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驻津领事日记：与李鸿章角逐的300天

林　椿（Ristlhueber）

王佚名　译

译者按：该文原名《林椿纪事》，作者是法国人，“中国通”，姓Ristlhueber，华名为“林椿”，在中国多年。他原在华南。1884年中法甲申战争时期奉命专程来天津任法国驻津领事馆领事。

那时是1858—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20年。法国殖民主义者积极侵略越南，以其作为进一步入侵中国的跳板。截至1882年已经几度攻占越南河内等地区。1884年4月法军占领了红河三角洲。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Fournier）在天津签订“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应允撤回驻扎越南北部的清军及中越边界开放通商等条款。条约签订后，冲突又起。法国反诬中国破坏条约，提出赔款两亿五千万法郎等苛刻要求。

林椿于7月中旬奉命调任驻天津的法国领事官员。8月初，法国海军进犯台湾基隆，又以事先驶入闽江口，入泊中国福建水师基地马尾的法海军舰船突袭我军港内的中国海军舰船，致使清廷的福建水师损失惨重。林椿在天津和清廷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打了8个月煞费心机的交道。他一心企图以大力扩张法国殖民主义势力来达到其个人飞黄腾达的目的。他为战事出谋划策外，还送出了大量军政情报帮助法国的军事行动。

自诩懂得洋务的李鸿章等人昏庸无能至极，竟然放纵林椿在鼻息之下送出大量军政情报。李鸿章聘用的军事顾问，美国军人少校满宁（Mannin）、德国参谋部上校施欧（Schneou）均被林椿收买。林椿复派人打入大沽炮台德国军官处充任翻译，进行卧底。第三国的外交人员以及天主教会的法国神甫等人都成为他源源不断的，诸如大沽炮台、旅顺要塞兵力布置和防御能力、白河运送粮米能力等情报来源。就连李鸿章本人也向林椿提供了北洋水师舰船将不参与对法海战的真情。

幸有我爱国军民浴血奋战，谅山大捷召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法国被迫言和。然而在日本嚣张的气焰下，朝鲜政局动荡。中日矛盾深化的事态下，李鸿章也仍与法国人订立了屈辱丧权的《中法天津新约》。

林椿的原文本于十年动乱及其后的1978年大地震过程中失落。据以编译的文稿也已残缺，凌乱不堪。复经参照历史资料，一再订正而草成本文稿。由于这是一段历史真实资料。而且这段历史已经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为进一步入侵中国所导演的“汉城动乱”及紧接的十年以后的鲸吞朝鲜，夺我台湾的中日甲午之战紧密衔接。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余未忍其就此湮没，愿其能以问世，供史学爱好者参考。

王佚名

2001年8月15日

涉及人物简介

茹费理（Jules Ferry——1832—1893）　法国政府内阁总理，扩张主义者，主张推行在非洲突尼斯、刚果和亚洲印度支那越南的法国殖民主义侵略。

巴德诺（Jules Patrenotre——1884—1925）　法国驻华公使。1885年6月5日与李鸿章签订《中法天津新约》。

孤拔（Amedee Courbet——1827—1885）　法国海军上将，1883年法国将越南建立为保护国后，统帅法国舰船和中国清军作战。

法兰亭（Frandin）　1884年7月以前法国驻天津领事。

谢满禄（De Semalle）　法国驻北京公使馆代办。

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　1883年前的英国驻华公使，曾任过上海江海关税务司。

夏本武扬（Enamoto）　上将衔，日本驻华公使。

杨约翰（Young）　美国驻华公使。

博白傅（Popolf）　俄国驻华公使。

巴夏礼（Harry Parkes）　爵士，英国驻华公使。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　英国人，1878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鸿章的助理。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　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杨约翰的秘书。

范古孙（Fergusson）　英国人，工程师，在烟台。

利斯比（Lespes）　法国海军少将。

考洛贯（Colghoun）　《泰晤士报》记者。

伍定顿（Wuddinton）　英国外交部官员。

希斯马列夫（Shismareff）　俄国驻天津代理领事。

彭斯（P.Pons）　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秘书。

福禄诺（Fournier）　法国海军司令。

宝海（Bouree）　法国公使，1882年曾在天津与李鸿章议和。

丰大业（Fontanier）　法国驻天津领事，1870年天津教案时，被愤怒的群众击毙。

葛林德（De Collin）　法国人，巴德诺公使秘书。

德勃兰得（De Brandt）　德国驻华公使。

达文波（Davenport）　英国驻天津领事。

吉尔伍德（Kirwood）　英国人，海关工程师。

勃朗（Brown）　英国人，军官，被清廷聘为海军部秘书，曾在戈登麾下和太平军作战。

米琪（Mickie）　原为上海外国商会秘书，英国人。

园（Hara）　日本驻天津领事。

秦德（Kinder）　英国人，工程师。

西乡（Inuye）　日本将军。

窦恩（Dunn）　英国资本家代表人。

塔格力布（Mgr Tagliabue）　俄国人，东正教大主教。

柏洛庄（Pelldram）　德国驻天津领事。

满宁（Mannin）　美国军人，少校，受李鸿章聘用，但却向林椿提供旅顺要塞的军事情报。

派奚克（Petshick）　美国驻津副领事。

金登干（J.D.Campbell）　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被清廷授权从事和谈，1885年4月4日居间签《天津新约》（草约）。

施欧（Schneou）　德军参谋部上校，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将李鸿章辖下的兵力布置以及旅顺要塞军事情报给林椿。

德璀琳（George G.Detring）　英国籍德国人，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的顾问。

曾纪泽　清廷驻英公使，曾国藩长子，曾在英国购买舰船，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

曾国荃（1824—1890）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停战，不成功。

刘铭传（1836—1895）　清军将领，1884年督办台湾军备抗击法国侵略军8个多月，后任台湾巡抚。

张佩纶　中法甲申战争中，清廷钦差会办海疆事宜大臣，因玩忽职守，福建海军被击溃后革职充军。

何如璋　福建船政大臣，即所谓的兵工厂钦差，与张佩纶同被革职充军。

李凤苞　清廷驻德、意、奥公使，在德为李鸿章水师订购德国军舰，聘请德国军官充任清军教练，后被控在购舰过程中得贿银60万两而被革职。

七亲王　即醇亲王奕环，中法战争后任总理海军衙门事务。曾为慈禧太后挪用本应用于装备清廷海军的经费修建颐和园。

恭亲王（奕䜣）　曾任首席军机大臣，议政王。

伊藤博文（Ito）　1884年12月朝鲜汉城动乱事件时中日谈判中日方特使。后为首相，他发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朝鲜，夺我台湾。1909年在哈尔滨市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

李鸿藻　军机大臣，同治皇帝之师，得慈禧太后宠信，甲申中法战争时主战，弹劾李鸿章。

庆亲王（奕劻）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卖官纳贿，贪污腐化。

马建忠　语言学家，曾留学法国，担任过驻法使馆翻译。回国后任李鸿章师爷，助办洋务。他编著了中国的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马氏文通》。

冯·韩耐肯（C.Von Hanneken）　受李鸿章任用的德国军人，曾被派往旅顺要塞工作。

1884年7月15日

我于国庆节后一日到达天津——天子的渡口。明朝皇帝在此地过河领兵南下，击败其侄夺得皇位。皇帝是天子，此地故名为天津。我将担任法国驻天津领事官职务。

由于我是在华多年的中国通，我的大力扩张法国海外殖民主义势力的主张得到多方赏识。

我之调来此地是因满清朝廷的外交军政大事有一定影响力量的李鸿章的官衙设在天津。他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多年前他统领的淮军就曾伙同英国人戈登（Gordon）的“常胜军”为朝廷在苏州、常州一带击败太平天国“叛军”。现在他拥有一支实力相当可观的北洋水师。他是个主和派，8年前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就是和他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平息了英国人牧师马嘉理之死事件。今年5月，他和福禄诺司令在天津签订了《简明条约》。

眼下正是展示我的才能的绝好机会，我当竭力谋取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

1884年7月16日

在李鸿章衙门受聘工作的英国人辞职了，而德国人在此发生战争的时刻依然留了下来，现正在指导着旅顺军事要塞的防御工程。

1884年7月17日

我今日会见了德璀琳（G.Detring）。他是英籍德国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他说：“在当前局势下，在北京保留我们的法国公使馆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一个败仗的消息会带来混乱。”他对我很友好。他的职务是天津海关税务司，也是个“中国通”。

1884年7月18日

法兰亭（Frandin）先生把天津法国领事馆事务移交给了我。他将于星期二去上海。

我将把我辖区内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上报给公使大人，并且牢记着要努力完成对外事务部门所托付的职责。

我去总督衙门拜访了李鸿章大人。果然他正如法兰亭所说的，抑郁不乐、愁容满面。他上报的条陈未被采纳，为此而忧虑。我相信他的真诚。我的谈话也给予了他一定程度的沉重印象。李当前失去了他的影响势力。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被奉派去上海和法国公使办交涉。我想我们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将可能恢复李鸿章的声望。

1884年7月21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我想李鸿章极愿意于最后通牒到期前见到我们于南方采取行动。这是解决中法争端的惟一捷径。

1884年7月25日

信差李三昨晚11点半到达此地。交付信袋时，其锁头开着。我立刻质问他。他宣称，他携带的信袋一刻也不曾离身，也没有任何外人触动过这信袋。我想，肯定是中国官方做了手脚，不然锁头怎么会坏了呢？我虽不知其数码，但我根据这类锁头的原理，编了一个码，仍未能将它锁上。这锁头不可能另有什么机关奥妙。信袋只好用火漆封上之后，于今天中午经由怡和洋行的“久兴轮”带往上海总领事馆。该轮船不经烟台，直放上海。

英国人的信袋是由“武昌轮”和“海安轮”运来的。我把给公使馆的信随信袋发去。至于报纸呢，我听候指示，是经海关寄发或是待机会给北京的代办谢满禄（De Semalle）大人发去。

中法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1884年7月26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李鸿章派其秘书给公使大人送去一封重要信件，内有一建议。但我不知其内容。望公使大人有以告我。

1884年7月31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如若我们想早日得成果，那就必须立即在福州展开行动，然后转来北方谈判。我们可以降低要求赔款的数额，而另以铺设铁路、建造币厂和设邮政局等特权为补偿。

1884年7月31日

我于收到公使大人29日与30日电报之后，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得出结论，遂即给公使发出那份“立即于福州行动之后，来北方谈判，可以降低要求，另以建铁路，设邮局等特权为补偿”的建议电报。这肯定能解决当前的困境。我们做出的忍让会使中国人误认为我们不惜一切避免与中国人作战。新的游移不决只能使他们肯定这个想法，而更加用力地抗拒我们的正当要求。迟早我们总得被迫使用武力。故此最好立即行动。不留给中国准备防御时间。敌军虽不可怕，但人数众多，故此，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赶快拿下兵工厂和炮台。中国人愿给5万两银子的数目。这说明已承认我们的索赔权利——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能否达到我们索要之数？还不好说。但趁热打铁迅速出击，肯定会带来绝大的好处。

根据中国当前财政状况，我不乐观。此外我知道英国、德国、美国都认为我们的索赔有些过分。我们给予中国人一次沉重的教训，这不会使这些国家不快。他们也可趁中国混乱局势之机，要求解决许多微妙的问题。例如广州骚乱之事等等。但过后，他们就会出头干涉。最富庶的财源——海关收入已经用于前此各个时期借款的担保。所以中国人为支付此巨额赔款势必需要另辟财源，设立新税。各国商业将因此蒙受损失而责难干涉。有可能我们还不得不让步。

为避免此类局面，我的不变见解是：对福州的行动完成后，我们的舰队须立即驶来烟台。此举措一定会吓坏北京朝廷。我们可占据山东半岛的一个据点，使吃水深的大战舰开进渤海湾内，把恐惶心情推上顶峰。我指的是胶州市。该地处于富饶的矿区，是直接北上大道的起点。

只有摆出威胁北京的架势，才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如有可能，就吹嘘将有2万人的大军派来中国。这个方案一实施，中国人想必会很快地要求谈判。我们就可在新的基础上开谈。赔款数字可以让步。另要求在建铁路、设造币厂和办邮政方面的特惠。这是否很难得到？——好像不会的。早在1876年朝廷就想让给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不知何故威妥玛未接受。

一旦我们得到之后，我们的工业、商业必将获得巨大的市场。更勿庸说我们能以委派任用很多法国人。欧洲其他国家会异口同声地赞许我们。我们的声誉将随之而提高。总之，我们可借此轻而易举地打入这个国家，开发其资源。

这是我与李鸿章总督等中国官僚及其他众多中外人士多次会晤后思考所得，肯定无需下大力量即能成功。

1884年8月3日

李鸿章总督要求公使将法国政府同意进行谈判的最后条件经由我居间转告给他。他承诺一接到答复之后，即作绝大努力促使满清政府接受那些条件。

谢满禄代办先生路经天津时讲了话之后，我就不再悬挂法国国旗了。我原认为挂旗之事是统一行动的。但据闻总领事馆仍一直悬旗未落。

北京来信说：“上星期六西堂附近有人围聚，往教堂内扔石头。据称当局逮捕了数人。其他群众很快地散开。次日，星期日，教徒照常进教堂作礼拜，毫未受干扰。”

1884年8月5日

李鸿章总督于星期日晨急切地要求法国公使告知法国政府同意进行谈判的最后条件。他将为此作绝大的努力促使北京朝廷接受。

传话的道台同时讲述：“李鸿章总督说，有头脑的人已开始意识到时局的严重性。但由于受左宗棠等主战派大话所吓唬，不敢挺身谏议皇太后让步。也有一些人不敢多事。七亲王原本很愿采取恭亲王理智的温和政策。但因为他确知，假如他如此做，那就肯定会被人认为怕外国人。所以他一方面抵抗着，而另一方面又深知其无用，或迟或早总得屈服于法国人的要求。”

1884年8月7日

李鸿章真是焦急地想得知公使的答复。连续两天，他多次派德璀琳先生及其两位师爷来问我有无回音。至今我尚未收到公使的音信。我也认为公使大人还是以不理睬他的要求为好。

1884年8月20日

代办谢满禄先生来电告知：法国政府的决定为“如48小时内中国政府不同意支付所要求的赔款，公使馆将撤离北京。”同时告知，如我感觉继续滞留在津有危险，可以随其撤离。

收到电报后翌日，我会晤了李鸿章，传达了法国政府的决定。我想中国政府肯定会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了解其在欧洲的代表们鼓励其政府抗法。发来的电报皆声称：“法国不愿和中国作战。另一方面，在北京的美国公使与其秘书仍继续在担任总理衙门的参议。”

我将不以利用准我撤离天津的许可。我对总督阐明了此意，说我愿继续留此，或许会有好处。李似对此表示高兴。我深信他会尽其可能地保障我的安全。但假如战火向北方蔓延，那么继续居留于一座居民极易激动的城市中，是不妥当的。我愿公使大人会对此有所指示。我已采取措施，使传教士与修女们不受惊扰。

据闻，在总督麾下服务的，只有此前讲过的三名德国人。原先的那名德国海军军官鱼雷机械师哈森克莱伏（Hasenclever）辞职了。

在烟台，俄国海军上将于中国皇帝诞辰节庆未让他的舰船悬旗，藉以表示他不同情该国政府。

烟台有3艘中国炮舰。天津或大沽有5艘。烟台无俄国领事，也无代理人。而山东省境内的我国侨民最需保护。我已按公使指示给烟台的拜仑·勃莱南（Byron Brenan），牛庄的戛德诺（Gardner）去信，要他们保留该地副领事职务。待有新通知后，再变动。

据说孤拔海军上将在去旅顺途中。此谣传未引起惶恐不安。又传闻，一位青年御史上奏皇帝，致使总理衙门的五至六位官员撤了职。他们被控：“竟敢提议向法国作某些让步。”

1884年8月23日

谢满禄代办来电称：“中国政府驳回了最后通牒。公使馆已降下了旗子。”似应于昨日撤离北京。此地昨日即得知此消息，未产生大波动。我未得更多指示。是否在最后一刻钟，总理衙门又出头把谢满禄先生挽留在京？

1884年8月24日

公使馆今日经由“武昌轮”撤走。

今后我即可使用谢满禄代办留给我的密码本打电报。我想只要战事不往北京方面延伸，我可留于天津。

1884年8月26日

昨天收到多份电报，福州战事消息惊人。人家纷纷向我询问确实消息。

今晨11点，我又给公使发去一份电报，告知他，此地盛行的极令人震惊的福州战况的谣传；请他将实际情况见告，以便安抚外国侨民。他们都纷纷问我：“为何要打仗？”——见我什么也说不出来，都感到很怪。李鸿章总督还曾经两次问我有无收到消息呢。

下面是传言的内容：法军应于星期日晨攻打福州的兵工厂与炮台。但夜间，中国人先打了炮。于是开战了。兵工厂被轰毁。孤拔海军上将阵亡。法国海军沉了5条船。一次登陆作战被击退。其带队的军官被击毙。中国人方面仅损失两条炮艇。

所以令人认为这消息确实，是由于某商行接到上海电报称：“福州激战。双方损失惨重。”我之所以向公使一再询问实际情势，不是为了好奇。因如我坚守原职位，（我已决定不撤离天津，且也为此采取了相应措施）我深信对公使有用。故此，我必须了解事态的演变进程。否则，那些甘愿向我开诚布公的人，见我一无所知，就会避而不谈。

前天，北京《邸报》称，刘铭传将军报上基隆战事情况后，朝廷颁布了一道上谕嘉奖，赐刘黄马褂。数名武官升了级。兵士们得了犒赏。基隆击毙两人被认为是法国人的挫折。倘若传说中的法国人进攻福州的战况是确实的话，那将如何得了！我比以前更加深信我的见解：只有来北方行动，才能使中国政府让步。

一位叫宋庆的大武官近期将来此地和李鸿章总督商讨组织防御事宜。

1884年8月27日

同时收到公使的两份电报——到此地电报无准时间。我得知基隆与福州的事件中国人，是以庆祝胜利的调子上报给皇帝的。

云南、广西的军队已接到进入东京（按：现越南河内海防地区）的命令。

1884年8月28日

我赶紧把福州之战的真相告诉了同事们。我们的胜利显然鼓舞了大家，也消除了谣言所带来的惊惶不安。

当我把公使来电内容转告给李鸿章时，李却深信我们损失了三条战船：一条鱼雷艇、一条炮舰和一条辅助船。

他收到了许多电报，不仅仅是官方的，另还有那些为了讨好于他，尽快地发来的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消息——非常乱。他不知该信谁的。故此他坚持请我把我所获得的消息告诉给他。

刘铭传报到皇帝那里的，只是些辉煌的战果，如法军损失惨重等等。这一切为抗拒法军打了气。

我已向公使报过基隆事件之后的上谕：发给守要塞的官兵大宗犒赏。“这以后看如何收场。”因为，正是要杀尽法国人的张佩纶，于战争一开始时就逃跑了。跟着跑的，似乎就是兵工厂的钦差。

云南、广西的军队似已奉命立即开入东京的消息是德璀琳先生告诉我的，他多次申述其真实性。据他讲，在谅山已集结了一万九千多人。

昨天，收到毕洛干（Billequin）来信讲，马丁（Martin）博士原曾向他和瓦博劳（Vaperau）二人担保过称，衙门不愿意有所改变，学校一切照旧。但今日马丁博士给他的信却告称，大家将延期返校。毕说，按原有日程是定于明天就应该开学的。目前北京内阁似乎正在讨论容许法国人居留在北京等地有无坏处。

虽说谢满禄先生未曾指示我与俄国公使联系。收到毕洛干之信后，我认为应给俄国公使去信，将毕洛干的来信内容转告给他，以便与他合作，协商万一中国政府决定驱逐法国侨民时，所应采取的对策。

传说李鸿章失宠。他被黜免军机处之职。但他仍是直隶总督。每当中国大官触犯其朝廷之时，这类情况是不足为奇的。

虽说目前有许多人攻讦李鸿章，使李丧失极大程度的影响势力。但我认为该人的地位仍不可低估。自诩为他的对头的人们感到依旧需要把发生的一切事态一一地告知他。甚至需不时地向他请教。因为他们明白，在外交政策方面，李的见解高超。李也明晓，在眼下，他须极端小心谨慎。故此他持消极态度，静待事态演变。我预知他不久即会恢复其在军机处的地位。只有那时，我们才有可能满意地解决当前的事态。

为促其早日来临，最佳方案就是，孤拔海军上将于南方发起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之后，立即率领其强大的海军舰队驶来北方活动。我以前给公使的信已经讲过。我对此见解，信心有增无减。

刚刚得知李凤苞公使给北京发来电报称，他与南京总督曾国荃共同担负的使命不成功。他同意直隶总督应该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因为只有他能担当此重任。此举至关重要。因李凤苞是北京朝廷重要举措献策人之一。此前，他一直不赞同李鸿章的作为。

中法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军鱼雷班。

日本驻华公使夏本武扬（Enamoto）海军上将周一到津。当日即与李鸿章两度会晤。今晨去北京。

据确息，中国政府将公布一份诏书。称要保障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教徒的安全。又有人透露说，中国政府将不准法国人拍发明码或密码电报。更有迹象表明，正在考虑在现情况下于中国机构里面保留外国人职员是否适宜。

1884年8月30日

昨天原拟给公使发一份电报。但电报局不再接受我的明码或密码电报。

我原拟向公使报告27日《邸报》的重要上谕，即前谈到的宣言的摘要：“过错全在法国方面。法方在东京的邪恶行动导致目前的局势。法国方面无视宝海（Bouree）公使和富禄诺（Fournier）司令已然同意的协定，施行突然袭击……”基隆战事被认为真正的胜利作出报道。福州之战，法方损折三条战舰。给予刘铭传大权。刘为大武官。已传令各地总督尽一切力量抗拒入侵。文章最后声称，不仅对外国人，甚至对法国人，以及中国人教徒的安全都给予保障。

那些谎报军情的人们真是大胆。由于掩蔽了真情，从而使他们变得强大有力，因为无人敢予揭穿，连李鸿章也不例外。

我们的这两次战役对北京未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反而起了激励抗击法军的作用。下一步中国人将会如何呢？据说，已采取了对策，一旦有警，就把朝廷和政府迁往热河。

似乎前天总理衙门给各国公使馆发一通函，公使们对该函提出抗议。但我不知其内容。

美国公使及其秘书何天爵（Holcombe）长时间以来出谋划策帮助中国人来反对我们。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公使杨约翰（J.Young）君不仅是位外交人员，同时也是一位经纪人。由于他的奔走，百龄兄弟银行（Behring Brothers）同意借给中国政府200万英镑。原本就要签订合约，但听到基隆战事消息后就搁置了。该银行认为，最好还是不使其资金冒风险。

1884年9月1日

俄国公使对我8月28日信函已给予极亲切的答复。他称很乐于和我往来。虽说，关于保护法侨事尚未得到其政府的批准，但届时，仍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障法国侨民的利益。

上次总理衙门给各国公使的照会内原有“至于保护外侨，以至于法国人，政府不能负担责任。对由于因民情激愤，而发生的变故而导致的不幸事件，政府只能据以立文。留待战后再作处理”。英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爵士和俄公使博白傅（Popoff）先生提出了强烈抗议。最后，总理衙门将该段落从照会中删掉。

范古孙（Fergusson）先生从烟台来信称：“该埠官府忧心忡忡。道台原本要撤往内地，但却为山东总督拦住。距烟台一公里处，有一座上万人的兵营，每天操练不停。传闻孤拔海军上将去福州时曾宣布，他有意来轰击旅顺。”

旅顺要塞有四五个德国人、一个美国人与一个丹麦人。丹麦人原本是中国电报局聘请的电气技师。他在一周前离津。据云旅顺的防卫力量很强，但似乎经受不起我们现有的战舰的轰击。

今晨德璀琳先生来访。他将去上海。他说是另有别事，与当前的事件无关。他声称：“我仅仅调查招商局轮船公司卖给旗昌洋行（Russell＆Co.）的原因和条件。”我认为德璀琳在为他自己辩解。他对这桩交易是知情的。他无疑地已把发生的事情报知了李鸿章。去上海只是探探路子，想充当法国公使与李鸿章之间的中间人。

1884年9月2日

范古孙先生又来一信称：“道台曾给各国领事一份文书，要求他们禁止各该国侨民卖给法国兵舰燃煤和粮食给养。领事们答称，凡有触犯中立法规的，自有各该国依法处理。但让他们所采取措施等等，也全部都适用于中国当局。”

他的信中又说英国“索罗轮”于8月29日到烟台，准备装煤去旅顺。英国领事建议该船勿去旅顺，以免被法国战舰捕捉。

关于此点，我提请公使注意，中国人现正用怡和洋行及旗昌洋行的轮船往烟台、旅顺、上海装运军火。由于尚无宣战的通知，我未提出抗议，但须请公使指示将来应如何办理。

收到公使8月30日信。我们获得如此辉煌的福州战果，这会使中国朝廷考虑我们所提出的正当要求。不过，从上谕的言词来看，抗战是当前的任务。

已有些时未晤见李鸿章总督了。据云，他对当前发生的事态并不着急。他曾经预言过，会有祸事的。现预言应验。他期待着将来人们会需要他出面安排调理。

1884年9月6日

收到葛林德（De Collin）先生写的批示信，告知我于发生情况时我所应采取的措施。我已经与俄国公使博白傅先生取得联系。昨天他来信称，俄国代为保护在华法侨事已然确定。前天他的外交部长已发批准电文给他。他也已将此情通知其领事。根据最后那句话，我想俄国公使认为，从现在起他有管理在华法国权益的任务。这是个误会，是来源于公使给他的信，需要纠正。葛林德先生曾对我讲起过该信函的片段。

应请公使注意的事还有，广州的赫德（Robert Hart）先生于周一乘海关船“凌风轮”来到天津。他与总督长时间会晤后，于翌日晨即去北京。会晤的那天当晚，总理衙门有一件急电送到他住所。

截至目前，天津十分平静。李鸿章总督采取了极妙的保持社会秩序的措施——给那些无业游民找事情干，让他们重建1880年中俄战争时期（注：1880年，沙皇俄罗斯帝国集陆军于我新疆伊犁，此外又调海军舰船威胁清朝廷）修建的土围子（津人称之为墙子，堆造时形成之小河沟因而名为墙子河。上个世纪70年代天津地铁修建时，南京路段就是墙子河改建而成的）。

似乎总理衙门曾向各国公使提出交涉，请他们的领事们禁止各该国侨民向法国舰船供应食品和煤。公使们似乎答称，由于未正式宣战，他们碍难实行所请。

给公使发去本月4日北京《邸报》。内有前述的上谕，总理衙门六名官员被撤了职。继任者为谁，尚不知晓。

1884年9月8日

津沪间电报中断，故此未能电告公使有关北洋舰队的各舰船的现况。只有出书面报告。我认为各舰船人员与武器装备的情报是确切的。但是李鸿章总督的炮舰常往来于天津和其他北方军港之间。其中“肇江轮”和“镇江轮”两舰近数周来被用以向旅顺运送装备器材。旅顺的防卫十分严密，该地有五六名欧洲人。威海卫的器材全运到那去了。几门未运走的大炮被埋到地下。听说大沽炮台情况不佳。每次射炮，虽只装半数火药，依旧会发生震塌现象。该处有6000到8000人。距大沽约20公里，旁河的小站炮台已长期无人理睬。北塘情况如何？——不明。约有3万人被调往山海关。

别人对我讲，中国政府内阁十分混乱。对总理衙门六人的处置可以说明此情。为政的人缺乏爱国心，彼此你倾我轧，都只想趁机捞一把。

招兵、买军火，着手各式各样的防卫工程，招致巨额开支，令人难以负担。商业受累，关税厘金收入数字下降。知情人士对我讲，李鸿章已在哀叹财力困竭。在天津的三四家德商很容易地把德军旧军火卖给中国的将军们。

1884年9月10日

今日眼睛动手术。收到公使委托卫谢尔（Vissiere）先生带来的信。俄国领事已同意代为转发密码电报。似乎无需另定新的密码。中国电报局对我们法国人的电报或拒收或接受全无定章。天主教的味增爵会（Mission Lazariste）给其总会报告华北平静的电报未给发出。

丁汝昌海军上将已于6日由旅顺赴烟台，带去两艘有炮塔的辅助舰。昨天一艘800吨级的炮舰来到大沽。我想它不属于总督管辖的舰队。其名为“泰安轮”。不知来自何处。

1884年9月13日

上海的《华北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有一驻京记者。该报经他获取北京政府《邸报》公布的重要消息。我认为类似左宗棠被任命为福建特命钦差，张之洞为兵工厂钦差，曾国荃为暂任两江总督等等，似乎无需给公使发电报。《邸报》于发刊后两日才到我处。左宗棠于不久前曾遭贬，被罚俸一年。左的任命使李鸿章不悦。

此间认为这是中国朝廷决意向法国作坚决抗战的证明。9日《邸报》的一条上谕更令人对此无可置疑。因其中提到“有胆敢与外国人商议者将送交有司处理。有胆敢与法国人议和赔偿者将交由大理院审理。”这么一来，阁老们对时局没有敢讲真话的。满清政府确信其作为正确了。如此的解体状态无疑地必将导致现朝廷的垮台。

左宗棠的行程尚未确定。据云他将有意从陆路去福州。其任务是当我们图谋夺取台湾时，在台湾和我们打。

似乎刘铭传将军和张之洞曾上奏皇帝，陈述有必要占领琉球群岛（注：原为琉球王国，唐代为中国属国，1879年被日本吞并划为其冲绳县）。在当前形势下，提出这般条件的人会令人认为是疯子。但告知我此情的人——日本领事称：“此非官方消息。”

福拉（Vrard）公司向我请领运送一些箱子到北京的许可证。我给海关道去信，请他照发。道台未直接复文给我，而是派人来声称，道台很愿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但他当前不能和我正式公文往来，以符合北京法国公使馆撤离后所收到的指示。至于福拉公司所申请的许可证，如申请书能由我的另一位同事呈递，那将会立即照发。

我简单地对来人讲，我明白了他上级要他传达的话。这事我需找李鸿章总督商量去。我拟待眼病稍好些就去会见李鸿章，以便明确为保障在津的法侨与受法国保护的其他外国人究应采取何种措施。设想我留在天津不走，应是怎样一个处境。虽说总督过去对我留在天津的安全作过担保，我想现在他会表示他愿我撤离天津。

收到公使9月8日信。我想德璀琳赴沪的使命和我前说的全然不同。我最近才得知他要力图劝说公使北上，如可能，来天津和李鸿章直接谈判。我的看法，这也只是一种手腕，为使中国人能赢得时间。

感谢公使大人告知我孤拔海军上将今后可能的行动。我决定明晚和总督会晤。这将决定我与秘书彭斯（Pons）先生今后留津时间是否延长。

1884年9月15日

俄国代理领事希斯马列夫（Shismareff）已把我与总督会晤情况摘要电告法国公使。

昨日午前李鸿章总督的一位师爷向我传话说，总督大人愿我撤离天津。我遂立即请求与李大人会晤。李派人通知称，他不能正式见我。如我有话要和他讲，可以于晚间去看他，而且不得声张宣扬。我认为可以接受，遂于昨晚八点去其衙门。

我们才坐定，总督即以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腔调对我讲：

“你知道吗？你这样大摇大摆地在市内走来走去真是大胆。你不感觉害怕吗？”

“我为何要害怕呢？因为我是来看望你的。如果需要小心谨慎的话。您不会不予以关照的。此外，我看这里还很宁静呀！”

他说：“别太大意了。你们在福州没有吓倒我们，反而激怒了全体人民。”

他随后发出一阵激烈的言辞，谴责孤拔海军上将实施偷袭战术，未容福州总督将法国领事的通牒转达给军方就开始了轰击。

“自一开始，一切过错皆来自你方。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忍耐与克制，尽力避免破裂。但现在完了。你们要战争，我们就奉陪。当今朝庭已作了决定，采取对应措施。我们不怕你们。我本人前不久还劝过朝廷让步。现在我已不愿再谈‘让步’。你们将得不到任何赔款或补偿。《福禄诺协定》不存在了。我们要打仗了。这将是一场恶战，你们也许在海上要强些。但我们在陆地上等候着你们。我们的人数比你们多得多，你们派3万人来。我们给你们预备30万。这些人完了以后，又有50万人准备和你们打。孤拔别梦想会有福州之战那样容易的胜利。炮台被毁了，我们会修的，军火弹药，我们有的是，我们有大量的钱。因为现在中国人人都乐于为战争费用捐钱。我知法国现状，和我们作长期战争，你们的资源不够……”

我让李鸿章总督谈下去，几乎未予打断。等他讲完之后，我请他注意，我不是来找他讨论两国政府的作为。但如果在谈论中有能使两国和好的话，我还是乐于洗耳恭听的。可是他刚才所讲的话，如果报上去，会使人认为无法谋求调解。

“我所讲的一切，你都可以报给公使。你还可以补充上，我本人就劝谏皇帝离开北京。已无法再谈判。”

“你是否肯定没有什么建议需要我转给公使的？”

“没有，你们欺人太甚。你们在福州的作为太刺激人了。我敢保证你们将得不到一文钱、一寸土。”

我怀疑他说的是否是真心话。他委托给德璀琳的任务似乎与我的猜想相吻合。中国人是优秀的喜剧演员。他似在希望把中国描绘成愿意打仗，从而使得公使在索赔条款上变得宽容一些。

既已如此，我返回到我走访的主要目的。我问总督：

“你是否真地表示希望我离开天津？那你以前对我作过的保证还算不算数？”

“时间不同了。福州事件之后，我们已不再是朋友了。我不对你说‘走’，但我不再劝你留下来。总之，不论是我或其他地方当局都不能和你保持正式关系。不过，假如你有事需要和我谈谈。我也可在晚间接待你。”

我虽一再地要求，甚至于枉然地提起8月27日上谕文告中的“法国人、政府官员、传教士、商人等，皆予保护”的内容，却无法获得他对于保障我的安全一事的明确答复。

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一旦领事馆遭受袭击时……中国当局不会想方设法保护我？——我不那么想。相反地，我认为至少在目前，我在天津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如果一旦旅顺要塞真的遭到孤拔海军上将攻击时，那可能就不同了。不知我和我的馆员能否适时地接获撤离的通知？——但，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会留在我的岗位上。有我在此，就可以给居住在本辖区内的法国侨民安全感。此外，我须照料我们法租界正常秩序，保障不让中国人来侵扰。

1884年9月16日

我昨天猜想李鸿章总督的话语是言不由衷的。这没有猜错。今晨中国翻译来访。他对我讲：“你可能认为昨晚李鸿章总督的话很厉害。可是，你是否明白，他不得不如此讲。否则，还仍会有人攻讦他。”

“我未想到总督会如此激烈。”我说：“他一向痛恨法中两国之间的争执。以前甚至于有时还不惜在我面前责怪北京某些上峰的作为。我还不理解他为何要撤回那一个月前给予的保障我安全的诺言？当时我表示甚至于宣了战，我也不走时，他似乎很高兴。”

“他没有让你走。他又不能让你留下来。因为别人会因此责难他。我想，他还是愿意你留在此地。你向他告辞时，他不是对你说过，需要和他谈话时，可以去找他。我想，那就是说‘呆下来，对你的安全，你可以安心，不必有顾虑。’”

我想这段话也还是李鸿章总督要他来讲述的。

翻译随后去看秘书彭斯先生。他对彭斯讲了如下的话：“领事信了总督讲的话，认为总督心情很坏，决定要打仗了。这不对，假如有办法达到法中和解，总督会很高兴的。”

另一方面，海关道派了两名代表来。未说中国当局要我撤走。而是说他们前来和我商量保障居于天津的法侨及受法国保护的外侨的安全，以及如何维持法租界内的秩序。他们提出若干建议。这就是说，差不多要把法租界内的警察，税收等等都托付给中国当局。

我坚决地拒绝了。我对他们说：“我既然不能和当局有正式往来。那就应由我来指派该让哪位或哪些位我认为适宜的人来行使我的职权。”

在告辞时他们对我说，道台要他们告诉我，只要在晚间去访问道台，道台是很乐于接见的。我拟于明晚就去。

一件我应急办的事，就是把警察局长戈洛（J.Gall）辞退。他在此对大家都有危险。他不是坏人，但他极端粗暴，有一时期把人家惹恼得几乎想把他冷不防地打死。戈洛先生本人也很明白。他对我说，想于近期内离去。我经过与租界董事们商量之后才作此决定的。我定于明天召集一次董事会议，研究如何能有效地行使我们的职权，阻止中国当局掺和到我们的事务里。

1884年9月17日

昨晚10点收到公使电报。在未实施准备撤离的任何措施之前，我认为还是以先慢作决定为好。必须先明确得知中国当局对我的态度。我前已对公使报过，至少目前他们不希望我撤离天津。我拟今晚去会见道台，对他正式声明：“我拟留下来。”我认为留在此地是有用处的，能给公使提供各式各样的情报。但如果时局严重起来，我将让秘书彭斯先生走。至于我，我妻子的健康状况不容许我旅行。以下是我决定做的：英国领事与英租界的董事们同意并保证英侨们不反对我去他们那里。我已在英租界定了一所小房子。当我必须离开领事馆时，我就往那里去住。希望公使能同意此办法。我会小心从事，避免一切足以产生新的麻烦的事情。

1884年9月18日

得知已经决定将于近期内北上攻击旅顺要塞，这太好了！它定能促进事态的早日解决。

1884年9月19日

秘书彭斯先生就要走了，我留下来不走。我已报知公使现在旅顺有6名德国人、3名英国人、8000兵士、两艘炮舰、两艘巡洋舰和3条“福州轮”型的其他船。我已请公使最好经由俄国领事给我发来电报，免得泄漏有关消息对我们不利。

1884年9月20日

星期三晚间，我去见海关道。他的说词比总督的更明确不了多少。他只很含糊地答应我。但他很机智地和我几次谈到丰大业（Fontanier）先生的不幸遭遇。他是故意如此，或只仅仅是简单地追述这段悲惨历史事实向我阐明政府当局在愤怒的人民群众面前，有时是无能为力的。

我交给他一份我辖区范围内全部法国传教士名单和所在地，请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有效地保护他们。他说，已经给各地下达了命令。但他不能负责，因为地方官员并不具备有效的手段来制止骚乱等等。

我费了不少的话，想方设法使他理解：尽力地保障法国侨民的安全对中国政府也有好处。

但海关道明确地对我说：“中国已决定作战，并准备承受一切后果。”

前天市面谣传法国海军上将即将率舰队北来。总督让人问我是否知晓。我称，我毫不知情。

秘书彭斯先生定于下星期二走。他是一位优秀人员，严肃、有学识、聪明、热忱。我只有称赞他。拟请公使大人善予照顾。部里给他4500法郎的待遇是不够的。办公厅的正副翻译的有些待遇是可以灵活的。我以为很容易替彭斯先生办到比现在更高的待遇。

租界警察局长戈洛先生搭乘本班轮船走。他在领馆和租界工部局服务近8年之久，令人一直满意。我想他有意到上海的警察局工作。

我打算于下星期二去英租界居住。这里已经不太平静。街头巷尾出现了一些针对法国人具有恫赫性语句的揭贴。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正如我给公使发去的电报那样，旅顺要塞有6名德国人，其中4人似是兵士。姓名为：冯·韩耐肯（C.Von Hanneken）、施耐洛（Z.Schnell）、曼诺克（Mannek）和米莱克（J.Milleck）。另二人是机械师。他们指挥一条新从德国开来的挖泥船。另外有3名英国人，也是机械师。他们是霍华德（Howard）、勃莱尔（Blair）和莱维特（Levith）。

1884年9月23日

公使15日的信是在今晨才经俄国领事交到我手。我前函及报纸使公使得知左宗棠去福州所走的途径，我就不用另打电报了。

关于电报联系一事，因我离的近，有可能早些得知旅顺行动的结果。我可能给公使打电报。为使转电报人得知他们接发的电报是给公使或是转给我的。我提议把地址用数字来替代。给公使的可用3625，3632，3640，3652开始。发给我的可用4701，4789，5327，5398打头。我当立即通知俄国领事。

秘书彭斯先生未能于今天成行。我们还有一些未了之事须办理。攻旅顺之事最好别在最近几天内实行。彭斯先生在本周内对我还很有用。

德璀琳昨晚由上海归来。我尚未见到他。他已和好几个人谈了话。那些人已将其内容反复地告诉给我。即：法国公使亲自对他讲了，孤拔海军上将即将率舰队北上。德璀琳于18日就给李鸿章打了电报。

在中国人方面，只要有一点信息，这信息立即会飞快地渲染扩大。谣传说，法国人要来攻大沽了；有几条兵舰到了烟台……

在天津，表面上依然平静无事，但必须小心从事。此地的3条法国炮舰的舰长已商定，一有风吹草动，立即把舰上的人员调到陆地上，其中一人甚至还提出派一队水兵到修女处站岗。但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这个措施尚为时过早，这只会增添眼下已有的不安。

20日的《邸报》登载的上谕还谈到我们在福州遭受的许多损失。不是打沉了我们的3条船，而是打沉了我们的5条船。

据说李凤苞公使聘用了很多外国军官用以担当中国军队要职，有几人行将到任了。

德国人和美国人彼此争先恐后地向中国官方卖军火。其中一位商人对我讲，他与他的同伙们得向居间经手的官员给大量的佣金。假使卖的是优质货的话，那就绝对赚不到钱的。

1884年9月25日

昨日午前德璀琳先生来访。他谈了上海之行的结果以及他给法国公使提出建议所得到的接待。同时又讲了法国公使告诉他孤拔海军上将近期将攻打旅顺要塞，而且准许他将此情转告给李鸿章总督。

由于我不知应对他这一通话相信到何等程度。我答称我全然不知晓我们舰队的行动计划，德璀琳对我作结论似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等待事态的演变。如果真的爆发战争，你们将占上风。但需付出很大的代价——中国人在组织抵抗方面，毫无所忽略。我知道他们经由李凤苞任用了很多德、意、奥军官。”

德璀琳不曾对我讲的，而我得自可信的消息是政府资金已感觉拮据。广州、福州一再要求拨补助，两广和福建的财库已告枯竭。

我已搞到关于旅顺要塞的新情报。附给公使的材料是在总督麾下服务的美国军官满宁（Mannin）少校口述的记录。该材料是两个月来，他在绝对秘密状况下提供给我的。

远东澳亚与中国电报公司人员邓（Dun）先生对我说，总理衙门曾向巴夏礼爵士交涉；请该公司别再给法国当局转发电报。英国公使经请示英国外交部后，答称：“由于尚未正式宣战，碍难照办。”

1884年9月26日

今晨德璀琳先生又来看我。他首先对我说，他会见了总督。总督对他谈起几天前对我所发的激烈言辞。德璀琳说：“别把总督所讲的话太当真。”

德璀琳先生接着讲：“你的安全勿庸担心。假如我是你，我就留在此地。”

我说：“我从未有走的意图。”

“有人对我说，你的办公室主任即将前往上海。你自身想去英租界居住。听我的，留下你的办公室主任，安安稳稳地呆在你的寓所里。”

“可是总督和道台讲了，他们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我不愿枉然地冒那产生新的纠纷的危险。”

“总督和道台不得不对你如此讲。我不能对你说是他们要我劝你留在领事馆。但你可以相信我的话。”

因为这与我的愿望完全相符合。我决定暂不实行那离开领事馆的主意并留下彭斯先生，他对我还很有用。

虽说谣言四起，但传教士们并未感到不安。他们称，有我在此就是他们最好的保障。内地的传教士经他们的来信也未说起有不安的情况。

俄国公使通知称：其政府保护法国侨民一事已经获得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各地总督业已接到照会。

1884年9月30日

前任上海英国总领事邓尼（Denny）先生来津已一周。我见过他几次。他对我讲，是以私人身份旅行。顺便在津会晤总督，谈谈当前的艰难时局。他与李鸿章过去关系很好。据说李鸿章对他讲：“只要法国提出割地或索要赔款，那就不可能有和解。中国准备一战，即使丧失其所有省份也在所不惜。”

现在的意见是，由一国或数国来仲裁解决，或由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共同出面干涉。德璀琳和邓尼先生向我谈过这种办法。德璀琳想经由仲裁来调解法中争端。邓尼想得更远：争端一经解决，各国连法国在内协商要中国定一条约，由中国保证切实执行。

美国公使杨约翰先生来津。他将前些时美国政府给他的一封电报内容告诉给总督。那是美国总统根据茹费理总理大人所请要杨约翰先生劝导中国政府接受法国的要求。总督答复的——正如总理衙门所答的——即中国绝不认可赔款。相反地，中国有权为福州兵工厂被毁和被击坏的战船事向法国索赔。

杨约翰先生未再深说。尽人皆知，这位美国代表遵循着一项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自负其风险的政策。他所作所为不全然符合他的美国政府的指示。他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中国人的购买武器军火、铁路器材等等的订单。他实质上更是美国大资本家、大企业家在华的一位代理人。美国旗昌洋行的一位大股东也驻在天津。迄今每次美国公使谒见总督时，他皆随同前往。

1884年10月2日

昨天收到公使大人23日的信。携带此信来的船于大沽停了3天。

假如当时公使馆撤离时，我得知公使偏重于要我随同去上海。那我不会不走的。我妻的健康状况虽说不佳，但那时我们还是能够旅行的。不过我无法揣测出公使的心意。谢满禄代办先生给我发来的电报称，公使准许我在认为居津有危险时，可以撤离。我以为我留守于我的岗位上也还能以符合公使的心意。公使于8月28日让葛林德先生给我写来的信称，委托俄国代理法国权益，在华北仅限于天津以外地区。葛林德先生又称，公使已给俄国公使照会声明：“林椿先生将留于天津。我想他能以照顾其领事区传教士的安全。”

我对公使忽视我的作用有些不快，他不应讲那时曾愿我能随公使馆一道撤离去上海。

我所以不离开天津是因我认为我留此地会对公使有益：或供给公使一些北方发生各类事态的情报，或于必要时充当公使与总督之间的中间人。

法维叶（Favier）神甫昨晚由北京来此。我刚才会见了他。他说，俄国公使博白傅先生收到圣彼得堡来电询问他：“德国公使德勃兰得（De Brandt）先生是否经其政府嘱托，向总理衙门提议由德国人出面从事调停法中争端？”据知博白傅先生答称：“对此未能获得任何情报。”

准备迎敌的清军经过福州的一个桥头。

1884年10月4日

当我得知公使大人透露其原本有意要我随同公使馆一同撤离去上海。这意味着我滞留在此与事态无补。我感到有些不快。我来天津已两个半月，自认为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但竟会被认为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我感到懊恼。

现我将来津前后两个多月来的情况，提纲挈领地回顾一下：我是一个在中国多年的“中国通”。这次是经茹费理总理大人推荐而调来天津工作的。我有幸和他有过不少交往。他是罗荣诺省圣狄埃镇人。他于任外交部长前，当教育部长时，我即赞同他的强制小学义务教育及教育应该与教会分离的主张。其后我又在《费加罗报》上撰文称赞他的在非洲突尼斯、刚果及亚洲印度支那大力推行扩张法兰西共和国殖民地的政策。是他知我在华工作多年，通晓中文，是个“中国通”，指名要征调我来天津和中国官府打交道。我于7月1日告别广州，途经上海来到天津。

在上海期间，我曾多次与巴德诺公使大人及海军上将孤拔将军会晤。他们二人向我咨询关于中国人违反5月11日协定而引起的纠纷事件的看法。

我说：“我认为法国若想尽快地获得所提出的赔偿的要求，就必须把法国的海军舰船调来中国北方，在渤海湾内游弋示威。我想其他的像我这样的中国事务老手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公使大人关于中国的情势，远没有我知道的多。

我此前的著作《中国众多民族的状况及各个宗教信仰与帮派势力调查研究》材料，虽然说得到了他的赏识，但是他却严格地规定今后我必须将所有情况材料全部完整无误地上报给他。不过孤拔海军上将倒还肯耐心地倾听我的见解。

然而孤拔海军上将和公使大人对我的主张——调法国舰船北上游弋恫哧满清朝廷使其就范事存有种种顾虑。他们认为那确实会使满清政府震惊。但那时候为保存北洋舰队实力而极力主和的李鸿章在朝廷严令之下，岂能置身事外！他能不极力应战吗？那时候，法国舰船远来北方；倘不能迅速决胜，水、煤、粮食给养、弹药补给诸多方面，一有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我费了不少唇舌，他们定不了调法国海军北上的决心。

我于7月15日到天津，接替了法兰亭（Frandin）先生的法国驻津领事的职务。

法兰亭介绍情况说，他于6月30日找过李鸿章总督，向李提出法国政府的严重抗议。李鸿章神情沮丧自称，谅山事件之后即给法国总理去电，对事件表示遗憾。李鸿章称：“事件是由于误会而起的。但法国人首先有过错。”他又称，在目前主战派得势下，他无能为力。他的话没有分量。他不能允诺给赔偿，也不能保证将来可能给予赔偿。法兰亭认为，李似在暗示，惟有主战派受挫折，北京朝廷惊惶失措，人们转而向李鸿章讨教之时，他的声望才当然地得到恢复与提高。他的话才会起作用。

为尽快亲自获取第一手材料，我立即前往拜会李鸿章总督大人。果然，他愁容满面地接见了我。

我说：“我和巴德诺公使及孤拔海军上将会谈过。法国一定要就北丽（Bac—le）阻击事件索取赔偿。”

我的话给予他深刻印象。他只重复地说，他无能为力，他的话不被听从。我相信这是实情。

李又对我说，江苏总督被派往上海谈判。李本人是要和平的。但是不明事理的主战派如不碰壁是不会自动歇手的。他的言外之意应是正如我所设想的：如法国海军不失时机地北上，朝廷面对兵临城下的局势，必然惊惶失措，从而方有可能从外交途径上商讨法国政府的赔偿要求。

我立即将此情况电告巴德诺公使大人。

数日后，我获悉李鸿章总督曾派其秘书携条款往上海谒晤法国公使。我不知条款内容。但李鸿章并不放弃要我充当中间人。因不待他的代表返回，于7月底，他派人传话，其大意是：仅只在南方福州有所行动，不来北方谈判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他表示我们的要求条件太高——似乎已经在原则上应允给予赔偿。他说，法国人可以于将来在修铁路、设邮局、建造币厂等等方面得到重大的特惠。

他这意见显然是经过郑重考虑的。我认为巴德诺公使大人应将我上报的文书转报给总理大人，并要着重说明这是我在华居住16年，与中国人打交道多年积累经验的看法。

不过，9月中旬我与李鸿章再次会晤时，总督大人向我讲的却和以前的腔调截然不同。该时在场的中国人翻译可以证明。但是翻译后来他向我解释说，总督是为了害怕别人攻讦他，而言不由衷的。

德璀琳自上海归来。他说：“由于朝廷中主战派依然掌权。总督为不让朝廷怀疑而不得不装出他也主战的样子。但他是要和平的。主战派最有力首领之一左宗棠现奉旨去南方公干。明面上是经总督保荐而去的。而实质上是总督把法国的一个死对头调离朝廷以便于恢复谈判。”

我认为他的这番宽慰的话也不外是由李鸿章授意对我讲的。因此，虽说上级再次准许我撤离天津。我依然不能走。我认为，我滞留此地，除能使众多法侨及受法国保护的居民安心外，尤其重要的是，正如我至今所作的：还能提供在华北地区种种军事、政治、社会民情等大事件的情报。它们的作用肯定会促进有利于符合法国利益解决当前的法中关系。我相信在上海的法国公使大人及孤拔海军上将都会赞许我的作为的。

我想，如果部里在代理总领事的问题上想到我，我还是有一些权利的。

1884年10月5日

我已见到俄国领事希思马列夫先生。关于电报通信之事，他已给其公使去信。尚无回音。

法维叶（Favier）神甫又对我谈起博白傅公使接到有关德国人出面调停的消息。他说俄国公使明白地对他讲：“如果法国政府已经找德国政府，那俄国政府也很愿意帮这个忙。特别是俄国正代管着法国在华权益呢。”

我想，如果真有仲裁之事，中国能否接受俄国的调停？不管怎么说，俄国是被人认为很偏向法国的。

美国公使一直逗留于此地，似乎在上周他和李鸿章吵起来了。李责怪他净给总理衙门出些不良的建议。并且对他明确地说，李明白美国公使对事端为何漠不关心，也了解其行动的实情。

上海《字林西报》刊登一篇《杨约翰先生与总督的会晤记》，这无疑是杨约翰同意发表的文章。

传言，孤拔海军上将捕获两条载有2000士兵的中国运输船和基隆已被法国人占领。

1884年10月7日

收到公使本月2日的信后，就立即给他发去所要的情报。

昨天德璀琳先生向我讨好地讲了以下情况：

“若干天前美国公使杨约翰先生给法国公使巴德诺先生去电报，提议休战6个月。法国公使不接受。杨约翰先生听了从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认为他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有人在巴德诺先生面前说他的坏话。我的上海之行使我联想到这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德璀琳。”

“杨约翰先生竟然正面地找我询问此事。他直接地问我，信不信那中法争端开始以来流传的种种有关他的流言？

我对杨约翰说：‘我有一切材料足以证明你的翻译何天爵（Holcombe）先生在5月11日的协定签字之后立即对总理衙门讲此协定对中国不利。他认为在谅山事件之后，应劝谏中国政府勿需遵守。何天爵先生使中堂们相信中国不必答应法国的要求。法国也就是恫吓恫吓而已，不会有什么举动。我还知道总理衙门对何天爵先生的话十分相信，认为那可能是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所以总理衙门就找他草拟某些给法国公使的复函。何天爵先生是你杨约翰先生的翻译。大家都认为他是按你的指示行事的呀。’

杨约翰先生于是对我辩解，他长时期不了解其秘书的行为，用极严厉的言词说他。最后杨对我说：‘你和我一样清清楚楚，我向来总是劝中国人让步。

“我认为恰恰相反”，德璀琳接着说：“我立即予以反驳，‘你杨约翰先生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促使中国政府抗法。’对他提起7月间他从南方回来时和他会晤时他讲的话。那时他正式答应尽力劝其他国家的同事们与他一起抗议违犯协定之事。这个诺言，他未实践。”

“杨约翰先生尽力争辩。但我知道应如何相信他的说词。他不过是只想在当前的局势下，让他的那一伙朋友们获取各种各样的好处，从中捞一把。”

经过与德璀琳的这番向我讨好的晤谈之后，我就很容易从他那里了解我所要知道的东西。我于是又去看他。说到昨天他谈的话题，我问他：“杨约翰先生提出的停战提议，总督是否知道并且同意？”

“我可以向你保证，”德璀琳答称：“杨约翰先生找巴德诺先生接谈之事未经总督同意。那只是个调停的问题。李大人对此认为假使法国总理和美国总统协议提出这种调停的办法，他将尽力地劝说中国政府接受。”

德璀琳又说：“你无疑听说过总督采取的不惜一战的态度。欧洲报界已发表过关于此点的电讯。他对杨约翰的讲话表述着这种意思。不过，我必须向你实说：再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愿获得调停的了。他深知中国之弱，如果说他对他自身掌握的力量有些信心的话，他对南方的防卫准备毫无把握。”

根据德璀琳所谈，可看出杨约翰向公使提出建议之事，事先未经总督同意，总督与此事无关。

随后，我去访问美国公使杨约翰先生。他态度和蔼，比以前客气得多。他说，他很遗憾不认识法国公使。他对中国人很不满，称之为野蛮人。他曾试图让他们睁开眼睛，但是枉然。随后他问：“法国公使是否能够来北京或天津？”我答称：“公使既定的意思是只来北方订立最终的协定。而那只有中国政府认可法国所提出的要求才行。”

杨说：“但现在在北京或天津同样很难认可这要求呢。他们似乎已决定不惜一战。”

我答称：“传言是如此，但你知道法国政府是得到议会投票支持的。”

杨约翰先生于是对我说，处境如此，真是可惜。他愿使两边都面子上好看。他爱法国犹如爱美国一样。当法国对德国作战时（注：指1870年间的德法战争），他完全同情法国。他一再地向法国公使致敬并表示其极愿与法国公使联系。

据来自北京的确实消息，似乎大官们有多人被解职。总理衙门毫无权力。内阁官员意见纷纭，其中二人因胆敢提议与法国议和而受到严责。皇太后厌烦于此情况，似与七亲王有争吵。七亲王坚持揽权不放。据说宋庆将军召募的义勇队由于得不到所应许的薪饷已经解散。

俄国领事希斯马列夫给上海同僚去信通知称，已经准其转递法国公使发给我的电报。

1884年10月9日

昨晚我应总督之请，前往会晤。我去看他时，他的态度与前次会见时迥然不同。他首先问我：“法国公使是否一直在上海？是否有意前来北方？”

我答称：“他还在上海。据我所知，公使之不变主张是只有在中国政府应允法国的要求之时才来天津或北京。”

李鸿章说：“想要满足要求，最好是来与我讨论条件。”

“总督如果有要提出的条件，请告诉我，我可立即转给公使，由他来判断是否接受您的邀请。但除非是极确定的条件，我想仅按您的意向找公使接头是没有希望实现的。”

“只有在与他接谈时，我才能看出该怎么办呀。我向你保证，他若来此，是决不会后悔此行的。”李鸿章重申他的想法。

“我可以就此问题给我国公使去信。”我说：“我重申一遍，只要你们政府不答应给特惠，公使的答复将是否定的。”

李鸿章于是谈起他如何热切希望友好地解决目前的争端。他的话语与前三星期的大不一样，那是因为情况已有了变化。现在他的话有力量了。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在谅山事件中，中国也有一些过错。所以没有承认，因为总理衙门怕你们索要赔偿。现在如果你们想与我们重归于好，还是时候。福州事件非常刺激人心。但是如果你们表示愿意和好，仍旧可以得到和解的。最好还是巴德诺公使先生来这里。你既然认为他绝不会来的。那么请你给他去一封电报，请他告知法国政府肯于在什么条件下接受仲裁。假若这些条件合理，我承担劝北京朝廷接受这种和解办法。”

我说：“我可预先告诉你，这个建议很少有希望被接受。但我可转给公使看看。”

“我可给你使用电报。当仲裁遇到问题时，我们还可以商谈一个最终协定，给你们一些实质上的好处。你们能于越南东京建立和平，经营很美好的殖民地；与中国的南方省份保持良好关系。相反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地要打仗。那好吧，我们就打！就算你们能迫使我们接受你们的条件，你们将被众多的中国人民所痛恨。这种仇恨将会有朝一日对你们法国在中国比邻建立的殖民地召来致命之伤害。”

我问总督，除了我之外，他是否还托付过别人向公使转达过这类建议？

他答称：“没有。美国公使于转来美国政府的一份电报后的第三天对我说，他已给法国公使巴德诺先生去过电报建议休战6个月。因他是出之于好意，我道了谢。另有些人愿充当中间人。由于礼节关系，我说他们既然去上海，如有机会，可以和法国公使研究可能做为谈判基础的办法。”

我这次会见得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已开始意识到因循目前所走的路所冒的风险。向我们提出一些可能接受的建议以便结束战争，其为期似已不远。我不久前得自北京的消息也可证实此种见解。

今日午前，我即将昨晚与总督会晤情况电告公使大人。说明他要立即知晓法国政府愿接受第三者调停中法两国间争端的条件，认为调解是惟一和平解决问题之道。中国愿服从裁定。他似又重新恢复其影响势力，能使北京朝廷愿倾听其为恢复两国良好关系的安排。他叙述法国能自和平解决中获得的种种好处。

他说：“至于战争，不问其结局如何，法国获胜程度是大或小都将会使人们仇恨法国，那必将对在中国比邻的法国设立的殖民地极为不利。”他未派过任何人去和法国公使联系。他说，有几位中间人愿居间调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礼节上的关系，对美国总领事讲，约法国公使来津。

电报局获令接受法国公使打来的电报。

1884年10月12日

海关道于今晚七点交来公使当日发来的电报。我把电文大意告知了他，并请他转告总督。总督于昨晚就派人探问有无回音。

1884年10月14日

星期日晨会见海关道。他根据公使第一封来电内容得出结论——总督图谋和平解决的建议已遭法国政府拒绝。他似对此深表惋惜。这使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中国已愿意有所让步。

道台说：“我已对李鸿章大人讲了公使的复电：即对仲裁表示绝对地否定。”

我问他，他所讲的话是否已经获得总督同意以及中国愿意作什么性质的让步？

“总督不能和你自由地讲话。他被迫保持沉默。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热爱和平。这他也亲自对你讲过。他只期待能在北京出力使七亲王答应你们的要求。目前他在朝中已经获得人望。”

“在法国，则恰恰相反。怀疑总督是否真有诚意的人数目前不断增加。我们无法了解李大人的思路”我打断道台的话：“显然，我们只有按他发表的说辞去理解。”

“总督想重新赢回他的影响势力就须持这种态度。现在他差不多已达到了那个地步，他只求和解。请在公使面前给办办。给他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提出新的建议。”

“法国至今已提出了不少新的建议。你认为按目前情况，法国能认可新的拖延？”

道台说：“这由于迄今你们所要求的实在过高。我深信中国朝廷绝对不会，至少不会公开支付给你们赔偿。得设法绕个弯子来实现这一点。困难就在于此。”道台接着说：“中国朝廷能同意的：比如说像临时占领基隆、批准《天津条约》、商订一个商业协定。或者给予修铁路的特惠、大价向法国买商品等等是变相赔款。”

我正打算立即向公使通告这次重要的会谈时，公使的第二份电报来了。我见法国政府为恢复谈判所提的条款竟是如此温和，最初认为总督会不很为难地接受的，尤其是道台和我讲了那番话之后。我大要地把内容告诉了道台。但他认为第5条——“控制基隆与淡水的海关和矿产”虽说有“经仲裁许可”的字样而显得有些缓和，但肯定会遭到反对的。

晚间，我去看总督。他虽仍然极亲切地接待我，但他认为条件还是太苛。那第5条，“临时占领基隆和淡水……”最使他不快。此外，他对我们的傲慢气势不满。我要他更明确其看法。他不肯，说得需要时间思考。须稍待若干天，了解到朝廷的意向后才能出头去办。

这次总督的谈话虽说很平和，但却流露出一种冷淡的神情。我请他注意法国所提的条款是如此地和缓，是法国所能认可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也是依照他从前表示过的意思——为了和平，法国才提出新的建议。如果被拒绝的话，再想恢复和谈那就难了。他那边如再有所申请，那就是说企图拖延时间使中国补充军备，玩弄完成战备的手法。我最后声明：“不管怎样，重开谈判并不意味着我方中止作战。”我这方面的态度肯定会给予他深刻印象的。

1884年10月15日

我给公使发去下列电报：

公使10月12日晚间发来的电报于昨日午前交到我处。我于当晚即告知了总督。他自然认为我们的要求过高。特别是不能同意第五条。他要我们给他必要的时间去北京办理。我提醒他中国政府须于短期内作出决定。总之重开谈判并不包括我方的停战。

有几份电报称，法军在淡水吃了败仗。我请公使告我真情。因这可能会对目前的谈判大有影响。

此地收到的消息称，法军在淡水遭到挫败。我相信，总督于前一两天即获悉这一消息。故而他对我们的建议条款反应冷淡。据称法军于风雨之夜偷袭，因缺海军支援而遭受巨大损失，伤亡四五百人。大批枪械落入敌手。中国人当然相信此显然是夸大了的消息。北京方面认为这是个胜利。人们欢欣鼓舞，主战派又燃起了热情。

我认为此刻一切企图和平解决的举措都是不合时宜的。惟有孤拔海军上将新的胜利能有利于要求和平的人们的工作。

1884年10月16日

收到公使来电。得知我军在东京打了个胜仗，并得知利斯比（Lespes）海军少将在淡水遭受的挫折远没有中国官方及一些外国人所传说的那么大。我当于明日起即更正两天来关于此情的讹传。总督得自刘铭传的来电称：“适才大胜，已将法军从淡水赶走。毙敌500余人。”消息传来，中国朝野人心振奋。在北京，更是连日欢庆。但此间地方当局显得较为沉着。不过今日傍晚英租界有揭贴称：“法国人在淡水损失3000多人。”类似揭贴英租界内贴的很多。城里无疑会更多。

我担心我军东京的胜利不足以掩盖在淡水的小败。惟有攻占淡水才有可能恢复谈判。

1884年10月18日

我给公使发去下列电文：(www.xing528.com)

东京的胜利消息产生良好效果。但唯有淡水被我军攻占才能恢复谈判。所谓我军受挫之消息传来，人心浮动。当前谈判不可能有效。

《泰晤士报》记者考洛贯（Colghoun）的电讯称，孤拔海军上将日前离马祖去旅顺。此情是否真确？

1884年10月20日

我将昨晚会晤总督情况电告公使：

昨晚将公使打来关于台湾情况的电报告知总督。此情况及我们在东京的胜利给予他强烈的印象。

这次他清楚地对我说，他要和平。他以前主战的言辞是为有利于促进北京要求和平。

他问我能否同意对法国政府的条款稍微变通。我未给予他任何希望。他要求放宽期限。我说，我们无疑不久即能占领台湾与东京。该时所要求的必将更大。

我向公使要求，不论是此地或是巴黎，都不要把当前已提出的条件作任何变动。坚持现在的条件，谈判成功会有保障。而新的让步只能延长对方的顽抗。

1884年10月21日

我19日晚对总督讲法国政府封锁台湾的决意，法军在东京的胜利，对基隆的占领及淡水战事的事实经过。这一席话以及上海报载孤拔海军上将将得到大量增援的报道给予了他深刻印象。

李鸿章大人这次对我说，他的不变主张是赞同和平解决，重修两国之好。当我问起他多次讲过的主战言论，特别是那番对美国公使的讲话之时，他清楚地对我说，他是故意采取此姿态，以便维持他的地位，好于适当时机使他的主和建议有力量。他毫不隐瞒地阐明，最近报上登载的材料是经过他同意的。最后他大骂内阁及总理衙门的人。说他们虽然了解时局的危险，却又不敢如实地奏明皇上。

“那你为何不大力上奏呢？”

“我一开始即如此做的。你知道吗？我招惹来一些什么？——我受到攻击，故而不得不放弃提谏议。我的敌人们认为那些建议是出之于胆怯怕事，畏惧洋人，以之作为武器攻击我。但今天，情况有些变了。我想过不久我就可以重新活动，促使朝廷作出那以前一直拒绝作的决定。我打算月内趁皇太后50诞辰之时机去北京，亲自把法国政府经你手转给我的条件提出来。”

我让他注意，在这期间我们将继续行动，而且无疑地会比以前更为激烈。当一旦东京与台湾占领之后，重建和平的条款将远不会像现在的这般缓和。他坚持要求对“占领基隆与淡水”作修改。我不给他对此留有任何希望，向他提醒这是我们为恢复谈判而提出来的最大的让步。

“噢！”总督轻声地应着。我认为他是愿意在这提出的基础上谈判。我深信我们不必多久就能达成协议。任何变动都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对我们是不利的。

当我告辞时，总督好像突然地作出了决定，对我说他直到如今未将我们的条款告知朝廷，是企望条件会和缓些的。但经我这么一说，他决定立即派人去北京探探情况，找某些高层人物面谈。负责此项任务的人即是德璀琳。我想解决的时机虽说已然临近。但惟有东京的胜利和淡水的最终占领的信息最能促使其实现。

《泰晤士报》记者考洛贯先生来看我。他主要为声辩他的福州事件的报道不应受责难。《华北字林西报》发表的署名吴易蒙的来信特别令他有所触动。考洛贯声称对孤拔海军上将特别推崇，曾在《泰晤士报》上写过很多赞扬的文章。我只答称在法国报纸上他所拍发的电文似可说明我国同胞们对他的指责正确。

1884年10月24日

德璀琳去京后，起初传言称他与总理衙门的人晤谈结果认为条款很有可能会被接受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今日收到他本人来信称：“在未得到占领淡水的官方消息之前，任何和谈行动都是不明智的。”

参加中法战争的中国绿营兵。

李鸿章总督通过其亲密的顾问，海关道午前告知我：“法国政府的条款，一如总督预言的，被拒绝了。不是因其过苛；而是因其中有侮辱中国人条款。”道台随后请我与他研究能否用其他相当的事物来替代这些条款。我仍拒绝讨论，并重申法国政府的来文已讲明是最大限度的让步。道台于是请我注意，归根到底并非有所修改，而只是在形式上如何免使中国丢面子。他对我反复地说：“使北京内阁拒绝的两点是：（1）占据基隆和淡水；（2）要求相当于赔款的东西。”

道台于午后又来见我。他从朝廷已拒绝那些条款谈起，接着秘密地说，上谕决定立即修建铁路。并称上谕要李鸿章总督向外国人借款白银两千万两及审查修建方案，聘请工程师等等。他使我明白其中可以有办法得到相当于赔款的东西，并请我研究此问题。见我坚决不同意之后，他又出示一份8条条款的方案，称可使法国的条款与北京的接受能力取得一致。经他一再申请，我就看了，但我对他说：“法国政府不可能同意该方案。我不敢将其转报给公使。”该文件内容是：

1、1884年5月11日《天津条约》各条款，除本约有所修改者外，均将忠实履行。

2、分别电告在台湾与东京的中法两国军队司令中止战斗。为避免发生误会，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停战令通知同时到达各军。

3、停止敌对行动后，于等待订立《天津条约》第5条规定的最终协定期间：

（1）在东京：中国军队暂驻于老街和谅山，于商定期限内将其他地方放弃，由法军接管。

（2）在台湾：法军暂时占领基隆和淡水。

4、最终条约签订后，法军自台湾撤退。中国军队完全撤出东京。此两行动同时进行，完成期限待以后规定。

5、按5月11日和约第5条，缔约双方各派全权大使负责按该约所定基础研究及订立最终和约。

6、中国承认以合理利率在法国借款白银两千万两。此借款将于40年内归还。首先由海关收入担保，以后在法国认为中国修建的铁路足以担保时，以铁路担保。

7、借款的半数（一千万两）将以合理的价格购买法国工业品：

（1）军舰，军火弹药等等。

（2）修建铁路和经营铁路所需用的器材。

8、中国答应于战斗终止，恢复和平后，将从事修建铁路和发展其他公用事业。承认在法国招聘工程师、工头等人以进行上述工程。这些法国人将与受中国人聘用的其他外国人享有同等地位。

1884年10月28日

晨间总督派人告诉我，道台给看的条款是出之于他的意思。要求我一定转给公使看，称这些条款是郑重的。极愿让法国政府研究。他求我亲自携往上海。在我尚未应允之时，我接到公使密电指示：“如果条款有可能接受，巴黎方面似愿谈判。”这令人猜想法国政府已知晓条款是被怎样拒绝的；并且也可以在别的基础寻求一个调解。故此我认为我应该考虑总督的方案。

晨间的传话使我有一与他会见的很自然的藉口。晚间与他会见时，我未讲述公使的密码电报指示，而是把那件公使想要中国人知道的同时发来的电文翻译给他听。该材料将我们在东京和台湾的处境描绘得相当有利。我说：“中国有必要迅速地满足我们提出的正当要求。”

李鸿章说，他很了解。他已决定竭尽全力促其政府来商谈。他会在皇太后诞辰之际去北京办理，使之有成效。但因法国政府的条款已被阁议否决，如仍原封不动的样子，他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求我去上海把其交由道台草拟的方案给公使送去。他称这方案实质上是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条款。他让师爷张挂大幅的两个方案对比图，要我将他的条款与法国政府的条款对比，以证实他的说法。

该对比情况是这样的：

总督对法政府条款第2条：停止法国海军的军事行动；第3条：批准《天津条约》与第4条：修订《天津条约》第3条的商约均无意见。他的方案第1、2、5条已完全包括了其内容。

关于法国政府条款第6条：将不提“赔偿”字样，但法国保留淡水和基隆的海关与矿产作为“代价”，年限待议。总督请我们注意，相当于赔偿的“代价”除将成为新的争执外，对法国也不会很有好处，另一方面对中国也仍具有侮辱性。故此他建议以他的方案第6、7、8条变通方法代替。他称，以可靠保证找法国资本家借一大笔款子。法国实际上无需出钱。因这钱是用来向法国工商业买东西的。另一大部份借款是用于恢复和平后建设中国的公用事业，特别是铁路，并要任用众多法国人员，以实践其相当于赔款的条文。

谈到法国方案的第7条“仲裁”总督请我们考虑。他说，这个条款对法国也不是很有利的。仲裁法庭首先须确定法国的要求是否有充足理由，即使可能其决定对法国很有利，那依旧值得商榷，因仲裁处理需旷日持久的时间。那将拖延两国恢复良好关系的早日实现，也必然拖延法国在东京地区的殖民发展。

总督深入地阐述了他的方案之后，请求我亲自去上海将方案给公使送去。他的表情令我确信他的诚意。我立即在其衙门内拟出请求公使准许我去上海送交这一重要文件的电文，同时也可算作对公使密电指示的答复。电文简短：“有重要事报告。需作长篇说明。请公使大人准我立即赴上海面陈。”

1884年11月8日

我携总督对法国政府条款的修改文本于10月29日到达上海，交由公使大人转报法国政府。我则于今日返回天津。

1884年11月13日

茹费理总理已经将报去的总督方案的答复电文经由公使知会了我。奇怪的是，茹费理大人的电文竟然称：德璀琳说，总督的那些条款是由我林椿授意提出来的。我已对公使讲了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

我去上海的过程是这样的：

我10月14、15、18和20日的电报向公使汇报了总督对法国政府的重开谈判提案的态度。

总督一再地向我保证他是热爱和平的。不过他认为淡水事件会使我们缓和提出的条件。我未给予他在这方面留有任何希望。我说：“我们在东京将会获胜，而且我们最终将能占领台湾全岛。”

李鸿章当即对我说，法国政府的条款太苛。特别是关于暂时占领基隆淡水和要求相当于赔款的东西。那一定会被北京的内阁所拒绝。他不抱奢望地派德璀琳去北京探探路子。结果果然碰壁。法国政府的提案经总理衙门呈报后受到皇上跟前的31道奏文的反对而被驳回。

总督的方案是在这般背景下提出交我转达的。在整个事件中我仅充当联络员的角色：我的职责也是如此。我只是公使大人与中国当局间的一位中间人。我从未远离过公使给我规定的路线。

我不了解当初德璀琳为何宣称，他的谈判本将很快地能获得应有的成功，却因受到林椿方案的干扰而终告失败。

1884年11月14日

星期四晚见到总督，对他通报了我的上海之行的结果。我告诉他，法国总理拒绝了他托我向公使提交的条款。我要总督解释，为何北京朝廷对法国政府的提案之接待与他讲过“会予以考虑的”以及德璀琳电告巴黎谓他的使命即将获得成功。其出入如此之大令人费解。

总督称，那法国政府的提案因遭到31道措词严厉的奏文的反对而立即被驳回。他因极愿设法解脱出目前的困境状况而草拟了那个法国条款的变通提案。该方案传到北京后就得到内阁多人的赞同，故此才有了要我去上海之行。总督称，他从未相信德璀琳的使命能成功。但德璀琳的关于其奔走斡旋即将获得成功的保证却是诚心诚意的。他过份相信了总理衙门某些人的几句好听的言词。

总督不赞同德璀琳于其所携条款被驳后的举措——指其给福禄诺司令发去充满愤懑内容的电文。

据总督称，其实使北京决定不考虑法国的条款是由于欧洲曾纪泽大人的一份电报。该电报称有中间人称，巴黎拟派人前来与他开谈。那人似称法国愿满足于批准《天津条约》。此说法又由于其他外电称英国外交部伍定顿爵士（Sir.Wuddington）曾多次与中国公使会晤而在北京得到相信。曾大人又报称，根据判断，法国现内阁很快就要被推翻。议会不赞同其对外的行为。总理衙门相信中国驻英代表的话，认为法国无论如何都想要言和，就匆忙地草拟出一份八款的反提案。李鸿章称之为极端可笑而拒绝给我看的材料。

我得知其主要内容是：（1）放弃以越南为保护国，承认中国对该地的保护权。（2）东京的北界将由老街通过高平抵达谅山的一线为界。（3）5月11日的原《天津条约》作为无效。（4）关闭中国南疆，不准法国商品运往云南、两广。

总督对我说，他将于五日内去北京。届时看皇太后针对他的中法纷争所持的态度会给予他作何等样的接待。但法国政府的条款既已被庄严的阁议驳回，他已无从再行提出。

我重申；“我们一定不会同意改变我们的为重开谈判的条件。我以前就明确表示过，我甚至于不能向公使转行申报此要求。我们的地位，不论在东京或在台湾都极强大有力。中国还是越早谈判越有好处。”

“你们法国怎么还没有拿下淡水呀？”

“我在上海时看过孤拔海军上将的电报。他说随时都能取下淡水。但目前他愿先继续封锁，逼使中国军队缺钱粮，缺军火到走投无路后而消灭之。”我是以不经意地样子说了出去的。它一定会打动总督的。

总督对台湾的战势很关怀。守将刘铭传是其好友，又是其最宠信的将军。他对我反复说，他对时局不存有幻想，愿意言和。但是目前有七亲王的一伙人当权，法国政府的条款，如不变通改进是不可能作为谈判之基础的。他既已如此讲了，我想再多谈那已转到北京去的法国总理的决意是不明智的。

不过我想公使还是应该让我得知我们能以满意的最低条款，以便于届时准予我出面，用对中国的高官们打交道时使用的中国外交的小手法来达到法国政府的期待的目的。另有一点必须强调，就是当北京方面经由总督进行谈判时，却又受到另在欧洲和谈干扰的话，那将肯定不会有成效的。

德璀琳也同意此看法。在他听了我的叙述之后，他承认我送往上海的条款确实出自总督之手。他给我看了发给富禄诺司令的电文。那电文只简单地说，他的交涉被总督的新条款所妨碍。他承认这些条款在赔偿上来说对法国更为有利。

由于曾大人的电文事关重大，我急向公使发去下列电文：

我已见总督。详情不便电告。因中国驻英公使曾大人来电称，有人向他提出仅以批准《天津条约》为基础的重开谈判。因此我们的条款遭到拒绝。总督认为总理衙门的反提案可笑。他将于五日内去京。此行将会对解决纠纷起重大作用。请建议政府坚持原条款。同时将所要求的最低条件告我，并准我去办以便获得成功。倘若同时又在巴黎商谈必将产生不良影响。德璀琳也同意此见解，他也会为此给公使去电报。法军胜利的捷报将会有助于谈判。

1884年11月15日

我给公使发去下列电报：

李鸿章总督原拟于皇太后诞辰之际去京的，但现奉命留于天津。这是那些担心他的北京之行会对皇太后产生影响的反李派给他的打击。北京情势似很紧张。伦敦北京间电文往来频繁。英国政府插手了议约的事，似此多头联系图谋早日促成议和。其结果对我们十分不利。

1884年11月16日

昨天早晨，人家秘密地告诉我：李鸿章总督是获令勿离津的。这个消息全然出乎意料。因前天总督对我宣布过，他将于本月18日进京，向皇太后奏明现况，陈述在此次事件中，特别是签订《天津条约》以来他的作为，谏劝皇太后作赞同和平的决定。

此突然情况对李大人影响很大。这显然是他的敌人们，即七亲王以及他的那伙狂热的人们，惧怕李大人可能会给皇太后施加影响而挑动此举措。其演变目前尚难预料。

据人家讲：“总督的对头由来已久就在伺机中伤他。”

我已对公使报告过关于北京派来官员到天津官府衙门及军营内作调查之事。该项调查无结果而转到别的方面。李的机警行动识破了他们设立的网罗。他们就要查李与外国人交往的桥梁——马建忠，命令召他去北京问话。但马曾经以种种藉口拖延规避。当局已有明令，如他拒绝应召，即将其押送北京。他似已无法再推托。有可能已经去了北京。

人们将要询问他有关李鸿章总督的一些最易受人指谪的作为，特别是5月11日和约签订前后的交涉，以及把招商局轮船公司出售给旗昌洋行的情况。问话的用意在于从他那里挖出不利于李鸿章的情况。这样总督的敌人认为就可用以搞李，甚至撤掉李的职位。谁知道他们想要走多远呀？

我们也可以设想，当李鸿章遭到撤职或者被查办时，他真地会乖乖地听从摆布？这就很难说了。无疑地，他拥有的力量是足以与其敌人抗衡，拒绝执行他们在北京的发号施令，甚至会不会直至于推翻现朝廷，或者将其交予他认为适当的人也未可知。

假定他有能力如此做，他敢不敢做？在那一天，要实行这个政变时，他会认真地考虑。他年事已高，已无往昔那出色的毅力。还有，他的亲属全在安徽省，他也得忧虑他的举措将会给其亲属召致杀身之祸。

虽说反对李鸿章总督的作为在北京引起了一些动荡。但两派对峙形势迄今尚未全面公开。是以随时可能出现严重事态。我14日电信中所述的条款方案似会因李鸿章的新处境而有改变。但也可能发生一些意外情况使我们得以获利。届时，我会立即给公使去电请示我所应遵循的道路。

中国政府确由怡和洋行经手借到一笔500万两银的借款。一部分是以海关收入，另一部分是以户部的准备金为担保。这款子的20万两用于改组正旗营；30万两向英国购买铁路器材。其余用于整修海疆防务。据说此刻在北京商谈着一笔相当大数目的借款。中国显然在筹款以组织对我们的抵抗。肯定地讲，以它拥有的丰富资源，很容易在外国找到资金。我们能否设法让法国资本家参与一部份这类重大的交易，让他们打开一个市场。假如现状长久地持续下去，那势必会妨碍我们有朝一日在其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图谋。

1884年11月19日

我16日信中所述关于马建忠的情况不完全正确。事实上，马建忠仍在天津，住在英租界内的一座旅馆内。他认为无被逮捕之虞，他确接到去京的正式命令，他无法不听从。但他日复一日地推迟其行期，对其将会如何呢？极令人忧虑。有好多反对他的奏章。他被视为卖国贼，又被控由于他的建议而挑起了我们对福州的行动。

12名德国军官和参谋副官到津已有数日。其中数人奉派去往旅顺要塞。其余被分派在天津周边的军营。似乎他们强调仅只被聘为教官，不准备参预和我们法国人作战。有人传说他们是经由德璀琳先生聘用的。德璀琳坚决否认，称未参预此事，说他们是由李凤苞公使独自洽办的。另还有10至12名外国军官也将于近期来到此地。

据云，大沽外的两艘巡洋舰将于星期六去旅顺，又有说将去上海修理，之后去台湾。我对传言不甚相信。我认为李鸿章不可能同意使其北洋舰队最优秀的两艘战舰冒与法国海军作战的风险。

日本领事今日来访。他对我说上海方面给其公使的一通电报称孤拔海军上将已占领了淡水。

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馆秘书明晨将乘坐捎带本情报信的船去上海。

1884年11月22日

天津英国领事达文波（Davenport）先生给我看了那在海关工作的工程师吉尔伍德（Kirwood）先生给他的信。该信称，他在总督指挥下受命去威海卫取数月以前埋在地里的机器，照料其运往旅顺。他怕丢职而不得不接受此任务。但他非战斗员，将不参预任何反对法国的行动。最后，他在信中称：“倘您得知我搭在一艘派往台湾去的中国战舰上，您可相信我是被迫无奈而到船上去的。特向您作此声明，并请据以奉告法国领事先生。”

我向英国领事讲，我须把吉尔伍德先生的信转告公使。此信对近期来谣传中国人有意要冲破对台湾的封锁有一定重要的佐证意义。据说，北洋舰队须为此行提供5艘战舰。

总督似乎已充分意识到北京这一主张的疯狂性。据说，他本可以拒绝这个命令。但他提出，他的战舰，特别是那两艘巡洋舰自1881年以来即未曾去船坞检修，急需修理。他要把它们派去上海检修以便争取时间。同时另将设法阻止其他战舰参加他对其结果毫不抱幻想的战事。

1884年11月24日

昨晚才接到公使的本月17日之信。其内附有外交部长大人的电报抄件。我将遵照公使吩咐，把法国政府的决意通知李鸿章总督，告诉他如果北京朝廷拒绝接受10月11日条款，法国政府将毫不迟疑地以最有力的行动迫使其就范。这话会对总督产生一定影响。但我怀疑，李鸿章在现情况下在北京能有什么作为？

我与公使同样想法：只有在台湾和东京的胜利信息才能以促使中国政府接受我们的条款。

正如李鸿章总督所讲的，至于为要求特惠而提请仲裁的话，那特惠在他的10月24日条款中已经有了。又正如他所讲的，对我们并非很有利的：“因仲裁法庭首先需判定我们所主张的是否有根据……”我自己又看到另一缺陷。不论是嘱咐哪个强国来对此问题表示意见，都有可能会牺牲我们的利益以讨好中国。这样就能参与议和以后随之而来的很大份额的事业。就此而言，我看选择英国或美国都是不好的，这两个国家，还有德国都是最热衷于坐收渔人之利的。

我的8月30日，9月23日及25日的信报告了李凤葆和曾纪泽大人奉旨聘用外国军官。又如我本月19日信所讲，天津已到了12名这样的军官。据说他们本应随着那在德国建造的战舰同来。由于该战舰被扣留于基尔港（Kiel）他们就空身被召来华，以培训能以把那战舰开回来的人员。这些人至此以后，人家许以优遇条件，请他们参加针对法国人的作战。大部分人不愿超出教练官的职责予以拒绝。但有4人愿干，并被派到旅顺要塞去。他们会被拨到准备冲破台湾封锁的巡洋舰上。

德国领事对我说，这些军官用了假名，皆未来德国领事官。他们的头头好像是英国人，叫勃朗（Brown），太平军战争时在戈登（Gordon）将军麾下服务，其后曾当过广州海关税务司。

1884年11月26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李鸿章总督会将法国政府的决意转告给北京朝廷。他不相信能起作用，但他也无能为力。他问“辅佐管理”作何解释？是否海关与矿产由法国管理，而土地仍归中国人管？曾大人的行动依然在继续着。如果法国政府来电通知放弃现在及将来和曾的一切往来则曾的影响力量将会动摇。

昨晚以来发生不少情况，我记述如下：

昨晚已将外交部长大人的电报内容告知李鸿章总督。他得知后异常平静地说，他将会转呈北京。他认为法国政府的声明，不管其如何强硬有力，仍将达不到所期望的结果。他又说：“至于我，我对此事只有执行朝廷的旨意。目前，我的话没有效用。”他还问我那“辅佐管理”究意作何解释，是否就意味着只海关和矿产由法国管，而土地仍属于中国人管？11月16日的电文解释得不够清楚，比10月11日的差不了多少。我无法回答该问题。

我对总督讲的仍是以前的那一套话，请他注意现况的严重性。我说：“中国越拖延议和，由于战斗的拖长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牺牲，则中国将有面临我们增长要求的危险。”

我特别强调总理衙门电报中有关曾大人的那一段落。为了更突出中国驻英公使所报情况虚妄不实，我有机会巧妙地对照了一下：曾大人给总理衙门的电报谈法国政府派员去之事日期正是茹费理总理坚持10月11日条款并拒绝李鸿章条款的日子。

根据总督本人所谈及其他不同人士的说词，我相信曾大人正在继续往北京发来一些极为荒诞的情况，使人们信以为真，从而促使中国政府坚持走抗法的道路。故此我们极有必要揭露如此危险的敌手的阴谋。最好的办法将是针对其所谓在伦敦举行着秘密谈判之事予以辟谣。应建议政府给公使大人发一份电报称，法国政府无论目前和将来都放弃与曾大人有任何性质的关系。并将电文抄送给总理衙门。

我为此已给公使打了电报。

我未忘掉问李大人为何不曾实践其去北京的主张。他带着讥讽的口吻称，皇太后给他来了旨意，要他勿离开天津以便加强在津组织防卫。他也很高兴这一决定，这可使他免于路途往返的疲劳并又可节省巨额的花销。我理解他不愿深谈此事。

我遂乘机对他谈起他才聘用的外国军官以及传言称派一舰队去台湾之事。关于第一点，他说，因为他聘用的英国军官想要辞职，他就任用德国军官取代他们。关于台湾的行动，他宣称不会有的。他的兵舰在上海修理好之后去镇江。

来自北京的信，使我认为北京政府《邸报》宣布的胜仗及发给将官的许多犒赏，其惟一目的是朝廷需在皇太后诞辰期间让人们沉浸于礼仪所要求的欢娱。节庆一过，满朝官员们势必要面对其以前不曾考虑的严酷现实。尤其是，当我们所期待的援军到来，台湾和东京的战事再度告急，并进而占领了谅山和淡水之时。

马建忠昨晨去北京。

收到公使11月10日的信及随附的赫德（Robert Hart）先生的电报。

1884年11月29日

我赶忙向公使转上适才获得的机密情报。当曾纪泽大人把总理衙门的反提案递交给英国外交部时，格莱斯顿（Gladstone）先生似称，中国政府的条款和法国的对照，其分歧之大以至于他认为无需再提交给巴黎。曾大人经征得北京内阁同意将反提案的6条作了轻微的变动。其中对东京的北界由谅山至老街一线的划定及承认中国对越南名义上的主权条文没有变动。其余变动后的条文经格莱斯顿先生认可，认为够了。甚至他还劝曾大人就停留在这新方案上，称只要缓一缓，法国很愿休战，就有可能被接受作为谈判的基础。以上据说是“曾大人给其政府的电文内容”。若说英国内阁的态度就是如所说的那样，则如果我们请英国调停，英国的公正性将会如何？若相反地，中国驻英公使的情况全是其编造出来的，我们就有新的证据说明他仇恨我们，以至于不惜欺骗其政府来延长当前的争端。我们就有必要毫不留情地设法揭穿其丑行。

我未能绝对地保证这些情况的真实性。但它们是由一位我认为熟悉内情的人提供的。我应将其上报公使。我确知近来私人电报传送极不规律是由于北京伦敦间电报往来太过频繁所致。

前（11月16日）信谈关于中国借款银500万两事，原上报公使文中其保证和作用并不全确切。今天获悉，仅有户部的储备金构成惟一的物质保证，由巴夏礼爵士认证其是中国朝廷正宗文书担保对合同忠实履行。该借款用于弥补国库的亏空。中国滨海省份因整修海防需钱，未能将其每年应行上交的贡银解京。但第二笔银50万两也是经怡和洋行办的，专用于重整“正旗营”。

同时得知旗昌洋行未能获得运送贡米的专利。此事现归经常有船往来于天津上海之间的三家公司分担。旗昌洋行得百分之四十份额，其他两公司各得百分之三十。

有关总督聘用的外国人的补充情况：他们并非全是军人。据说内有一条小兵舰的舰长，现在旅顺，另一人是炮兵队长，只此二人是正规军人，其余的是些陆军副官。总数似在持续增长，说是达到120多人，传说中被认为经手招聘者的勃朗先生被任命为海军司的秘书，居住在天津。

德璀琳先生坚称，他不论直接或间接，都与招聘外国人之事无关。他甚至于表白称，他完全不赞同。因外国军官置身于中国军事官员之下，不用多久就会发现处于许多困难境地，孳生各种各样的对立冲突。这将会给总督带来麻烦。

1884年12月8月

收到公使11月29日信。我当然遵循所给予的指示。返天津后，我即回避各种新的讨论，仅限于把需转送的文书转达到总督那里。

今天来自北京的一封信说，美国公使杨约翰先生接得其政府命令，要其向总理衙门提出以下建议条件：

1、批准《天津条约》并订立商约。

2、中国军队撤出东京。法国海军停止军事行动。

3、付银500万两的赔款。

4、法国海军暂时占领淡水和基隆作为保证。

中国的阁员们似乎肯于答应前两条。但断然拒绝讨论后两条。此外，他们在接见美国公使时毫未表示其有迫切谋求和解的意向。这封信件是一位与我友好的外国公使馆人员寄给我的。在此前另一信中他对我说，他认为“总理衙门很愿意按照一个跟法国提案相接近的基础议和。担这些条款必须得由他们信任的中间人提出来。这样可以避免继续出现5月11日和约以来的误会……”

我认为他的信中这段落很有意思：“我以为法国议会最近的决议案不一定能打动中国人。他们正因为你们在淡水遭遇的困难而高兴。台湾来电称，在一次战役中，你们伤多人，死亡40余人给了他们很大抗战信心。至于说要求一笔赔偿事，他们不相信你们会坚持。首先是因为你们把数字变换的次数过多。其次后来你们在建议中根本就不提了。4300万两银的决议案并不令他们有所惊异。因为他们知道这笔款子早已花掉了，而且至今仍须继续付出相当数额派遣军费……”

很难确知中国政府的想法，它似在随时随地地变化。总理衙门的人原对美国公使讲：“就要批准《天津条约》了。”之后为时不久就又改变了主意。德璀琳对我说，赫德曾要他探问，法国政府肯不肯把老街、高平和谅山以北的东京地区让给中国并准许越南继续向中国进贡。我对德璀琳讲：“绝不可以把这样的提案转去——那肯定会遭到拒绝的！”

11月16日致公使的信涉及中国从外国借款事谈过：“这个国家拥有资源，不难在外国筹措到资金”，适才的一条信息足以证实此点。似乎美国资本家同意在现情况下以很低的百分之五的利率借给2000万两。条件是于恢复和平之后经借款中间人从美国购买铁路器材。传闻何天爵先生在洽谈此事。此情如确实，那就是说中国要把筹到的钱用之于支付巨额军备费用以进行继续抗法。

又有数名德国军官来到此地。这使新教官总数已达到18人。可能会任用20余人。他们被分派在各营，正在积极地训练军队，测绘天津周围地区等等。在他们指导下，兵士们从事于作战演习、夜间侦查等等。我成功地派了一个人打入其间，此人将能提供给我有用的军事情报，由我转报公使大人。

1884年12月10日

半个月前，11月29日报给公使那份秘密情报是北京方面告诉我的。该情报称：“曾侯爵给满清朝廷发来一份电报，报道美国驻华公使受美国政府之委派转达给总理衙门一些建议条款。”

近日来，我给公使的信着重地叙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处境、曾侯爵的动态，以及他们拟以英国或美国为中间人的议和之事。随信还附有各式各样的军政情报以便公使得以了解华北方面的重大事态。

1884年12月13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朝鲜发生动乱，王子和6名阁员被杀。中日军队冲突。李鸿章奉命负责处理此事。我们法国人很有可能在这东亚三国的纠纷中获取好处。

1884年12月14日

昨晨得知朝鲜发生动乱。前天早晨由烟台来此的北洋舰队的一条炮舰向总督报告了在汉城发生的事情，但无详情。所能了解到的大致情况是：12月5日，外国领事们在皇宫集会时，城内发生火警。王子去现场途中受到一伙叛乱分子的袭击而丧命。那大火可能是叛乱分子为制造混乱预谋点燃的。6名阁员也随同被杀害。叛乱群众奔向皇宫。日本军队赶来保护皇宫。但此时中国军队也来了。两国军队之间不知如何发生冲突。提供此情报之人称，李鸿章似获令处理此事。

我会见了日本领事园先生（Hara），东京电报不久前通知了他朝鲜事件。他对我讲的与我已知的相仿。至于王子，未被杀。他与王后同时受到袭击而身负重伤。园先生认为这次事件极其严重。中日关系有些紧张，可能会发生重大的纠纷事件。

传闻东京、台湾爆发霍乱，我国士兵多人病死。许多外国人，包括米琪（Mickie）先生都收到有关此情的电报。据称我派遣军卫生状况恶劣，处境很坏。其所以令人认为属实是因无人能解释为何我方迄今无行动。连中国人也常找我探询我们的行动是否真地中断了。我只好答称这流言毫无根据，相反地，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援军一到，就会重重地开打。

1884年12月19日

吴大征明晨走，负责了解汉城发生之事，尚未作出决定是否派大量军队和军舰，有可能从旅顺派三条炮舰并从山海关调1500人去。

日本领事对我讲，中国政府表示急切解决此事的愿望。

1884年12月19日

关于朝鲜的事，我匆匆地转报给公使的初期情况并不全然正确，日本领事园先生把才收到的详情告诉了我。

本月4日，汉城发生叛乱。期间朝鲜内阁6名阁员与一些日本商人被杀害。6日，国王请日本公使给予保护。日本公使即拔派一队兵士给他防卫。中国军队司令立即向日本公使抗议，请其撤回其兵士；宣称只中国有权管救助国王之事。但日本公使才接此信息，中国军队已开进皇宫，毫无警告地向日军开枪，打死3人，伤6人。日军余部撤往公使馆，华军尾追不舍。巷战中，日军寡不敌众，死30人，伤多人。园先生有保留地谈，公使馆似乎被烧，公使被迫离开汉城。

日本领事此外又对我讲，中国总理衙门的人得知此事件后即去公使夏本武扬（Enamoto）上将处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很急于按住此事件。园先生尚不知其政府有些什么要求。日本似已派往朝鲜1000士兵和两条铁甲战舰。

截至目前中国人未增其在朝鲜的驻军。这无疑地说明他们想极力避免冲突，保持能以和平解决争端的势态。但我知道有3条炮舰于有需要时可立即从旅顺开出，把山海关的3营士兵运去。

吴大征被派去朝鲜调查，他明晨自天津赴山海关。这位钦差不乘战舰而乘坐驶往汉城的商船，似乎进一步证实我设想的中国要和平的意图。

中国人现正等待着大量的克鲁伯大炮等补充军火。闻这批货已由上海用船运来，因无法来大沽，将在山海关卸货。该船上似又有四五名被聘任为教官的德国军官。这将使在总督麾下服务的外国人总数达到30人左右，内包括7月初即已在旅顺要塞的那些人。

该教官团主要人员有：一名叫宝利（Pauli）的骑兵参谋长，一名叫李曼（Lehmann）的炮兵中尉，一名叫亨尼克（Henning）的工兵大尉及一名谢伯林（Siebeling）的小舰舰长。这几人的具体情况为：

宝利10年前是德军参谋部人员，似由他负责招聘李凤苞所需要的人员。他签了3年的合同，曾约定当中国与别国开战时，他继续服务。待遇为年薪3万元，在中国军队中他享有将军头衔。

李曼也有此头衔，他的合同是一年期。该人似是一名很出色的军官，据说为了在军队中推行改革一事已和中国军事当局发生矛盾，以至于要辞职。

亨尼克是工兵大尉，也有说其是上校的。人称他指导修建过基尔（Kiel）要塞工程。他已被派往旅顺。

谢伯林于到后不久似即申请率领一队舰艇去冲破对台湾的封锁。好像准备乘一条现停在上海的一条巡洋舰。但传闻那些舰船上的大多数士兵与部分船员当得知要去和法国人作战便纷纷逃亡了。

这些军官的合同内容和其他外国教官的有区别，他们是经中国公使李凤苞以政府名义而不是以前那样以一个总督或一个省巡抚名义签订的。

中国人称，法国海军上将孤拔并不拥有足够封锁台湾的兵舰。而守将刘铭传却似多次得到人员与钱粮的补充。一条打着德国旗的船把为中国人服务的外国人运往那里。他们又称中国将官经由厦门发来的电报也说中国军队的卫生状况也很坏。

1884年12月26日

如我已向公使报过的，马建忠前者奉召去北京问话，近日已返天津。与大家所想像的不同，他并未受到非难。朝廷所以对他这般态度，据说因有李鸿章的友人美国公使出面干预。杨约翰先生似对总理衙门的人讲，任何对马建忠的追究即是对杨约翰本人的侮辱。因追究重点是查其在《中法天津条约》与中法事件中他的作为及旗昌洋行和招商局轮船公司作成的交易背后的黑幕。总督的朋友们很明白，在受责难的交易中，马建忠仅只是替李鸿章行事。对李鸿章前师爷的攻击也必然会沉重地打到李鸿章身上，故而他们就起而合力维护。加之马建忠适时地破费些钱财，如此这般，风波就平息下来了。

此外另有人称：“马建忠未被责问起《天津条约》事和中法事件中他的作为，而只责备他出卖招商局轮船公司事。他当即宣称，几时现争端一结束，这些轮船依旧是中国的。”

这些彼此互相矛盾的情报是难于协调的。我认为将招商局轮船公司卖给旗昌洋行轮船事可能另有秘密条款，该洋行于将来按一定条件将轮船归还给中国人，从而为此获取重要的特惠。

我曾多次想与马建忠会晤，但仅偶而遇见他一次。在晤谈的片刻，未容我问起他此事，他却用讥讽的口吻说：“真奇怪富禄诺司令竟然会不记得他把中国军队自东京撤退日期的条文划掉之事。我呢，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领事馆大客厅里倚着大理石桌子进行删改后按我所要求的签名加注的情景呢。”

我很惋惜该次谈话打断之后未能续谈。马建忠几乎很快就离开我们相遇的场所。

他所谈的使我认为重要的是，他的说法与总督公布的说法有出入。那个说法是富禄诺司令在总督衙门当着马与罗二人面删掉了文件中的某些条款。马与罗二人曾在登于《上海日报》的一则电文中确认此说法。

我在一封专信中对公使报过“在北京，人们认为中日两国政府以最容让的态度讨论朝鲜事件”。这主要是根据总理衙门的人们和夏本武扬上将对外国使节们谈的话。不过有人说，日前夏本武扬在一次宴会中谈：“公使馆的人们毋宁说是主战的。”

这可看出目前日本和缓的态势并不排除在必要时会采取强硬态度。

日本领事园先生昨天对我谈称，他的政府曾向中国提议：“两国各派一名全权代表从事调查与就地解决纷争。”日本方面似已指定了人员。中国呢，对此尚未作出决定。吴大征钦差仅负责对汉城发生之事提出一个调查报告。在他临行时，朝廷又给他加派了另一官员，前盐务监督，名叫徐璋的大臣。

前一信函中，我报过：“一条德国船似向台湾运去了外国军官并给守将刘铭传送去了钱粮和军火。”我后来得知该船悬挂德国国旗航行。那是由福州一名中国人租用的，订有合同承租来给刘铭传运送中国政府所要运送的东西。该人租了好几条船，大多数是帆船。他于上海指挥此事。此外，似乎中国人和厦门一家英国商行商妥给刘铭传转款，该商行在淡水有一联号。

1884年12月28日

我给公使发去下列电报：

3条中国炮舰载运300人去朝鲜，吴大征也带去了400人。有人又向我提议重开谈判。是否能与他们接头？

1884年12月30日

日本与中国似乎愿意很快地处理朝鲜事件，因害怕俄国会夺取拉札列夫Lazareff港（按：应是我大连港，甲午战后旅顺大连为日军攻占。中俄密约后，1898年被帝俄开辟为租借地，日俄战后，1905年复为日本所攫有直至日降）。

中国拒绝了日本的“派一全权大使就地处理事件”的建议。

昨晚收到公使的本月15日信，见到茹费理总理的关于为中国事件议决拨款的电文抄件。

我自从上海归来后，即很谨慎地规避与总督或中国的其他当局从事讨论任何他们认为我们有意言和的话题。5个星期以来，我甚至于避免与中国官员相遇。

本月28日，李鸿章的亲密参议，前海关道台沈大人来访。我不难根据言谈看出他负有使命向我进行试探。他对我说，请我注意由于朝鲜事件，中国政府很愿意要和平。如有机会，可以在此地重开谈判。这次很有可能成功。他问我对于这方面的感想。我只答称，如果他的政府接受我们10月份的条款，我们可以进行正式谈判。否则，继续观望，会谈的时机将会一去不复返。他说：

“不过曾纪泽大人才打来电报称，法国接近于接受总理衙门的反提案的三款，即：1、放弃东京以南地区。2、准许越南国皇帝自由向北京进贡。3、取消中法条文中‘只以法文文本为准’的规定。”

我答称：“我毫不知道曾大人打来何等样的电报。”

道台坚持要我谈谈关于目前的纷争的看法。他甚至于要我给公使打电报以便了解法国政府能否做出新的让步。我予以断然拒绝：“我已从公使近期的信中得知法国政府最后的决意。”他要求请示的事，我知道公使是绝对不会给以考虑的。

我谨守公使给我的指示“放弃那已经旷日持久的商谈”。但我认为还有必要把想谈判的新的动向电告公使的。

德璀琳先生昨天对我重申了沈道台讲过的话。曾大人的行径我已经向总督谈过。由于英国领事问及我这些日子商谈的结果及传闻近日来在伦敦又恢复谈判了，令我不得不相信中国人收到的消息不是全然毫无根据的。

俄国有想趁干预中日之间的纷争之机夺取其长期以来就想要的美好的拉札列夫港。无疑地，因惧怕俄国的干涉，使日本与中国决定尽快和解纷争。日本内阁提议的两国各派全权公使来决定如何满足其所提出的要求一事为北京所拒绝。日本因此感到很恼火。这是我近来与日本领事交谈时所领会到的。关于中国派军队之事也是他说的。

总督接获通知称，似有两条法国战舰被派往朝鲜。他派人来问我能不能告诉他一些情况。我只答称：“我对我们海军行动全然不知情。”

1885年1月8日

昨天午后接到公使6日的电报通知我们在东京的胜利。我赶忙使更多人得知。当然还将我军攻占谅山之事说作应即于本月底前实现。该地迟迟未能攻占无疑地给予中国人极乐观的想法，认为我们截至目前势力仍不足以超出红河三角洲地区。不幸的是，各方面的情况驱使我相信，商谈之事正在伦敦与曾大人及在北京经由英国公使进行着。似此情况，这个胜利很可能带不来我们所期待的效果。

实际上，我们的行径正足以说明中国政府的态度：因为既然高叫谈判之门已然关闭。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毫未中断谋求友好解决。这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无意作强烈行动——现况将拖长到很久。因此他们对派来增援之类的消息不以为意。

至于我们可能找来的别国的调停，我看来，他们的参预不会是无私的。日益增多的明证表明目前相持不下的局势对他们有利。他们愿意其拖延下去。且不谈由英商怡和洋行经手的两笔借款，现下英国的实业资本家已获得一条铁路的修建工程和设立一种国立银行的权益。该铁路修建工程的条件详情不知。只知道它始自卢沟桥到达一个叫做红煤山的矿区，长150里，已向英国订购了器材。工程将由两位英国人工程师秦德尔先生和范古孙先生负责。

关于银行之事，那是前上海商会秘书米琪先生经巴夏礼爵士交涉洽商而获得在京城设立，尚不称为国家银行，只简单的有英中银行的名义。资金为500万两，有可能达到1000万两。欧洲资本家付出半数资金之后，另一半将由一伙中国官员和商人承担。为使该银行能立即开始业务。米琪先生所代理的怡和洋行已贷给20万两。中国政府给予了此银行一些优惠。主要有：1、有权收存各省的公款及将其汇往北京，或自北京将款子汇到各省。2、有权发行等于准备金数额的钞票，可用之于付关税、捐税等等。这也就是说发行国家银行的纸币。3、所有转给公使馆的钱都经它转拨。4、它可以在各省省会与主要通商中心设立分行。5、最后，它在当中国决定使用统一的货币时，仍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如果创办人的企划实现的话，该行将会由于中国人及外商的存款以及与现有的银行订立协议而拥有巨额的资金。很可能中国政府在承允给他支持之时，也更着眼于在必要时能很容易地筹划到为进行扩大战争所要使用的资金。

1885年1月13日

我给公使发去下列电报：

日本和朝鲜的事件已经由英国人居间调解而解决。

日本和中国的争端仍悬而未决。

1885年1月15日

经过英驻朝鲜的代表人阿士登（Ashton）先生斡旋，汉城动乱之后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争端已经解决。阿士登先生曾和巴夏礼爵士有过频繁的电报联系。我相信英国调停之说有根据，因为英国领事达文波先生首先告诉总督已达成调解的。昨天园先生对此事尚未接到官方的电报。但我差不多已知道那于本月8日西乡（Inuye）先生与朝鲜代表之间签的协议条款，共有五条：1、往日本派一高级官员代表其政府致歉。2、付给死伤人员家属11万元的赔款。3、付给在叛乱中被杀的矶林大佐赔偿金……4、付一笔两万元的公使馆重建费。5、准予在朝鲜汉城驻扎一支1500人的日军。朝鲜承认修建适用的营房。

至于中日争端，据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称，很不好解决。据说日本提的条件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首先要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另据我得到的信息称，总理衙门得知公众意见极赞成对日本采取强硬对策。而日本东京内阁也拟定了应付一切事变的必要措施。

现收到一份有一定重要性的文件。系亲华的朝鲜当局对12月份冲突以来各事件的叙述。我仅看到该文件的英译文，是总督衙门师爷翻译的，未能与中文文本核对，只好抄录了其大意给公使发去。

1885年1月30日

今晨获悉左宗棠办了一笔100万英镑的借款，合银400万两。旗昌洋行按下列条件经办：关税担保，利息为百分之九，按票面发债券，分十期等额归还。契约是在福州由左宗棠和旗昌洋行的股东文森·施密斯（Vincent—Smith）签订的。

这笔借款原本何天爵先生想给办的。他的条件是利息百分之五，另须给他所代表公司的资本家们一些特惠。这提议似被中国政府所拒绝。中国政府宁愿付较高的利息，而不再承担任何事物。

中国终于获得了新的资金。它能找到外国资本家的资助，但应记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它已借了在它说来是一笔巨大的1250万两的款子。这钱有可能很快地就花光了。海防的军备，众多军队的临战状态使各省的财库枯竭，不足以应付需要。而后者也会看到它自身的资财也在日益减少。据说，中国的后备金是从来不准动用的，但现今已经动用了很多。故此可以预见，如果现况拖延下去，中国政府的财政情势将使其不能再拒绝与我们言和。

关于此点，我对公使报上一份绝密情报：不久以前，李鸿章无疑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向俄国公使联系，请其出头帮助解决纷争。俄国公使博白傅先生，经过请示其政府，似答称，如果中国内阁提出正式请求的话，他愿给予帮助。可是中国人怕这么一来，就会被认为在主动地要求和谈就拒绝了。我认为如想出法子请俄国方面肯出头斡旋重开谈判，他们就不致于“丢脸”了。这是为李鸿章与俄国公使间充当中间人的那人秘密地向我透露的。他说：“这事只有与此事有关的人知道。”

我们曾想了解旗昌洋行买了招商局轮船公司之后，是否还搞到运“贡米”的专利。此前已将所获情况报给公使。今又报去足以证实前报事实之文件抄本。该文系中国政府与3家有船航行于上海天津之间的轮船公司所订立的合同细则。

1885年1月31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上谕将前广西巡抚和云南巡抚处死。又黜退了张佩纶。处罚了数名高官，内有李鸿章与左宗棠。恭亲王和前总理衙门的3位大员免于议处。

据报，正在往朝鲜边境方向调动军队。

1885年2月4日

直隶总督不久前又洽得一笔500万英镑的借款，利息为百分之九，仍是以关税作担保，是一个英国资本家的公司代表窦恩（Dunn）先生和李鸿章签订的合同。

前报的北京政府《邸报》的一则上谕，关于恭亲王及前总理衙门的3人各得到宽赦事原是北京来信的那人用的字句。我只于第二天才见到其全文。我发现应该译做：“关于恭亲王及军机大臣百钧、李鸿藻、靳廉三人因已于今年3月的上谕受过处分，现将其等本日应受之罚恩准予以推延。”这条上谕在此地未被重视，但似预兆着可能要启用恭亲王等一伙人。

关于往朝鲜边境方向调动中国军队事，情报来源可靠。似乎派往满州七队兵以加强该处集结的军队。中日争端现仍无变化。

园先生对我谈称：“日本尚未提出任何要求，也未开始任何谈判。”他说，日本舆论界在推动政府采取强硬行动。谈判需待白河开冻后才开始。

另有人谈称，中国军队被派开往俄国边境。在离俄国帕西叶城市不远处驻有一组人数众多的军队。

俄国公使正式对他的在津侨民宣布，法国政府已决定封锁北直隶，并请他采取相应的措施。

巴夏礼爵士将于近期来此，拟逗留半个月时间。据闻，他此来是为与李鸿章斡旋调解中日纷争问题。该问题似已交由直隶总督处理。

1885年2月12日

我给公使发去下列电报：

数日以来，北京的公使们可能已宣布了封锁之事。是否现在就应该悄悄地和俄国公使接洽有关保护我法国侨民之事？

如我须离津，我请求准我去烟台，听从海军上将的指挥。

1885年2月13日

明天是中国人的阴历腊月二十九日，中国人的大年夜。

收到公使11日和13日的电报。

俄国公使通知其侨民称“法国政府已决定封锁北直隶”。此情况又由北京来函，特别是巴夏礼爵士给欧洲籍侨民的信函所证实。天主教遣使会的温豪神甫也接到了东正教塔格力布主教（Mgr.Tagliabue）关于此事的通知。

很多人向我询问此事。在未接到公使的电报之前，我按指示继续保持沉默，称未接获任何通知。法国政府的决议还是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封锁北直隶海湾是我们能用的使北京朝廷就范的有效的手段之一。

德璀琳先生表现焦灼不安，无疑地是总督的话语引起的。他近期频繁来访。他对我讲说些秘闻，企图从我这里套取一些我国政府意图的情况。

那在大戢山（Gutzlaff）发现6艘法国军舰的消息在此地造成某些激动。大家认为军舰已在来北方途中。我认为还是应该实行封锁的计划。不然会再次延迟解决纠纷之事。

我曾请示过公使，当我必须离津之时，许可我去往烟台。该市属我领事辖区，似会成为舰队行动中心。我认为我去那里居住，能给孤拔海军上将作有益的服务，同时还能继续充任公使的情报员。

德璀琳对我谈的密事是有关德国公使的活动。德国公使阿仍德（Arendt）先生声称有病，极需好好休养，但暗地里却十分活跃。他通过其每日都去总理衙门的翻译鼓励北京内阁抗法。虽然没有任何关于此情况的书面的或口头的明证。我知他们与衙门里的官员或师爷们密谈时广征博引地提出种种显然是得自其本国领导人的意见。

我们遭受的小挫折，根子在于无一确定的严格执行的作战计划。在法国议会中的辩论，欧洲的政局，这一切都被评述扩大，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确信照目前这样地拖下去，他们将会无条件地得到和解。

德璀琳先生对此情很肯定，我相信他的话。很久以来，他与我关系极好。他到北京初期，经常给我写信，供给我一些有意思的情报。不过后来为时不久，我看出他对我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德璀琳先生称，在东京离谅山不远的地方我们可能获得了胜利，攻占了该地。另据总督获悉的情报：在基隆及“巴叶河军舰”上阿尔及利亚籍的部队发生了叛变。

沈道台又来访。他对我长时间地阐述了如果我们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共分东京的提案，我们能以得到的好处。他对我讲了一个协调该提案与我们想保留《天津和约》意见的方案。他说：

“在和约中曾多次谈及中国南疆国境，但未涉及其分界线。我们答应完全执行该和约。而且在最终条约中载明：‘南界是由老街至谅山间，在高平以下划一线规定之。’这三处是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我们这样很郑重地把东京的绝大部分放弃了。而《天津条约》则并无任何承认法国占有该地的条文。”

他也对我说了，在边境各城市设立领事馆的可能性及在最终条约中加入一条与《中美条约》的附加条款类似的条文：“关于在华进行公共工程时可能给予的优惠。”

我未与沈道台作任何讨论。对他讲说的一切并不很在意。不过他显然是受总督授意而来的。我也注意到他每次来访都恰巧与中国军事上遭受失败时间相吻合。

几天前俄国公使博白傅先生派人询问我法国政府对重开谈判的条件——10月11日的条款。因为这些条款于法国议会讨论东京事件拨款时曾经报纸公布过。我认为可以告诉他。他在复信中称：“法国已经正式通知各国，现在正与中国作战，因此要行使海上的作战国权利。”

我曾对公使报过，近期内我能报上一份直隶省炮台和军队的详细材料。这情报的一部分将由我安插到大沽德国军官处担任翻译的人员提供给我。该人目前受到监视，现不敢写信报来任何材料。另外还有些情报，我想明文给公使寄去是不妥的。但又来不及将其编成密码。因为我得于本邮班给公使报上一份更重要的关于旅顺要塞的防卫情况。该件是依据德国军官们视察该地的情况报告材料综合编报人提供给我的。

现在越来越难于搞到情报。我本人也在受到一定程度的监视。我的仆人蔡忠孝好心地告诉我，他曾被找去问话，要他报告有关于我的情况。他劝我，要我小心谨慎。看来，中国当局正在派人调查我会见何人及我日常作何活动。我必须仔细行事。不过我和其他国家的领事们和外籍侨民保持着友好关系。我想我仍能继续把在北方发生的重大事情奉告给公使的。

1885年2月18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简短电报：

据外国人称，白河最早将于3月5日开冻。而中国人则称，将于3月10日开冻。

1885年2月19日

收到公使16日和18日的两封电报。自15日以来，传言称谅山被法军攻占。我很高兴能给别国领事们和外侨们证实此重要消息。我也把孤拔海军上将海战胜利的战果告诉了他们。外国人公众意见是，谅山原为中国人在东京地区的抵抗据点。我们既已占领了该地，想必不久就可以实现和解了。我由于和中国当局无联系，无法立即知道谅山被攻占之后，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我认为需弄清楚此点，特别是要了解到总督对时局的想法。

我已向李大人提出要求会见，如可能定于星期日见到他。当然，我的托词是给他贺中国阴历新年。当然于会见时，我会仔细地不言及我们之间近期有可能呈现和平的前景，只以漠不关心态度聆听他提出来的能以促使解决当前纷争的意图。

我深信谅山的占领会使我们向纠纷解决方面迈进一大步。但假若我们就此停滞不前或者待很久之后再给予打击的话，那就将失去应有的好处。相反的，即使是不很大的，但接二连三的小胜利也会令中国人感到紧张不安，起到良好的效应。孤拔海军上将于我们在东京新胜利之后，在石浦的获胜，就产生了极强烈的反响。如果占领了淡水并于北直隶海湾开进一支法国舰队，那又将会如何呢？

我的意见是：只有我们在北方示威，必要时伴之以对旅顺或山海关的攻击，才能促使中国人决定谈判。如果我们只满足在南方的行动，即使占领了东京，那也不能驱使中国恢复和谈，签订保障给予我们权益的条款。

目前租界内和城里都极其平静。我自身可以无忧，但我打算仿效总领事馆的作法，悬挂俄国国旗，一则可以保护领事馆免遭敌性攻击，再则也足以给中国人明确的印象，说明法国政府已经决定采取新的行动方针。我已和俄国领事商量过此事并拟同时函告俄国公使。

不久前曾给公使寄去一份总督所掌握的兵力布署情况。天津居住着的德国军事顾问，德军参谋部施欧（Schneou）上校原答应给予此情报的补充材料，但是，至今我很难如我所愿地频繁地和他会晤。他不喜欢来我这里，也不愿意我去见他。因为他怕那些与他交往的为中国人服务的德国军官起疑心。他正在设法取信于他们以期获取正在进行中的军事改组情况。他曾不断地给我提供情报，并将上报其政府的报告抄录给我们。上星期报给公使的那份情报也是他提供的。施欧上校的先辈是阿尔萨斯地方讲德语的日尔曼族人，他所以热心地向我提供情报，除了可以领取钱财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有深厚的法国情结。我想请公使能准许我授予他荣誉团骑士十字勋章，以表示其为我们服务的谢意。

1885年3月1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负责解决朝鲜事件的伊藤博文将乘战舰来此。

米价每石涨价60文。大粮商囤粮拒售。

英国人窦恩先生的借款事未获得伦敦的批准。曾纪泽大人似来电称，无法在英国洽得新借款。

我准备一有船只即行离去。

1885年3月5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总督告我称，柏林中国公使两次来电谓，有人传话称，法国认为如能保证满意的利益，则愿意仅将《天津条约》批准即可。李鸿章问我：“是否接获类似的情况？”他表示中国愿接受在这个基础上的商谈。我则答称：“对此我毫无所知。我将于星期日离去。”

1885年3月8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午后，我又给公使大人发去另一份电报：

经总督所请，我与其会晤，他的讲话如下：“我得自三方面不同来源俱称，如果《天津条约》能批准，商业上的利益能给予你们，则法国愿意言和。这个基础上的商谈是可能的。而我愿商谈。我仅仅要求保守秘密。为此，必须有一可靠的中间人。请代我转告巴德诺公使先生，我请你留在此地勿走。”

我是否应推延我的行期？电报局获令把公使的答复立即转送给我。

天津德国领事柏洛庄（Pelldram）于本月4日给我出示一封本市德侨商人劳达茨（Rodatz）给他的信。该信问：“有一条自欧洲驶来的船专为外国人运煤，现正在来津途中。该货有无被法国海军没收的危险？”

我称，不知煤是否系战时违禁品。我将就此事向公使请示。劳达茨先生极愿尽早地得到答复。电报可经上海德国领事馆转，报费由其付。

1885年3月10日

自2月19日给公使去信后，即未再去信。上海天津之间航运尚未恢复。冬季的信班停至现今才开。我需把最近3周来在此发生的主要事件作一摘要。

前者我以给总督贺新年及祝贺生日之藉口去见总督。实际上是为观察孤拔海军上将在海上获得新胜利与攻占了谅山之后，在总督身上所产生的影响。这是自去年11月20日与他会晤之后的首次见面。

见面客套之后，我谈起我们法军的胜利，并问他：

“难道中国看不出来，在我们于台湾和东京巩固地立下来之前让步的好处吗？”

“如果我是主人的话，和平早就实现了。”他说：“但他们，在北京的人们不懂，或者那些懂的人不敢极力主张。至于说你们在台湾和东京立下来的事——想完全占稳这两地方？还得很长时间呢。在东京地区，你们占了谅山，但仍还要有很多地方要攻。好多困难要克服呢。在台湾，你们占不了淡水。刘铭传给我发来的都是好消息。去年10月、11月份间他的处境确很险恶。但现在，人员、钱粮、军火弹药，他全不缺了。”

“商谈的时机还未来到吗？”我问他。

“你是正式地问我这问题吗？”

“不是。”我忙于答称：“我这仅是礼节性拜访。”

总督立即宣称：“那么，我对你说，我们可以在《天津条约》的基础上协商。”

“我怕不可能协商得这么快。我毫不知我国政府的意图。但我不信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会满意于中国仅仅让给他被迫使用武力已经到手的其绝大部分的好处。”

我讲了此话之后，立即向总督告辞。因我怕再和他讨论下去，他会把我这次访问领会为全然不同的目的。

第二天，2月23日，收到公使的电报称，法国政府已宣布大米为战时禁运品。故此孤拔海军上将自2月26日起要没收该项粮食的货运。

我通过一位中间人通知总督。总督对他宣称，请我离开天津。

我按公使的指示，将法国政府的决定通告了外国领事们。次日德国领事发通知转抄了我们通告的词句并称法国军舰将在扬子江口外检查船只。英国领事达文波和美国副领事派系克（Petshick）仅复函称收到我的信。

在民间流传着的大米的供应将会中断的消息立即引起米价上涨，不过未波及其他品种的粮价。原为每石2.04两的大米在第二天变成2.25两，后又渐涨至2.75两。再后不久，就无法大量地买到大米。但是，当人们得知英国政府反对将大米列作为战时禁运品，米价又大幅度回落，至今日仍为每石2.20两。此外，只有待白河开冻后才能晓得粮价的真正的变化。该时，内地商人来天津大粮栈买粮之时才有交易。迄今法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似未产生强烈反响。北京总理衙门的人员对外国公使们宣称，他们毫不害怕，不会发生饥荒。除了能经由运河供粮外，东北还有品种繁多的丰富的粮食资源，可以很容易地用畜力运送。

山东境内的耶稣会神甫对我说：“平时运河在直隶省内全省通航，一直可通航到山东临清。该处到邳州，旱季不能通行船只。在七八月雨季，吃水浅的民船能行驶到江苏省北部，但也需很多船闸之助。这自然使旅途变得既漫长而又费力。”

每年阴历八月，有很多起15条至20条民船的船帮经运河运米来津，一直上溯至通州。在该处卸了粮，来天津装盐后由海路返回南方。因那时河路不好走，据说现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工程以便运米。传闻是修整邳州至通州间的运河。另一说法是在运河平行处修一条大道，以便于难通航处把货物转到陆路运送。我认为这一情报较前者少些根据。

去年，米的进口数量很大。比前4年的平均数多744187石。其历年情况如下：

1880年：1238476石；1881年：1363498石；1882年：1467791石；1883年：1361987石；1884年：2102125石；

原来李鸿章替广东总督找此地英国资本家代表窦恩先生商洽借50万英镑，利息为百分之九。双方已签了合同。但于要付钱时，放款人变了主意。因为据说中人在纽约和伦敦金融市场上继续借款，也仍是以关税担保，故此放款人害了怕。曾纪泽大人于是电告北京称：如此下去，就难以向外国借款了。据可靠消息称，以百分之八利息借500万卢布之事也以同样原因失败。不过，上海一家银行据说曾给广东总督一笔很大数目，约计300万两。

按公使的指示，我已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一有船只时即撤离天津。

中国当局和公众不会忽略此情。我已通知总督我将离津，并也讲了已经通知了别国领事们。无疑地于2月28日他们在晤见总督时也谈起了我要撤离之事。

三天以后，沈道台来访。他问我，传言我就要走之事是否当真。我不费事地就令他确信了。我寓所的状况清楚地表明我的确准备走。经过客套之后，他忽然对我说：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它有可能把你挽留下来。我们的驻德公使于前天和今天两度发来电报称，法国政府认为如果《天津条约》能以批准，该条约所规定的重大商业利益能给予的话，可以谈判。第二份电报又进一步肯定此点。我受总督之托向你告知。他请你作为绝密情况来看待并托我问你是否也接到有关此事的情况。”

沈道台说：“我们很需要证实法国政府的条件是否就是我们驻柏林公使所说的。因为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可能进行协商。你能不能让巴德诺公使先生告诉你有无此情。”

“一定不能，除非是李鸿章总督正式提出此要求才行。”

他说：“我就是代表他说的。”

“这，我不怀疑。但办如此重大的事件，为免除我的责任，须由他和我面谈才行，我很乐于被接见。”

道台见我如此态度，再说也无益，便向我告辞并对我讲，他会把会谈情况报给总督。两天之后，道台送来一封信称，总督请我于星期日晚间去其衙门。

我不便推辞，便如约去了。总督谈的仍是他让沈道台告诉我之事：“我得自三个不同的来源称，你们政府宣称，如果《天津条约》能得以批准并且能让你们获得重大的商业利益，则能议和。我们驻柏林公使电称，新的法国驻德大使曾通过第三者通知此情。另有现居巴黎的一位完全可以信赖的法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很了解，也同样通知了李凤苞公使此事并称：“如果中国接受，则请李鸿章据以通知福禄诺司令或林椿先生。”此外总理衙门告知我，有位外国人，他们未说明是谁，称他也得自欧洲方面同一消息。这一切使我相信这真是你们政府的意思。接着总督说：“如果准备从事谈判，那就必须秘密行事。谈到一个双方认可的协议为止。”最后他说：“我已下令给你发电报并转收巴德诺公使先生的回电。”

我听他讲这番话时未置一言。这可使他认为或者我拥有关于法国能以谈判的条件，或者我仅仅是为看看他的想法而和他晤面的。由于总督对我讲的事很重要，我有必要答应其要求，故在当晚我立即拟电文电告公使。回电在9日夜晚到。我现按所嘱等待指示。它一定会于我乘第一条船离津之前来到的。由于缺水，所有船只皆停泊在大沽坝外。

近来，人们谈论着在李鸿章麾下服务的大多数德国陆海军军官提出来的种种要求，给总督出了很多难题。这些军官归中国官员管。那些不守规则的中国官兵不听从德国人的安排，于是他们的改革计划就无法实现，更加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又增加不少麻烦。

在大沽炮台工作的一名尉官与7名伍长认为呆不下去而要求辞职。旅顺的冯·韩耐肯与施耐洛前天来此，向总督诉苦，也提出了辞职不干。

我从不同来源获悉的情报相互吻合。他们表明山海关、北塘，特别是大沽炮台的状况极坏。总督的军队，远非某些旅客所描绘的那样优秀。那些人是观看了总督精心挑选出来操练给他们看的一部份军队而认为全军都皆如此。

北洋舰队的12条舰船，5条在船坞中，1条在白河。另3条在大沽坝外，其中有带炮塔的巡洋舰“扬威舰”。北洋水师海军上将丁汝昌，无能之名声昭著，似不愿与我海军较量。他已拒绝去台湾并似已说服总督将舰船置于安全场所。两条巡洋舰吃水深，不能驶过大坝。他们有意把两门25吨重的和四门10到12吨重的大炮卸下来以减轻重量。

招商局轮船公司的老船“宝济轮”经总督买回来。现做运输船往来于天津旅顺间，给旅顺供应军火弹药。该船无炮，平常不护送。

1885年3月12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总督对我讲，他正式奉命确定我们的条件。如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就准备谈判。他说，为达成协议，首先须决定基本条件，集中力量谈判。要避免一切误会。他要求法国政府对其意向严格保密，因为这些意向经非官方的中间人传达常会多多少少地变样子。

赫德爵士也说，法国只要求批准《天津条约》。找赫德爵士帮忙是特别危险的。

据总督说，中国将正式拒绝日本的要求。

1885年3月13日

接到公使11日的电报，为不让总督知道电文的字句，我只告诉了他大意如何。这样可以避免立即参加讨论，赢得时间以等待公使详细批示的到来。因电报局告知总督，公使的复电已经来了，他派人请我去见他。我不好不去。他问起复电时，我只说：“法国政府准我暂时逗留于天津，要我先得到北京政府内阁想法的明证。”我对这番言辞很得意。因为李鸿章讲，近日来，欧洲方面来的消息称有可能议和。秘密的上谕就是要他搞清楚法国对恢复和平可能提的条件。如真像传说的那样，就可以进行谈判。又称准许他认为，如有必要，将我挽留在天津。我很信他这话，因为沈道台来看我以后，未立即请我去，我是于3日之后才接到邀请的。我有理由认为，在此期间总督将此事上报给北京了。

这次会见中，李大人反复地对我讲：“为使商谈达到圆满结果。绝对保密是首要条件。”他的意思是，要回避中间人物的参预。因在传达过程中，常有不是在这一方面，就是在那一方面扩大之弊。

他顺便谈到，他有一些理由相信赫德先生在北京插手商谈，无疑地赫德先生对总理衙门讲：“法国对和谈的要求是仅只批准《天津条约》

李大人说，这个条件比李凤葆公使所告诉的条件要缓和得多。他说：“总理衙门过于夸大了你们可能议和的意向，相信那些中间人讲的你们会很容易满足的话。但当法国政府一提出它的真正意向时，却又吃惊于其不像他们信任的外国人说的那样子。于是就产生误会，增加纠纷，使和议至少有限度地推迟。”

总督因此以为首先需确定和谈基础的准备会议的地点。“这些商谈需通过官方的中间人来进行。他们只管传达本国政府的宣言。正式谈判一开始，就不再信任任何人，因成功之机在于保守秘密。”

我也同意总督所讲的所应遵循之道。我相信现有必要表示不急，否则会被中国人误会的。相反地，我们继续不动声色，则在未来的演变中可能获益。例如在中日对解决朝鲜事件交涉中很可能产生一些事态使局势向朝我们有利方面转变。我们从而就可以提高要求。我想这样的事会发生的。一方面，总督对我说，中国将正式拒绝日本的要求。另一方面，现天津的日本公使夏本武扬说，日本政府决心于最短期间内达到要求，不容许中国人外交上的拖延。在台湾和东京的新胜利会增加我们成功的机会。据知情人讲，淡水的攻占将会在北京产生极重大的影响。

若法国政府接受总督的观点，决定在天津举行预备会议，如公使用我为中间人，则我要求给我一定的尺度，使我得以将在我们的条件提出时更易于为中国所接受。我会严格遵守公使给我的指示谨慎从事。

1885年3月14日

经公使寄去本月6日一次领事会议记录。会议的宗旨是审查账目。根据1882年条约，中国当局应于本年此时递交码头捐税收入拨归他们部份收用的账目供审核。

原本已同意于我离去之前参加讨论将来是否仍继续这1882年以来采取的码头捐税提成分配办法。不幸得很，英国领事未接到北京的指示，拒绝深入地审查目前事情的利弊。

对于天津法租界，维持目前的办法是很有必要的。因本租界之重要收入大部分有赖于它分得的那份码头捐税款项。英国领事与英租界人员极愿意恢复原先制度——由每个租界各自征收其堆在各自码头上的货物税款。不过，如不得海关之助，此捐税简单地说，就征收不了。因它是按关税比例征收的，故此有求于海关代征。如现在所实行的：给予中国当局码头费收入的一部份以酬答海关。如果原先那一种作法得势，那只有法国人的利益遭受损失。

我强烈抗议这无视以前都同意的约定。幸好得到其余领事中3人的支持，通过了将1882年4月19日的协议延长一年的决议。当然这尚有待于驻在北京的各公使的批准。我曾给俄国公使去信请他届时照顾此事。这和他的侨民在法租界内的几片土地也有关系。

1885年3月18日

北京日本公使夏本武扬上将于12日晨来天津，当天去拜访总督李鸿章。次日李大人回访。两次会晤都为时很长。我无从得知其谈话内容。我当即去访问夏本武扬公使。他说，直到目前他尚不知其政府的意图，只有待伊藤博文（Ito）先生到来之后才能知道呢。伊藤先生将领导即将开始的谈判。

“是否将在天津谈判？”我问日本公使。

他说：“现尚不能明确地回答你。李鸿章固然有钦差大臣的头衔。但我想伊藤先生是全权大使。他能否即与无明证获得中国政府授与同样权限的人谈判？我们明白在中国话里全权的意思。我认为伊藤先生不可能听任中国外交的迟缓方式。他一定不会拖到在中国呆三个星期到一个月。”

“你知道，日本的人民很激动。你可从我国刊载于报刊上的激烈文章得知。但日本政府比民意有节制，在采取决定之前，将先谋协商之途。”

当我告辞时，夏本武扬先生很亲切地向我出示一件他刚收到的电报称，法国人在基隆到淡水中途获大胜。

14日晚间，伊藤博文和西乡将军与很多随员抵达天津。次日西乡将军往访总督，他随团来华，无官衔。至于伊藤先生，无疑地认为有特使衔，不应首先拜访李大人。当确知李大人不会先来拜访他，他就让夏本武扬将军出面，邀请李大人于16日来参加宴会。总督大人不拒绝这个宴请，猜到了所藏的诡计，就先给主人送去一张名片：这说明他装做不知伊藤到津之事。

在客厅里，总督和他们谈论了电报、铁路等等。当日本官员问起禁止进口大米一事，总督称：“运河不能用以运米。只有平底船能在运河航行。可是缺少平底船。宴会过后，话锋转到重要事情上。伊藤先生似宣布了他携有一封他的皇帝陛下给中国皇帝陛下的一封信。他打算交给皇帝本人或皇太后。他另外似说了他们坚持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这个会谈为时短暂，日本使臣宣称了拟于次日去北京，总督似也未予挽留。

我于他们到后第三天即昨日，去拜访了伊藤先生与西乡先生等日本官员，随后立即接待了他们的回访。

全体日本使臣于今日去北京。根据我所听到的，日本人主要目的似是要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假使他们不怕俄国出头干涉的话，他们提的要求可能还会更高一些。当中国或日本在朝鲜太得势的话，俄国很可能要干涉的。

伊藤博文先生等人去北京，并不说明他拒绝在天津谈判。但他除了要中国皇帝接见外，无疑地他还想从总理衙门处弄清楚直隶总督到底得到了怎样程度的授权。

我会将所能搞到的即将举行的谈判有关情况报给公使大人。

1885年3月20日

昨天3月19日晚间，沈道台来访。他首先对我说，他受总督所请，询问我所等待的指示是否已经来了。后来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又发生了一件令人惋惜之事：曾纪泽大人打来电报称，法国政府委托财政部的一位官员问他关于中国政府的意向并对他说：“法国愿意在和缓的条件下谈判。”

沈道台强调这样的联系在北京产生很坏的印象。他表示惊异于法国政府的作法：在中国有官员很容易与中国当局联系，却偏要在欧洲使用这么多的中间人。他说：“总督对此很为不快，托我请你再给公使去电报，转请法国政府一定中止这类行动。”他甚至于想要茹费理总理正式宣布“除了法国在华的官员外，其他人的接头联系均应认为无效。”有了这样的声明，总督让总理衙门得知后，他就可以有效地在北京行事了。

我答称：我已就此问题给公使去过信，可不必再行强调了。上周已向公使申明总督和我都认为使用非官方中间人具有其危害性。但我也知道公使的意思。我想这次无需乎顺从李鸿章的意思。我等候着关于此事的指示。沈道台嘱我将有关曾大人的电报之事必须作为绝密情况看待。他说，直接给总理衙门发来的电文，总督可能不得而知，但是总督能够获得中国驻外公使给其政府的密电电码。

1885年3月21日

我给公使大人发去下列电报：

赫德爵士今天对我说，李鸿章总督即将交我一份文书。据要求，我应直接转往巴黎。我当电告公使该文书内容，并请示能否照办？

1885年3月22日

李鸿章总督适才交我一份文件。其内容如下：“阴历二月初六（3月22日）转给领事林椿先生一封总理衙门二月初五（3月21日）的密信。海关监督赫德先生拟了一份三条和谈的方案，经他用电报发到法国外交部。电文系由海关关长金登干（Campbell）代签发的。该方案已经由我们于正月初二（2月16日）上报皇帝。之后得到上谕称“可照办”。此外我们于今日奏准了由各港监督李鸿章大人保证该文件的真实性并将其交付给林椿领事转报请法国外交采取决定。”

1885年3月23日

前者，赫德爵士给我一信，谓所述的重要文件将由李鸿章总督交来。昨天李大人邀我去他衙门，交我那份我已将其内容报过公使的文件。现再报去一份抄件。如此，就不怕原件有丢失之虞。

该文件是写在活页的红格纸上。而总督对我宣称其是完全出之于他本人手笔。他当我面在最后一字上加盖其本人印章并要求我对此事绝对保守秘密。我须亲自，不经我秘书之助翻译此文件。该件文理较深。我想译文要点为：上谕批准赫德爵士向法国总理接洽行动事是正确无误的。我对秘信的文句有些犹豫。该句据我想，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总督说，我收到总理衙门一封秘信，据该信称……另一解释为，总理衙门给赫德爵士写了一封秘信，通知他……我曾向总督请求解释。但他极愿我赶快地传达走，就匆匆忙忙地讲了一下，以至于我未抓住其意思。

赫德爵士要求我与总督会晤后立即给法国总理去电报。我因不曾接到公使或茹费理总理的任何指示，故我将所有给我的文书仍继续送交公使转达。这点曾得到公使复电的确认。面临赫德爵士信文不清楚的词句，我认为有必要请公使知晓以免除我的责任。

1885年3月23日晚

收到公使3月18日密信。感谢公使将法国政府所采取的新决议见告。

我曾多次在函电中对公使谈过我们攻取淡水的好处。自我们于10月份在该地遭受挫折以来，我可看出中国对是否掌握该地极为重视。我们在台湾之沉寂不活动被他们认为是软弱无力的明证。

总督、德璀琳、沈道台等人没有一次不问我，为何我们还没有开始对淡水的攻势？特别是沈道台和德璀琳一再对我述说，我们如占领该港，可促使中国政府对我们抵抗的结果。德璀琳先生也是怕出现这个局面而想令他们接受我们10月份的建议。

但现在，我们不仅于不攻取淡水，更还要撤出基隆。不客气地讲，这样的决定如在当前的谈判终结前实施，那将绝对地会影响其圆满成功的。相反，如把我们的力量集中起来，一举夺取了淡水，我想如果我们得不到一笔赔偿——似乎我们已经不想索要赔偿，我们至少可以有一片土地为保证，担保中国政府忠实地执行所承诺的事项。

我认为此时此刻结束对中国的事件最为有利：日本人给总理衙门找麻烦。俄国人清楚地表明意向称，朝鲜事件如采取什么决定的话须先得到他们的认可。

总督未向我作任何建议。昨天他提交给我和赫德先生有关的文件时面带笑容，他肯定因近期内会赢得和平而非常高兴。他正在等待着被委派最后解决事端而踌躇满志。

茹费理总理下台了，是他特意派我来此地的，那时我也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遇。但8个月以来，我真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要为法兰西共和国谋利益，却落到了两手空空，毫无所得，连参加和议的份儿都没有！我懊恼至极。我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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