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育人的教育家分享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心得

在做系行政工作的同时，我还先后讲授过十几门课程。在给本科生授课时，我注重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的积累，积极推广翦伯赞先生提出的“一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二史”（广博的文史基础知识）“三工具”（古汉语和外语），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学习和研究的基本素质，同学们的外语一般较差，即使考试合格，也不能开口交流，针对这种情况，我鼓励学生多说，在实践中提高英语应用水平。

50年代初，不少人不把现代史当作一门学问，认为研究历史越古越好，那才叫学问呢。各高校历史系也没有近现代史专业，所以毕业后留校，我就攻起古代史，特别是南明史，还讲授过通史。1956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课程，郑先生指派我讲授中国近现代史课程，认为我的条件比较合适。当时还没有教材，我只好根据教学大纲，收集资料，买了很多书，如斯诺夫妇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冯玉祥日记》及一些回忆录等。我的习惯是每月领到工资后就买书，生活费向我爱人去要。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钱大部分都买了书，生活费是很少的。但是只有史料，缺乏理论分析，讲起来还是不好把握，我又买到中共早期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有史料有理论分析，对我帮助很大。我讲课习惯用卡片，一般不让学生记笔记，讲后让学生讨论，启发学生思考，提出问题，再共同讨论解决。

为配合教学，我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国现代史教材《中国现代史稿》（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般同行都认为这本书在内容、资料、叙述、语言、观点上比较可取，先后被100多所大学的历史学科中国现代史专业作为本科基础教材，销数10万册，还销往美、前苏、日、法等国。我又针对教学需要，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1—5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配套书，这些书一直是大陆中国现代史本科教学的基础用书。1992年我主编的《中国通史简明教程》（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本针对外国大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专用书。这部书被新加坡大学指定为中国历史学科的教材。这本书被认为层次简明、文字简约，能概括地将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生动地展现在世界青年面前，被称为“了解中国历史的捷径”，获得了普遍好评，该书出版后不久即售罄。最近，我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己与读者见面。

50年代前半期，人和人的关系很融洽，我和南开许多著名教授建立起学术和教学上的深厚友谊。我特别感谢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杨生茂、冯文潜、滕维藻、杨志玖、王玉哲、黎国彬、杨翼骧等先生随时随地给我以教育和指点，他们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没有诸位先生的辛勤栽培，我是成长不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先生们的悉心指导下，我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给学生开设的课程，由基础课向专业课深化，先后开设了中国现代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武汉国民政府研究、南昌起义、土地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概论、博士生专业英语等。(www.xing528.com)

1982年我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又开始招收中国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指导和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认为治学要严谨，在掌握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占有大量的史料。除了利用图书馆的文献史料外，我认为搞现代史研究，还要进行社会调查访问，收集第一手资料，然后分类整理。我让学生调查华北一个村或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人口变动、基层组织权的演变、农业生产、工商业状况、集市贸易及家庭的演变、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等，收获颇丰。如博士生朱德新撰写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傅建成撰写的《社会的缩影——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研究》、李正华撰写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乔培华的《天门会研究》等书都颇有特色。指导和培养研究生，关键是教会他们研究的方法，怎样查阅、利用图书资料，向学生介绍关于某一课题当前研究的现状，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研究生要参与某些有争论问题的讨论，有争论才有鉴别和思考，有思考才能提高。在学位论文选题上，我并不要求学生的研究方向一定要和我的一样，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掌握的史料选题，我提倡小题大做，深入挖掘，这样才有创新和深度；反对大题小作，浮于表面，对问题论述不透，没有深度。在学术上，我和学生是平等的，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学生应该而且能够超过先生，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才能不断发展，正如韩愈所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982年以来，在我的培养下，已经有7人获得硕士学位，30人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尚有3人在攻读博士学位。己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中，大多晋升为教授、副教授，成为所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国现代、当代史教学与研究上有所建树的学术骨干，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我还与英国、日本的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生多名，他们都学有所成，如我和英国联合培养的第一名博士生冯崇义，现在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院的终身教授，我和日本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李恩民，也已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关系至关重要，我提倡国际学术交流，鼓励学生出国深造，学生应该“脚站八里台（南开大学所在地名），胸怀全世界”，只有走出去，才有比较，知道自己的不足，才有提高。只在一个小圈子里搞研究，必成井底之蛙。不要怕人家不回来，我曾多次为学生争取出国深造的机会，同时我也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到南开来讲学。同时我还接受、指导国内外访问学者和高级研究人员20余人，如斯坦福大学的贺肖和关文彬，日本大阪商业大学的铁山博等。我鼓励学生和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当然不要迷信西方，要鉴别、比较，批判地吸收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不能人云亦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