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我姥姥家在的布里村成立了完小，我去完小上学。这是一所为革命工作培养了许多干部的进步小学。我在校内接受了学校党支部的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并参加了暗中传递党的小册子活动。后来学校被查封，我被迫辍学。1934年，在姥姥家支持下，我进入高阳县女子简易师范当了插班生。念了一年，因家中无力供我上学使我十分苦恼。后来在校长的帮助下我到南辛庄教学直至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家乡的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愿当亡国奴的青年纷纷参军参战，我也急于投入革命的洪流奔赴抗日战场。但我的封建家庭多方阻拦，无法如愿，这使我十分苦恼。
10月下旬，我舅舅的两个女儿参加抗日部队路过我家。当时，只有我母亲在家，母亲心肠软，经过我和表姐妹的劝说，同意了让我去参加八路军。我和表姐妹就到离我家只有12里路的那支部队去参军了。岂料我报到的第二天，母亲就赶来了，她死活要拉我走，边哭边说：“你要不回去，我也不活了，你爹饶不了我啊！”部队的同志见无法做通我母亲的工作，就安慰我，先随母亲回家，说抗日是全民族的事，以后有的是机会，就这样我随母亲离开部队回家了。
我一到家就被父亲关在房子里不准出去。孤独、焦急、痛苦折磨着我，我想起了我二叔，想到自己所接受的党的教育而如今却无法投入党的怀抱，难过得直流泪。
1938年春天，高阳县从日军占领下解放了，我小学时的老师李子寿当了县长，小学同学段凤亮到县妇救会工作。当他们得知我被家中软禁起来后，凤亮和另一同学侯志义便去做我父亲的工作，但没有效果。
过了几天，凤亮、志义又来了，他们改变了策略，与我商议了逃跑的方案。送走了这两位同学，我便一反常态，表现得非常之好，不睡大觉了，也不闹情绪了，对父母非常亲切，装出心情很愉快的样子。父亲以为我再也不会要求去抗日了，便对我放松了看管。一天午饭后，趁父母正午睡，我便按我们商量的计划，带好衣物，怀着彻底摆脱封建家庭锁链的轻松感走出家门，别提心里多高兴了。我想：我是鸟儿，自然要告别牢笼，走向蓝天；我是青年，自然要走出家庭，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www.xing528.com)
第二天，父亲派人找到高阳县，李子寿县长通过我的本家叔叔王洁如与父亲协商，王当时是县里的科长，他对我父亲说：“大哥呀，您对孩子怎么能这样？孩子的路应该由她自己来走，不能强行干涉，您是有文化的人，总不能睁着眼，看日本鬼子来拆咱们的窝、砸咱们的锅吧？”我父亲自知理亏，只好答应了。但他讲了条件，不许我去妇救会工作，说什么年轻姑娘出去疯跑，有伤风化，当老师还可以。县政府答应他的条件，把我安排到一个学校。白天我在学校教书，晚上回妇救会住，星期天在妇救会帮助工作。那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心情很愉快。
过了不久，凤亮匆匆找到我，说我母亲又找来了，要我回家结婚。原来，我15岁时，家里就给我订了婚，男方家是邻村的大地主，可我没和男方见过面。我想，若让我母亲见到我，她死活要来我回，再出来可就难了，于是当机立断，我对凤亮说：“我决不能见我母亲，否则就进死胡同了。”说完，我骑上自行车到外村躲了一天。母亲在县里整整闹了一天。众人好说歹说才把她劝走。她留下话“明天还来，见不到我女儿，我天天来”，闹得妇救会不能工作。
这一天我虽然逃脱了被母亲拉回家的局面，但我的心却像压上了一块石头。我反复思考着，躲过今天、明天，后天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离开本县到外地工作。我把这想法跟李县长一说，他决定让我到深泽去工作。为了不给县政府找麻烦，临行前，李县长出了个注意，让我留下几封信，一封给我家，说是到路西受训去了，婚姻大事现在不考虑，即使是结婚也不用爹娘管；一封是给县长李子寿的，说是去路西受训，因走得急也没个招呼，表示歉意。此信实际上也是给家里人看的，意在为县政府开脱责任。
临走前，县妇救会姐妹们围着我离别的话说不完，一位姐妹说：“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你家里知道了去向，早晚还是要找你回来，不如你改个名字吧。”在大家的提议下，我改名叫许明。从此，许明这个名字伴随了我一生。
1938年6月我被分配到深泽县西区任妇救会主任。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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