，决定出家做尼姑。哥嫂要她去前街明音寺，李翠莲说：“哥嫂休送我自去，去了你们得伶俐。曾见古人说得好：‘此处不留有留处。’离了俗家门，便把头来剃。是处便为家，何但明音寺？”李翠莲最后出家为尼，也着实让人感到封建社会一位弱女子的无奈以及李翠莲所表现出来的无奈之下“天下无处不是家”的旷达思想。

明清小说创作的亮点有二，一是文言小说的复苏，二是宋元的话本小说发展至白话短篇小说并呈现高度繁荣的态势。二者的出现均与明清两朝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繁荣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强和多样化有关。尤其是明嘉靖、隆庆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产生及发展，不仅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也逐步改变了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并对旧的生产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封建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手工工场原先的工奴制也逐步为简单的雇佣制所替代，劳动者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他们的活动更广泛，思想也更新潮。城市里的众多变化，为明清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

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保存在著名的“三言二拍”的小说集中。“三言”即冯梦龙所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共收集宋元明清时期的白话短篇小说120篇。120篇中，有些是宋人的话本，有些是明人的话本或拟话本，另一些则是冯梦龙自己的作品。即便是前两种，大多也经过了冯梦龙的加工修改和润色。冯梦龙编著的“三言”，纂辑遴选有着严格标准，对社会效益的追求目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冯梦龙自白道：“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服，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荡者敦，顽钝者汗下。”^[22]以自己的价值观念，通过对所流行的话本小说再创作，“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起到文学作品应有的社会教化作用。“三言”之中，大部分为明代话本小说，像《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杨八老越国奇逢》、《木棉庵郑虎臣报冤》、《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像《警世通言》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王娇鸾百年长恨》；像《醒世恒言》中的《隋炀帝逸游召谴》、《白玉娘忍苦成夫》、《徐老仆义愤成家》、《施润泽滩阙遇友》等。这些作品既有反映明代中期中小商人精神风貌的，也有反映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手工工场主新兴发展史的；既有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有不顾生死忠于友情的故事，涵盖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使得“三言”不仅成了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小说集，也是我们认识明代社会的一部丰富的百科全书。

“二拍”指的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作者是凌濛初。“二拍”是凌濛初在三言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两部短篇小说集，每集40篇，共80篇。与三言不同的是，“二拍”中的作品几乎全为凌濛初的创作，内容涉及爱情、商人、官吏以及种种社会现象，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貌，鲜明地体现出了反抗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时代精神，与三言有着同样的文学价值。明清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章回小说，气势宏大，人物众多，故事背景广阔，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有着非常强的可读性。同时，也有着十分鲜明的社会价值，不管是取材历史，还是取材现实，都力图贬恶扬善。有的弘扬正义，有的揭露腐朽不公，有的揶揄世态炎凉，又因其写作艺术高超，为古代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增添了无限的光辉。

明代较早出现的《三国演义》为明初罗贯中所作。三国本来就是一段群雄争霸、战事纷起、好戏连台的历史时期，西晋陈寿编有史书《三国志》，自宋代“说话”即以此为蓝本，糅合民间所传三国人物的事迹，开始讲述三国故事。至元代，已有三国评话三卷传世。明初罗贯中据此写成《三国演义》二十四卷。清代毛宗岗再根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补充修改，写成一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最大成就是在于利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再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时期的人与事，比《三国志》更生活化更艺术化。《三国演义》利用曹操、诸葛亮、周瑜等人的军事生涯，展示了古代中国传统兵学的智慧艺术，是一部具有高度历史真实性与智慧文化的文学作品。

《水浒传》为元末明初施耐庵的作品，后经罗贯中润色，清初金圣叹前裁后剪，成了现在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以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为题材，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过程，通过一系列梁山英雄反抗压迫、英勇斗争的故事，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塑造了宋江、鲁智深、武松等大量英雄形象。《水浒传》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颂扬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

《西游记》为明代吴承恩作，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神奇故事。书中的主人公唐僧，历史上确有其人，那就是唐初独身一人去印度取经的陈袆和尚。陈袆曾历经艰难，到达天竺，遍访印度各地，从戒学佛。20年后回国，将所带经书译成中文。《西游记》实际上是由陈袆的事迹演绎而成的，但在故事情节和细节上，佛经故事中常用的神变、分身、幻化、魔法、异变、升天、入冥等等都被《西游记》所使用。颂扬正义、善良、英雄主义，抨击贪婪、丑恶和残暴狂妄，宣传佛力巨大无比以及行善积德即可修成正果，《西游记》还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同时，任何作品都不可能不受到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响，在《西游记》的字里行间里不乏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对世态炎凉的揶揄以及对时事政治的隐讽暗刺。

《儒林外史》，清朝吴敬梓作，全书共五十六章回。小说假托明朝，专写读书人为追求科举功名而呈现的千姿百态，有着对吃人的科举、虚伪的礼教以及官场腐败极其生动的描述与无情的嘲弄，被视为中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中没有自始至终的主人公，也不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故事，是由近200个人物和几十个小故事缀穿而成的文学巨著。不同的人物有相类似的经历，从这一角度来揭露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丑恶的一面。范进中举的故事家喻户晓，并成为讽刺追求功名以致精神失常的代名词。小说对虚伪者的讽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严贡生在范进面前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的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言犹未了，一个小厮进来问：“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之类的言行不一、极端虚伪的嘴脸，不用作者半个字的评判，就其一言一行，已经跃然纸上。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著，后四十回为无名氏续，高鹗整理。《红楼梦》以贾宝玉与林黛玉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题，将500余人的不同命运和贾、薛、王、史四大家族的兴衰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罪恶，歌颂了青年男女对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

此外，影响较大的章回体小说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最后复兴。《聊斋志异》直接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代志人传奇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展示了自己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的继承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不管是写人还是写妖，都是高人一等。在思想水平上，《聊斋志异》也远远超过了六朝与唐代的文言小说，在揭露世道黑暗、官场腐败、科场舞弊等社会丑恶问题上，不管是“刺贪”，还是“刺虐”，都是入木三分。《聊斋志异》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激烈的批判的同时，也十分热情地歌颂了正义、美丽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聊斋志异》塑造了大量充满人情味的鬼狐形象，这些鬼狐多为女性，他们同人世间的凡人不同，个个如出水芙蓉，一尘不染，矢志不渝，忠于爱情，为人坦荡，心地善良，而且知恩图报，让世间的人们自叹不如，与那些贪官污吏或重财轻友或背叛爱情的无耻小人相比，更让人感到“人不如鬼”。鲁迅评价《聊斋志异》说：“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谈者耳目，为之一新。”^[23]《聊斋志异》共有文言短篇500余篇，其中《崂山道士》、《画皮》、《婴宁》、《聂小倩》、《口技》、《促织》、《小翠》、《胭脂》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